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不过洋务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以下就是小编给你做的整理，希望对你有用。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必定会走上失败.

洋务运动爆发的原因：

国内背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痛定思痛，意欲图强。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的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

国际背景

从十三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至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

洋务运动的特征：

数字上的强大国家

清政府内的洋务派为达到“自强”目的，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方案。尽管由于旧体制的掣肘，以及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只有一小部分改革措施能够落实。“洋务”和“自强”也逐渐从一个为富国强兵而呐喊的呼吁，蜕变为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但无论如何，“洋务运动”的成绩毋庸置疑：经过三十年洋跃进，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亚洲第一”，诸省竞相修路开矿建厂，地方暴乱也悉数被轻易镇压，天朝的江山看上去稳固了不少。

以富国强兵为中心

虽然遭受着“以夷变夏”的谴责，但面对亡国危险，改革派几乎别无选择。更何况，他们还从几千年的中国史中找到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时至今日仍被引用：“天下无敌”的西洋火器，其实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洋人只不过加以改进，以致“奇巧百出”。尽管对西方文明是持如此认识，改革派的改革宗旨依然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在之后数十年里，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基本路线不脱这一“富国强兵”的范围。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

但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坚持清朝政府领导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清政府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李鸿章特意向中央政府声明，在坚持政府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清朝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政府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清政府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清政府，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洋务运动产生的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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