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2016-11-02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不过洋务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以下就是小编给你做的整理,希望对你有用。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必定会走上失败.

洋务运动爆发的原因:

国内背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痛定思痛,意欲图强。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的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

国际背景

从十三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至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

洋务运动的特征:

数字上的强大国家

清政府内的洋务派为达到“自强”目的,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方案。尽管由于旧体制的掣肘,以及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只有一小部分改革措施能够落实。“洋务”和“自强”也逐渐从一个为富国强兵而呐喊的呼吁,蜕变为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借口。但无论如何,“洋务运动”的成绩毋庸置疑:经过三十年洋跃进,清朝陆军洋枪数量“甲乎天下”,海军位列“亚洲第一”,诸省竞相修路开矿建厂,地方暴乱也悉数被轻易镇压,天朝的江山看上去稳固了不少。

以富国强兵为中心

虽然遭受着“以夷变夏”的谴责,但面对亡国危险,改革派几乎别无选择。更何况,他们还从几千年的中国史中找到了不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其中最有名的一条时至今日仍被引用:“天下无敌”的西洋火器,其实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洋人只不过加以改进,以致“奇巧百出”。尽管对西方文明是持如此认识,改革派的改革宗旨依然明确:“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在之后数十年里,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基本路线不脱这一“富国强兵”的范围。

坚持天朝上国地位

但和任何改革一样,洋务运动也有不容涉及的禁区。首先,即使是作为改革旗手的李鸿章,也不容人损害“天朝上国”的威严。当他被太平军的咄咄攻势逼入困境时,还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注明:“无论军事如何紧急,鸿章却未求他(洋人)出队帮助。”李鸿章的下属、洋枪队首领戈登的经历更能说明这一点:他在1864年就已注意到,尽管清朝军官们很欣赏西洋步兵阵列,“但认为他们的士兵未必会这种阵势”。其原因主要源自被总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中心主义,它始终坚持把可量化的物质因素和难以量化的精神文化因素相区别。用戈登的话来说,就是“承认我们(西方)的炮兵是优越的,但却认为他们(中国)的步兵要先进得多”——大炮差距来自于“物”,步兵差距则来自于“人”,“天朝子民”怎能认为自己不如洋人?同样基于这一认识,淮军军官们虽喜欢大炮,但反对学习炮兵操练——如果学了,那就不是“器不如人”,而是承认“技不如人”了。于是,对中国国情难以理解的戈登向李鸿章抱怨:您的手下连“喊口令”也不想学。

坚持清朝政府领导

除了要忍受这类抱怨以外,李鸿章对戈登很满意——这是个服从清政府领导的外国军事专家。李鸿章特意向中央政府声明,在坚持政府领导的前提下,“以洋御华”古已有之:唐朝就不乏“蛮夷名将”为天朝效忠的先例。戈登也投桃报李:他为了替清朝效忠,主动退出英军现役,担任了清军绿营总兵。与李鸿章并称的洋务领袖左宗棠,在坚持政府领导方面更有过之而不及:他麾下最善战的洋将德克碑为表示归心中国,甚至“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当然,在洋务运动中,中西关系也出现过不和谐的事件。在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李泰国-阿思本舰队)时,为了避免英国的控制,洋务派重臣文祥放出狠话——“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以外”,也不接受这一结果。果然,为避免领导权旁落,清政府解散了这支海军。这一举动不但导致数十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把中国海军的现代化进程推迟了十几年。对外从来优柔隐忍的清政府,为何有决心“壮士断腕”?按照恭亲王奕的说法,洋务运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方为妥善”。

洋务运动产生的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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