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亲情的名家文章
亲情是雨，带走烦燥，留下轻凉;亲情是风，吹走忧愁，留下愉快;亲情是太阳，带走黑暗，留下光明......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关于亲情的名家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亲情的名家文章：回忆我的母亲(朱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祖籍〕祖先的籍贯。这是对现在的籍贯说的。广东韶关，客籍人〔客籍人〕一般指整村整族迁徙到一个地方定居的人。他们一般保持原籍的方言和一些生活习惯。客籍，是对原籍说的。在“湖广填四川〔湖广填四川〕明末清初，四川经过长久的战争，人口减少。后来就有湖北、湖南等省的很多居民搬到四川，所以说“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好劳动〕劳动的好手。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铜钱〕旧时通用的一种铜铸的钱，圆形，中有方孔。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中国标本式的农民〕最具有中国农民勤劳质朴等共同点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妯娌(zhóu lǐ)〕兄的妻子和弟的妻子的合称。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朴素的阶级意识〕劳动人民自发的同情本阶级和仇恨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周济〕给人物质帮助。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吃大户〕旧时农民遇到灾荒年头，无法生活，有时候成群结队到地主家里抢粮食吃。这是农民群众自发反抗地主的一种行动。大户，指地主家。”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1895)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连夜〕这里是“当夜”的意思。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为富不仁者〕有钱而心狠，残酷地剥削、压迫穷人的人。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了科举〔考了科举〕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顺庆〕顺庆府城，在现在四川南充。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护国军〕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他。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仪陇县〕这里指仪陇县城。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新军〕指1894年(甲午年)中日战争后清朝政府仿照西方国家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和同盟会〔同盟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简称。1905年孙中山领导组织的革命团体，当时会员遍布全国各地。。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1909)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1919)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大革命〕指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30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七年〕从抗日战争开始起的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昨年〕去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聊叙〕随便谈谈。聊，姑且、随便。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辍(chuò)〕停。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关于亲情的名家文章：关于父子(贾平凹)
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
一个儿子酷象他的父亲，做父亲的就要得意了。世上有了一个小小的自己的复制品，时时对着欣赏，如镜中的花水中的月，这无疑比仅仅是个儿子自豪得多。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一个朋友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忽一日早上又见着了他，忍不住就叫了他的名字，当然知道这是他的儿子，但能不由此而企羡起这一种生生不灭、永存于世的境界吗?
做父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像蛇脱皮一样的始终是自己，但儿子却相当多愿意像蝉蜕壳似的裂变。一个朋友给我说，他的儿子小时侯最高兴的是让他牵着逛大街，现在才读小学三年级，就不愿意同他一块出门了，因为嫌他胖得难看。
