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散文作品

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神形俱见，非偶然可得也;下面是有迟子建散文作品，欢迎参阅。

迟子建散文作品：对方方的一次写生

第一次见方方，是在1985年的青创会上。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经人介绍相识，记得方方穿一件鲜艳的毛衣，背着个精致的黑皮包，齐肩的头发微微鬈曲，她笑吟吟转身的一刻让人觉得格外明媚。在此之前，我只是从作品中认识方方。

这之后的十年中，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因为彼此实在是不熟，从来没有交谈过。只是不断见方方的作品四处开花，朵朵灿烂。方方红透了大江南北。

1995年，“红罂粟”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主办者在会议之后组织到驼梁和五台山游玩。由于我和方方年龄相仿，我们自然同住一屋，这样便有充裕的时间聊天。我总以为，人和人的沟通，聊天是最好的方式，轻松、自由、随意，这时很容易就能认识一个人。与方方住在一起，聊天其乐无穷。她开朗、大度，与我一样贪玩，且也是口无遮拦，笑起来像东北姑娘一样不秀气，张着嘴，哈哈哈的，哈哈得脸上的红晕像朝霞一般艳丽描绘方方，必须用一个最俗气的比喻，好让她能找到一点笑料。几天疯玩下来，彼此“没有理由不成朋友”方方语。从这以后，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会兴高采烈去赴会，为的是能和方方胡侃一通。方方说话机智、幽默，有一次与她住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住在一楼，夜间老有老鼠出没。我这个人贪吃，零食不离身，因而老鼠在我的床的这一侧闹得凶。偏偏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鼠的人。上高中二年级时，有一日清晨起床，我叠被子时发现一只老鼠在我被窝里，它已经死了，想必是深夜蹿上我的板铺，溜进我被窝后被我翻身给压死的。这段经历每次重温都令我毛骨悚然。为了求得方方的同情，我把这经历对她讲了，希望与她调换床位，不料方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都压死过一次老鼠了，再压一次就是了。”坚决不与我调换床位。

方方衣着随意，与她自然洒脱的气质极为吻合。她爱睡懒觉，上午十点若给她打电话，她准会恹恹无力地责备你扰了她的美梦。而午夜十一时以后，只要我的电话叫了起来，很可能就是方方，这时候的她声音宏亮，就像清晨刚起床似的精力充沛。我想她那洋洋洒洒的文字，多半是在更深人静之时完成的。

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论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我虽只读了部分章节，已经嗅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具有风范意味的文学表达气息。

方方有些“洁癖”，与她同屋住，我不敢随意去她的床上坐，怕她“训斥”。所以她说她家并不很整洁时，我一直不太相信。方方具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方方喜欢吃三文鱼，喜欢喝茶，也爱吃辣椒，但脾气不“辣”，很宽厚温和。与她交往，不必担心哪一句话会刺伤了她，你会觉得很放松和自由。

方方很能干，写作、带孩子、做家务、外出开会、办《今日名流》。她常常头疼，我说她是太累的缘故。她有个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每次外出回武汉，总不忘给毛妹带回一堆吃的东西。一旦讲起毛妹，方方便满面幸福。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陽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闪烁的时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种不为朋友所知的情怀，也会有忧伤和惆怅，也会有隐隐的孤独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格，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方方如今住在一套舒适的住房里。据说楼下有个小花园，栽种了一些桃树和花草。我想黄昏时方方若是放一张藤椅在小花园里，一边饮茶，一边看落日，一边听花园虫子的鸣叫，一定非常惬意。

迟子建散文作品：青春如歌的正午

陈生坐在木墩上，垂着倭瓜似的扁圆的头，十分卖力地编着缝纫机。由于编得不顺利，他先是骂手中柔韧的青草是毒蛇变的，然后又骂正午的陽光像把钢针一样把他的头给扎疼了。后来有只蜜蜂落在他的肩膀上，他就歪过头觑着眼对蜜蜂说：“你蜇呀，蜇完我你也就小命没了。我又不是花，满身的盐气，弄得你死时连点甜头也尝不着，你要是觉着合算，就蜇呀?”

蜜蜂大约意识到不合算，虽然陈生蓄意挑衅，它还是识时务地飞走了。这时王来喜慌慌张张地走进陈生的院子，对他说：“陈生，求你个事，把我家的马给杀了吧。”

陈生抬头问：“那马怎么了?”

“它淌眼泪。”王来喜顿了顿手，说，“都淌了三天了。”

“它吃草么?”陈生问。

“吃。”王来喜说。

陈生又问：“拉屎么?”

“拉。”

“那它知道睡觉么?”陈生再问。

王来喜点了一下头。

“它能吃能拉又能睡，杀它做什么?”陈生坚决地说，“我不干。”

“它淌眼泪，都淌了三天了。”王来喜说，“杀完马，我送你一双大头鞋，半新的呢。我知道咱俩的脚是穿一路鞋的，正合适。你去年冬天穿的那双鞋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