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论文
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论文如下：
日据时期，台湾曾有大批学生赴日留学。从1906-1942年，其总数达到57926人，如再加上抗战后期留学人数，总数达六七万人之多，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观的留日学生群体。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台湾留日教育。然分析既往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尚未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状况;日本学人虽有所涉及，却仅限于抗日战争以前，对于战后国共两党对台籍留日学生的态度和政策，亦多语焉不详。
台湾留日教育史料主要集中在日本和台湾。
最具代表者，例如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编纂的《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共36卷)，详细记录了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1904-1937)台湾留日教育情况;台湾总督府内务局发行《台湾学事一览》(共17卷)，载录1925-1941年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整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以及台湾教育会编纂《台湾教育沿革志》，记录有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刊行的《台湾一年来之教育》，载有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接管政策;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日本事务》共2卷，该书根据台湾国史馆典藏之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各留学国事务档》中有关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日本事务之史料汇编而成。此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亦藏有部分台湾留学教育之档案。本文拟就以上史料，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情况，比较分析战后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梳理台湾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
一、日据时期台湾的留日学生群体
台湾学生赴日留学肇始于日本割据台湾之际。1895年11月，台湾总督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将台湾子弟柯秋洁、朱俊英二人带至日本，并在教育上投入相当大之心力。[2](P394)早期台湾留日学生仅为少数，且以富家子弟为主，多由日本师长、官员推荐，并寄宿于师长安排的名士家中。岛上地主、资本家、士绅阶层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有力协力者，故日本当局对其子弟留学实行怀柔和鼓励政策。掌管台湾留学事务之机构初为日本殖民统治机关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后改为文教局。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桂太郎集合台湾士绅、实业家、商人等各方名流，在东京创立台湾协会，旨在协助日本政府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与经营。1900年该组织开设台湾协会学校，1906年该协会改称东洋协会，所办学校亦改名为东洋协会专门学校(后改为拓殖大学)，开始招收、管理台湾留日学生。
此后，随着留学人数增加，台湾总督府加强了对台籍留日学生的管理。1907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留学生监督，并任命国语学校教授石田新太郎为留日学生监督，主要负责："1.监督、指导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2.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留学生聚会;3.每三个月就全体留学生修学状况、性行、成绩、将来就业之希望等方面提出意见和报告书;4.办理其他留学生监督认为有必要之事项;5.关于留学生监督指导方，谋求加强与东洋协会及其附属学校之联络;6.东京以外各府县留学生监督事宜，委托地方长官办理。"
1911年，日本文部省颁发《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主要适用于朝鲜人、台湾人之留学。其中规定，"1.留学生须经由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及留学生监督许可后入学;2.公私立学校留学生入学、升学、卒业、变更学科、转学、退学时，东京留学生须通知留学生监督，其他地方留学生则通知地方长官;3.留学生有失体面和其他不良行为时，违反留学学校规则和不服从监督官厅之命令时，成绩不良而修学无果时，其他认为留学生应具备特别必要之行为时，应通知留学生监督及地方长官".
因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尤其东京的留学生日益增多，1912年台湾当局委托东洋协会在其附属专门学校内设置留学生寄宿舍，并定名为高砂寮。此后高砂寮成为台湾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甚至被誉为台湾文化运动之摇篮。高砂寮表面上方便了台湾学生寄宿，实则起着监视、规训台湾学生之作用。1914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总督府外国留学生规程》，由台湾总督府挑选高等以上学校教员赴欧美留学，专门从事学术、技艺研究。
