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字哲学论文范本
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800字哲学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800字哲学论文范本篇1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
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关于“修身”，《大学》指出：“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这里的“辟”即“偏颇”之意。由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偏颇和主观情感上的好恶，在“修身”之中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就容易流于偏颇。因此，“修身”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行为端正，真正以身作则，成为部属的表率。
关于“齐家”，《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9];“一家，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9]。此所谓“孝”“弟”“慈”乃立家之根本，能真正实践孝、弟、慈之道的人，才算真正懂得了“齐家”。而治国之道不过是齐家之道的延伸：事君需孝，事长需弟，使众需慈，如此而已。
关于“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9]。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发扬孔子一贯倡导的“忠恕之道”，自觉地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9],推己及人，以崇高的道德风范来影响、感召一般民众，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以上八个环节，层层紧扣，步步推进。但核心的环节是“修身”，是前提和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目的和归宿。《大学》一再强调：修身为本。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功夫的自然延伸和扩充。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思想品行端正了，自然可以做好民众的表率，把国家治理好。这种思想正好与《中庸》之道所主张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6]的精神完全一致。无怪乎台湾学者、着名中国管理哲学专家曾仕强先生认为：所谓《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国的管理哲学，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和《中庸》以其微言大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参考文献：
[1]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2] 论语[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3] 荀况.荀子[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4] 刘云柏.中国古代管理思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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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子思.中庸[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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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M]∥张立文.儒学精华：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800字哲学论文范本篇2
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大学生人格塑造的作用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的科学，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认知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及时化解动机冲突，引导大学生通过反思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不断调整和完善自我体验———培养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自我控制水平，在学习与生活中逐步形成健康完善的人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学生;人格;塑造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独特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典型心理品质[1]495。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目标就是塑造健全的人格，也即一种理想化人格，是各种良好人格特征在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这种人格的特点:能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活;有自知之明，能悦纳自己;正视并生活于现实;有目的性;富于创新和开拓精神等[2]。大学生正处于人格渐趋完善和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对成人人格的最后形成有着关键性的意义[3]。因此，把握这一关键时期，加强对大学生良好人格特征的培养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适用性的科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般原则[4]12，同时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也起着无法比拟的指导作用。基于此，本文旨在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学生人格塑造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高等院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大学生人格健康发展并推进高校的哲学教育工作提供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格倾向性具有导向作用人格由人格倾向性、人格心理特征和自我调节系统三部分组成，其中人格倾向性是决定个体对客观事物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的基本动力，也是一个人各种人格特征形成的动力，是人格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它包含世界观、需要和动机等，主要是在后天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些因素无疑具有正确的导向作用
(一)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总的或根本的看法。世界观一旦形成，就对人的活动产生支配作用，它与人生观、价值观密切相连，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道路，也直接体现着一个人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5]。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使大学生明辨是非。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把它渗透到各种素质的培养中，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提高政治素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政治方向作为自觉的意识和行为，还可以提升其人文素养，锤炼其道德品质，并有助于专业素质、创新素质和心理素质的提高，为大学生的人格塑造指引正确的方向，也能引导大学生找到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个人定位。
(二)引导大学生正确认知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之间的辩证关系
需要是人格形成的原动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和道德、理想、文化、友谊、爱情等精神生活条件，一个人如何看待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现实生活中无数的事例表明，只有物质需要的满足，没有精神需要上的满足，是无真正的幸福可言的，反之亦然。由此可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构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对此有理论上的清醒认知，在追求幸福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应注意平衡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二者之间的关系，将合理健康的物质需要与科学高尚的精神需要有机结合，这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三)引导大学生及时化解动机冲突
