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引领军民融合的发展
“四个全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则是这一总方略在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关系上的战略展开。在当代中国，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我们强国兴军、聚合国力的关键所在。
从“四个全面”高度认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习主席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深谋远虑和战略运筹，需要我们从多维视角进行深刻领悟和思考。
完善大国战略体系的重要布局。在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如何统筹安全与发展，是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当今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综合国力处于快速上升期。我们既要维持经济发展强势，又要保持军事发展强势，倘若处理不好“大炮和黄油”的关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甚至导致国家崛起进程受阻。因此，在大国发展战略中把握好安全与发展的“黄金分割点”，破解“资源统筹”困境，关乎国家发展的前途命运。基于此，习主席强调要更加注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并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中国现代化战略体系，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运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涵盖发展、改革、法治、党建，通贯内政、外交、国防，涉及现代国家治理的各主要领域，蕴含着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内在要求。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国防已经成为一个科技高度密集、知识高度密集、资源高度密集并与社会高度融合的复杂巨系统。如何管理国防事业、如何治理军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治国能力的重要体现和显著标志。长期以来，我国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不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今天，尽管我国国家实力日益增强，物质技术资源极大丰富，但如果不能有效破解军民分离二元结构，不能实现军民之间“车同轨、书同文”，未来一旦遭遇战事，国家能力仍是“一麻袋土豆”，很难快速聚合资源形成有效战争能力。在国家、国防和军队管理日趋复杂的今天，只有把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才能更好地凝聚国家力量，形成中央、地方、军队、企业、社会等各方协同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格局，加快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重大举措。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主要国家纷纷加强战略部署，以在新一轮创新变革浪潮中抢占先机。美国高调推出“国防创新倡议”和“第三次对消战略”，企图先于竞争对手发现和掌握先进技术，并将其快速应用到军事领域，以确保其始终处于军事主导地位。俄罗斯专门成立国家创新支持机构——国防先期研究基金会，大力支持和激发颠覆性创新。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世界军事大国围绕军民融合创新展开的激烈竞争，实质是对未来20到30年综合国力竞争和军事发展主导权的争夺，其背后是理念的交锋、体制的竞赛，比拼的是看谁的体制和政策更具适应性、更具变革能力、更能够凝聚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力量，支撑和孵化引领未来发展潮流的颠覆性创新。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才能大规模收取融合红利，争取主动、赢得未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深厚根基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战略目标的引领地位，既为军民深度融合厚植生产力根基，又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契机，夯实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根基。经济社会母体始终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厚根基，只有厚植根基，才能凝聚强大战力。上世纪60年代，面对“要吃饭还是要原子弹”的艰难抉择，张爱萍将军经深入调研后提出，“原子弹工程，看起来盘子很大，但实际上很多东西都蕴含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之中”。在当时国民经济基础异常薄弱的条件下，我们正是通过全国性的大协作、大会战，把蕴含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潜力充分调动和挖掘出来，形成了强大的攻关突破力量。今天，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如何深度挖掘潜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仍是一个难解的时代命题。通过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使国防和军队建设真正跳出自成体系、自我发展、自我保障的传统模式，深深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的分工体系，从经济社会母体中源源不断汲取最先进的技术、人才、服务，锻造出信息化战争所需要的军事体系能力。
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引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的重要任务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通过“军”与“民”的系列对接，走出一条统筹安全与发展的新路子。主动对接新常态下经济增速转入中高速增长，用军民融合方式统筹存量与增量两种资源，充分利用财政和金融两种渠道，缓解日趋突出的军事财政收支矛盾，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主动对接国家“十三五”规划，继续布局一批军民融合重大建设项目，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收到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固安全等多重效果;主动对接“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融合模式创新，加快建设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军民融合信息服务平台、供需对接平台、协同创新平台;主动对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发掘具有重大潜在军民通用价值的前沿创新项目，形成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的军民融合优势技术产业集群;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开启军民融合向国内全域覆盖、向境外战略利益攸关区延伸的新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动力源泉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我们党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和关键一招，也是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国军民融合已进入破除主要障碍的攻坚期和破解深层矛盾的关键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深”，其要义在于通过深度融合在两大建设之间建立一个开放系统，使军地优质资源能够进入彼此体系内部，最终收到“融入体系、改造体系、重塑体系、催生新型能力”的功效。
强化顶层体制统筹，破解军民二元分离结构。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一直实行党政军一体、平战一体的国防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聚焦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职能更多由军队代行，逐渐形成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自运行的“二元体制结构”。国家对一些跨军地、跨领域、跨系统的军民融合重大事项缺乏统筹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军地分割导致利益板块化，严重阻碍着军民深度融合。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按照《宪法》《国防法》的基本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构建党中央统一领导和决策、军政分工清晰的军民融合领导管理体制。
深化需求端改革，促进军民双向深度互动。目前，某些领域的军民融合之所以难以深入，一个重要缘由是融合需求改革滞后，需求不开放、需求牵引不力等问题突出。比如，鼓励优势民营企业参加国防建设的现有举措，多从供给端发力，需求端松动不大，由此形成民参军“集结号”不停吹响，但参军难的“山头”却久攻不下。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扩大需求信息发布范围、公开招标采购，加强供求对接，打通军事需求——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通道，缩短需求传导链条。同时，坚决打破军事采购市场垄断。今天，如果我们不能消除军事采购市场的垄断，军民融合发展的动力就会逐渐衰竭。通过军事采购体制等改革，建立起面向国家大工业基础和各类民口高技术企业的开放型军事采购市场体系。
全面依法治国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依托。
依法融合是现代制度运行的内在要求。对于军民融合而言，交易成本高低决定着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当市场的交易成本比较高时，国防和军队系统倾向于自我保障、自我服务;当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时，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国防和军队部门就会把那些不具比较优势的服务和职能交由市场和社会来完成，使自身聚焦于更具有比较优势的核心军事职能。法治的功效，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在我国现实中，军民融合有时还要靠感情来维系，靠政治来推动，这恰恰是交易成本比较高的反映。军民融合发展从初步融合进入深度融合阶段，能不能以法治来消解融合成本，直接关乎融合的前途命运。
当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规范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综合性法规，现有法律法规的有些条款也已经不适应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要求，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也不够刚性化，对军民融合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军民融合发展，需要加快军民融合综合立法进程，逐步构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依法规范军民融合的组织领导、运行机制、责任义务、配套保障，使军民融合发展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全面从严治党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既是严肃党纪党规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统筹协调力、提升执政党治国理政能力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严治党能够产生强大的军民融合力。
党兴则民族兴，党强则国家强。全面从严治党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进程中承担着艰巨的历史重任。我国军民融合正处于加强统筹力、整合力、协调力的关键时期。军民融合发展涉及陆海空军和各兵种、国防科技工业系统、科研院所和高校系统、国民经济各部门等，主体之多、领域之广前所未有。这些主体分属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各有其资源、利益、人事、产权。在这种多元格局中，能否实现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转变，关键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只有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健全党的肌体，切实增强党在新形势下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才能确保党对军民融合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以坚强的国家意志破除军民分离的体制掣肘，军民融合航船才能驶向深度融合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