然此种留学生基本选自岛上日本人。从1924-1937年，台湾总督府先后派遣110名专门研究人员赴海外深造，台湾本岛人仅有林茂生和杜聪明2人。[7](P22)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赴日留学乃为台湾人深造的主要途径。台湾留日教育管理日臻完善、留学风气渐开以后，远赴日本留学的台籍学生不断增多。1906年仅为36人，1911年增至176人，1926年升至886人，至1937年达到2812人。以下列出1910-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详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从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除个别年份外，台湾留日学生数总体处于不断增长态势。明治末期台湾留日生人数尽管逐年上升，但总体人数偏少，增长并不明显。及至大正时期台湾留日人数增长迅猛，至大正末期增长近4倍。
昭和时期，台湾留日学生日趋增多，至1935年已超越2000人，形成一个较为可观的留学生群体。然而，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台湾留日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特点。明治末期，台湾留日学生不仅人数较少，而且教育程度偏低，此期留学生教育程度以初、中等教育为主，其次为实业教育和专门教育，高等教育几乎处于空白。例如1911年留日学生总数为176人，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117人，占总数的66.5%;选择实业学校者32人，占总数的18.2%;选择专门学校者18人，占总数的10.3%;剩余为几乎没有进入高等学校或大学深造者。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学生最多，共计66人，其后依次为台南、嘉义、台北等地，其他地区仅有个别留学生。
大正时期，留日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教育水平有所上升。以1926年为例，留日学生总计886人，较1911年增长了5倍;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271人，占总数的30.6%;进入特殊学校者165人，占总数的18.6%;接受专门教育者153人，占总数的17.3%;高等学校以上者(含大学)146人，占总数的16.5%,教育水平较明治末期有明显上升。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有女子留日学生26人，尽管人数不多，却推动了台湾女子留学风潮。从该年度留学生出身地看，仍为台中人数最多，共计326人，台南、台北、高雄、新竹等地次之，其他地区甚少。从留学地看，留学东京者最多，共计660人，占总数的74.5%,其后为京都等地。分析此期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生所习科目，医学、法学、经济较其他学科更受青睐。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继续攀升，其数量远超明治、大正时期。以1932年为例，留日学生总数为1627人，较1926年增长近1倍。
从留学生性别看，男生1507人，女生120人，女生人数较此前有较大增幅。从教育程度看，初、中等教育程度者620人，占总数的38.1%;接受专门教育者330人，占总数的20.3%;高等学校及大学以上者308人，占总数的18.9%.
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最多，共551人，台南次之，共463人，高雄处第三位，共252人，其他地区相对较少。从留学地看，东京人数最多，达到1284人，接近总数的80%.此期大学、专门学校在学者合计514人，其中医科留学生最多，共计261人，超总数之一半，医科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据台湾医学留日生郭维租分析，"在台湾人士的观念认为医生职业安全，收入不错，社会地位也颇受尊敬，有铁饭碗的说法。富家小姐喜欢嫁给医生，也是社会不争的事实".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中关于台湾留日学生统计是目前较为详尽、精确的统计，全面调查了明治末期、大正时期、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然该统计亦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譬如，表1没有统计1934-1937年初等学校及其他学校留学人数，导致此期留学生总数有所出入。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1935年总数为2773人、1936年为3325人、1937年为3891人，而《学事年报》统计则分别为2185人、2357人、2812人，两者对比差距明显。此外，表1未能统计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人数，抗战全面爆发后台湾仍有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且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依据《台湾学事一览》统计，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总计2812人，1938年4023人、1939年5407人、1940年6015人、1941年6676人，"至1942年达7091人，1943年以后无正确统计，日本投降后估计留日台籍学生，尚有五千人".此时台湾留日学生人数已远超大陆的日伪政权派遣数，比如1942年伪满政府派遣留日学生总数为1220人，汪伪政府及其他伪政权派遣总数为1341人，而台湾派遣总数达7091人，二者相去甚远。战时台湾留日教育程度亦明显上升，专门学校留学生人数最多，中等学校留学人数降为其次，高等学校及大学留学人数较战前亦有较大增幅。
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并赶超大陆留日学生人数，其原因如下。
其一，日据台湾初期，岛上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台湾学生由是转赴日本求学。"岛内除了比中学校、女学校程度稍低的高等普通学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外，仅有一所专科---台北医学校而已，而且其收容学生数亦有限，所以热心于子弟教育的岛内资产家，甚至把刚到达学龄的子弟也派到日本留学".