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个体进行活动，并导致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动力。动机与需要有关，但它是直接推动行为的力量[6]32。大学生正值青春时期，多元化的需要往往伴随着多种动机。当同时有几个性质、强度相似的动机存在，作用方向却不同，相互矛盾，使人难以取舍时，就产生了动机冲突[6]33。动机冲突好比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发严重的后果。据此，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分析法———这一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来对冲突进行化解，既要分清主次矛盾，也要分析矛盾的内因和外因[4]39。大学生在求学期间常常会遇到各种困扰与问题，因此，分清主次、考虑事情的轻重缓急是首要任务。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学会仔细区分主导动机和辅助动机[6]33，并把主要精力放在主导动机上，辅助动机可以暂时搁置一边或适当兼顾，这正是矛盾分析法中“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4]40。一如学业和爱情之间的冲突，学生应该认识到学习是主导动机，而对爱情的追求则是辅助动机，从而分清主次，正确指导和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有助于他们在人生的重大关头做出正确的抉择。此外，大学生还可以用内外因分析法对动机冲突进行分析。
对立统一规律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4]37。因而，当我们在分析事物矛盾时，应把立足点放在内因(内部动机)上，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外因(外部动机)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让他们认识到:个人的成长既有内在的又有外界的因素，内因第一位，所以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提高综合素质;同时也要善于抓住外部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促进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当然，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主次矛盾、内因外因有时也会发生位置转换。作为大学生也应清醒认识到:顺境中莫要得意忘形，逆境时也切勿悲观失望，要正视现实，化不利为有利，方能迎难而上，成为人生的赢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自我调节系统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自我调节系统即自我意识，是人格中的内控系统，由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控制三个子系统构成，这三个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对人格的各种成分进行调控，保持个体人格的完整、统一与和谐[1]498，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三个子系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指导大学生通过反思清晰地认识自我
自我认识是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包括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自我观察是指对自己的感知、思想和意向等方面的察觉;自我评价则是指对自己的想法、期望、行为及人格特征的判断与评估，这是自我调节的重要条件[1]498。大学生正处于精力旺盛时期，多有蓬勃向上、勇往直前的感性冲动，而少有反思的理性稳重，这是由人生的阶段性和一定的社会环境影响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具有反思功能，通过对大学生的哲学教育，可以引导他们形成哲学理性的反思，通过反思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了解自身的不足，明白自身的优势，具有自知之明，客观准确地定位自我，而不是盲目的自卑或自负，从而为人生的发展方向提供可靠的参照。此外，在自我认识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意识思维的分析总结，还要践行于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实践再来修正自我认识，循环往复，不断提高认识自己的能力[7]。
(二)指导大学生不断调整和完善自我体验
自我体验是伴随自我认识而产生的内心体验，是自我意识在情感上的表现[1]499。青年大学生的自我体验敏感而丰富，凡涉及“我”的事物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与“我”相关的事物也往往能诱发连锁反应。因此，他们尤为关注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关心别人对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受大学校园环境的影响与青春期生理、心理特点使然，大学生的自我体验波动性较大[7]，因而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去指导与调整。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许多基本原理可以为大学生的自我体验与自我成长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诸如，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内因与外因、量变与质变、矛盾的普遍性、认识与实践、现象与本质等等。这些理论均可以帮助大学生去不断地调整与完善自我体验的过程，使其更好地自我成长。
无论是一帆风顺抑或遭遇挫折、无论来自外部的评价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但凡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与哲学思维的养成，面对问题，他们都会去进行理性清醒的分析，积极寻找产生问题的内外因素，从而客观理智地看待问题，尽可能地避免情绪化。同时，作为自我体验的两个具体内容，自尊心与自信心的有无对于大学生的自我成长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建立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更需要他们从平时的点滴细节做起做好，从不断的进步和收获中巩固与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更好地悦纳自己，塑造良好的人格。
(三)促进大学生提高自我控制的水平
自我控制是自我意识在行为上的表现，属于对自我的意志控制，它体现了自我意识的能动性，是实现自我调控的最终环节。在培养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去积极引导大学生，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风险。否定之否定，意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诚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在前进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4]41。要发展就有阻碍、要进步就得付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可以帮助大学生更加坚定成功的意志，不断地超越自我，提高自我控制的水平，进而达到自我控制的自觉化或自动化，完善与丰富自我的人格。在诸多学科中，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借助其系统性、科学性、客观性和易掌握性等独特优势，春风化雨般地渗透到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各个环节当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不仅能科学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积极乐观地生活，坦然面对竞争、失败和各种压力，及时化解形形色色的心理挫折和困扰，较好地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还能有效帮助他们较快适应周边环境，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富于创新和开拓精神，从而在哲学教育的潜移默化中逐步形成健康完善的人格。人格的完善伴随着人一生的历程，而大学阶段无疑是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经历曲折的阶段，高校哲学教师和学生工作者应牢牢把握好这一关键的重要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进”工作，将哲学中一些抽象深奥的理论化为浅显易懂、易于操作的道理与原则，并将其渗透于我们日常的教学工作与学生的各项活动中，引导大学生努力塑造健康积极的人格，真正成长为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之材，为实现美丽中国梦而演绎精彩青春，奉献人生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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