中国的传统里，有“严父慈母”之说，所以在初为人父时可以对任何事情宽容放任，对儿子却一派严厉，少言语，多板脸，动辄吼叫挥拳。我们在每个家庭都能听到对儿子以“匪”字来下评语和“小心剥了你的皮”的警告，他们常要把在外边的怄气回来发泄到儿子身上，如受了领导的压制，挨了同事的排挤，甚至丢了一串钥匙，输了一盘棋。儿子在那时没力气回打，又没多少词汇能骂，经济不独立，逃出家去更得饿死，除了承接打骂外唯独是哭，但常常又是不准哭，也就不敢再哭。偶尔对儿子亲热了，原因又多是自己有了什么喜事，要把一个喜事让儿子酝酿扩大成两个喜事。在整个的少年，儿子可以随便呼喊国家主席的小名，却不敢俏声说出父亲的大号的。我的邻居名叫“张有余”，他的儿子就从不说出“鱼”来，饭桌上的鱼就只好说吃“蛤蟆”，于是小儿骂仗，只要说出对方父亲的名字就算是恶毒的大骂了。可是每一个人的经验里，却都在记忆的深处牢记着一次父亲严打的历史，耿耿于怀，到晚年说出来仍愤愤不平。所以在乡下，甚至在眼下的城市，儿子很多都不愿同父亲呆在一起，他们往往是相对无言。我们总是发现父亲对儿子的评价不准，不是说儿子“呆”，就是说他“痴相”，以至儿子成就了事业或成了名人，他还是惊疑不信。
可以说，儿子与父亲的矛盾是从儿子一出世就有了，他首先使父亲的妻子的爱心转移，再就是向你讨吃讨喝以至意见相悖惹你生气，最后又亲手将父亲埋葬。古语讲，男当十二替父志，儿子从十二岁起父亲就慢慢衰退了，所以做父亲的从小严打儿子，这恐怕是冥冥之中的一种人之生命本源里的嫉妒意识。若以此推想，女人的伟大就在于从中调和父与子的矛盾了。世界上如果只有大男人和小男人，其实就是凶残的野兽，上帝将女人分为老女人和小女人派下来就是要掌管这些男人的。
只有在儿子开始做了父亲，这父亲才有觉悟对自己的父亲好起来，可以与父亲在一条凳子上坐下，可以跷二郎腿，共同地衔一枝烟吸，共同拔下巴上的胡须。但是，做父亲的已经丧失了一个男人在家中的真正权势后，对于儿子的能促膝相谈的态度却很有几分苦楚，或许明白这如同一个得胜的将军盛情款待一个败将只能显得人家宽大为怀一样，儿子的恭敬即使出自真诚，父亲在本能的潜意识了仍觉得这是一种耻辱，于是他开始钟爱起孙子了。这种转变皆是不经意的，不会被清醒察觉的。父亲钟爱起了孙子，便与孙子没有辈分，嬉闹无序，孙子可以嘲笑他的爱吃爆豆却没牙咬动的嘴，在厕所比试谁尿得远，自然是爷爷尿湿了鞋而被孙子拔一根胡子来惩罚了。他们同辈人在一块，如同婆婆门在一块数说儿媳一样述说儿子的不是，完全变成了长舌男，只有孙子来，最喜欢的也最能表现亲近的是动手去摸孙子的“小雀雀”。这似乎成了一种习惯，且不说这里边有多少人生的深沉的感慨、失望和向往，但现在一见孩子就要去摸简直是唯一的逗乐了。这样的场面，往往使做儿子的感到了悲凉，在孙子不成体统地与爷爷戏谑中就要打伐自己的儿子，但父亲却在这刻里凶如老狼，开始无以复加地骂儿子，把积聚于肚子里的所有的不满全要骂出来，真骂个天昏地暗。
但爷爷对孙子不论怎样地好，孙子都是不记恩的。孙子在初为人儿时实在也是贱物，他放着是爷爷的心肝不领情而偏要作父亲的扁桃体，于父亲是多余的一丸肉，又替父亲抵抗着身上的病毒。孙子没有一个永远记着他的爷爷的，由此，有人强调要生男孩能延续家脉的学说就值得可笑了。试问，谁能记得他的先人什么模样又叫什么名字呢，最了不得的是四世同堂能知道他的爷爷、老爷爷罢了，那么，既然后人连老爷爷都不知何人，那老爷爷的那一辈人一个有男孩传脉，一个没男孩传脉，价值不是一样的吗?话又说回来，要你传种接脉，你明白这其中的玄秘吗?这正如吃饭是繁重的活计，不但要吃，吃的要耕要种要收要磨，吃时要咬要嚼要消化要拉泄，要你完成这一系列任务，就生一个食之欲给你，生育是繁苦的劳作，要性交要怀胎要生产要养活，要你完成这一系列任务就生一个性之欲给你，原来上帝在造人时玩的是让人占小利吃大亏的伎俩!而生育比吃饭更繁重辛劳，故有了一种欲之快乐后还要再加一种不能断香火的意识，于是，人就这么傻乎乎地自得起乐地繁衍着。唉唉，这话让我该怎么说呀，还是只说关于父子的话吧。
我说，作为男人的一生，是儿子也是父亲。前半生儿子是父亲的影子，后半生父亲是儿子的影子。前半生儿子对父亲不满，后半生父亲对儿子不满，这如婆婆和媳妇的关系，一代一代的媳妇都在埋怨婆婆，你也是媳妇你也是婆婆你埋怨你自己。我有时想，为什么上帝不让父亲永远是父亲，儿子永远是儿子，人数永远是固定着，儿子那就甘为人儿地永远安分了呢?但上帝偏不这样，一定是认为这样一直不死的下去虽父子没了矛盾而父与父的矛盾就又太多了。所以要重换一层人，可是人换一层还是不好，又换，就反反复复换了下去。那么，换来换去还是这些人了!可不是吗，如果不停地生人死人，人死后据说灵魂又不灭，那这个世界里到处该是幽魂，我们抬脚动手就要碰撞他们或者他们碰撞了我们。不是的，决不是这样的，一定还是那些有数的人在换着而重新排列罢了。记得有一个理论是说世上的有些东西并不存在着什么优劣，而质量的秘诀全在于秩序排列，石墨和金刚石其构成的分子相同，而排列的秩序不一，质量截然两样。聪明人和蠢笨人之所以聪明蠢笨也在于细胞排列的秩序不同。哦，不是有许多英雄和盗匪在被枪杀时大叫“二十年又一个×××吗”?着英雄和盗匪可能是看透了人的玄机的。所以我认为一代一代的人是上帝在一次次重新排列了推倒世界上来的，如果认为那怎么现在比过去人多，也一定是仅仅将原有的人分劈开来，各占性格的一个侧面一个特点罢了，那么你曾经是我的父亲，我的儿子何尝又不会是你，父亲和儿子原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明白了这一点多好呀，现时为人父的你还能再专制你的儿子吗?现时为人儿的你还能再怨恨现时你的父亲吗?不，不，还是这一世人民主、和平、仁爱地活着为好，好!
关于亲情的名家文章：秋天的怀念(史铁生)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躁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地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母亲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
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