其二，大正以后，日本学校逐渐转变对台湾学生的歧视和限制，转而吸引和诱导台湾学生，以便更好地对其实行殖民奴化教育，由此扩大了对台籍学生的招生规模和人数。
其三，赴日留学便捷、费省。日本占据台湾后，强化了对台控制与经营，日台之间往来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抗战以后，"内地及欧美各国，均以路阻，可通者，日本一处耳"."且在经济方面，即较诸就地所费亦轻微，此实系留日之一大主因也".职是之故，一个人数不菲的留日学生群体形成。台湾学生赴日留学风潮直至日本战败后开始消退。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其留日学生，台湾留日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光复初期台湾的留日教育
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曾提议，"实科以外学生，不妨一律资遣回国;实科学生成绩优秀者，似可留待毕业;资遣回国学生，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之补习教育，然后分别准其进入相当学级;台湾学生大抵须有较长期间补习国语之机会，不然实与日本学生无大分别".国民政府为便于管理，开始强制疏散、召回大批留日学生，至1946年5月台籍留日学生仅剩765人，1947年2月减至601人。
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制定《台湾省留日学生处理办法》，规定：
1.凡本省留日学生，除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继续留日肄业者外，其余均以全部返台为原则;
2.志愿继续留日肄业之专科以上理、工、农、医各科学生，由本省行政长官公署(简称本署)函请东京盟军总部代办调查登记，并通知汇款接济手续，如学生人数多，由本署派专员一人驻日，负管理及联络之责;
3.前条留日学生，由本署印制留日学生登记证，送请盟军总部代发照填，已设驻日专员时，交该专员分发照填，前项登记格式另定之;
4.本办法自呈奉行行政长官核准后，函请美军驻台联络组转东京盟军总部查照施行。
对于返台之留日学生，教育处颁布《台湾省留日返省学生处理办法》，主要规定：返台学生须提交在学证明书、成绩证明书、身体检查书及二寸半身相片二张等材料，在台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申请登记;继由该处组织留日返台学生审查委员会办理审查，经审查合格者，分发于台湾同等学校、适当年级;对于转学者，其应转入国立台湾大学者由该处造具名册，函请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医科和其他理、工、农各预科学生，无省立相当学校分发时，亦由本处函请台湾大学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实科学生，如本省各学校未设立同类科系者，得斟酌情形，准予转入类似之科系;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私费赴大陆各院校肄业者，由本处负责保送或介绍，并予以交通上之便利;本办法并适用于前日本文部省各"委托生".
为办理返台学生审查登记事宜，台湾教育处专门成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主要负责"留日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留学其他各处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各借读生(委托生)之审查及转学事宜;其他与返省学生及借读生学历审查及转学有关事宜".[19](P475)委员选自国立台湾大学教授、中学以上学校校长、教育处高级职员。至1946年8月，台湾教育处共分发1434名留日学生，其中以专科以上学校最多，各生所习科系以医科为最多，至法商各科各校，无适当科系可以转学者，则由省立法商学院开设政治经济特别班予以收容。以后留日返台之学生，也已由省教育处函请台湾大学并通令各学校予以收容，不再由台省教育处统筹分发。与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陆组织的留日学生甄审相比，台湾审查办法比较简单，主要目的在于将留日返台学生分发岛内或大陆学校，以便继续完成学业，似无思想甄别色彩。
其时返台留日学生人数众多，台湾仅有的教学资源难以完全满足其续学要求。台湾当局遂决定考选公、自费生转赴大陆就学，其中包括部分留日学生。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台湾省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和《台湾省自费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办法》。前者规定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大陆)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1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林科为35%;考选生应为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录取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送请教育部免试分发内地大学肄业;其赴校旅费及在校一切费用概由本署供给，如中途退学或被学校开除者须偿还所领费用，毕业后本署得视本省人才需要情形令其返省服务。
后者规定，保送自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3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医科为35%;保送生能直接听国语讲授、经考选委员会考试及格者，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获得保送资格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请教育部依其志愿免试分发各校肄业;其在校一切费用须自理，但家庭清寒或成绩优良者如学校设有免费或公费待遇得予优先核给。台湾教育处还设置考选委员会，负责考选公费生、自费生之招考命题、阅卷、录取、公费核配和其他有关事项。此种政策，解决了部分台湾学生续学要求，亦促使台胞认识祖国，增进台省与大陆各省的文化交流。
战后台湾留日学生救济问题亦为紧急要务。二战末期，日本被美军封锁，几乎断绝与大陆、台湾的交通和邮政。日本战败后留学生通汇中断，被迫过着"靠变卖度日"的生活，大多不能缴纳学费而不能升级，可谓陷入窘境。留日学生起初向日本外务省交涉，最后日方允诺对非日政府给费之大学以上官公私费生，每人每月补给200元，高等专门以上者补给180元;官费生之受补助费者，除日本原有负担部分外，对大学生学费补足成200元，高专生补足成180元。1945年秋季后，日本物价飞涨，翌年1月，留日学生复向日方作第二次交涉，结果不论官公私费，不分大学、高专，每人每月改给500元，由外务省补给，台籍学生每人每月补给150元，由厚生省实施补给。[18](P8)除此学费补给外，日本政府遵照盟军最高司令部指示，对留日学生、旅日华侨实行粮食配给制，分发少量粮食和生活用品。
1949年5月，日本政府开始核减预算，取消留日学生各项补给，甚而有收回留学生寄宿舍之议，致使留日学生再度濒临绝境。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为拉拢、蛊惑留日学生，防其思想左倾倒向中共方面，始而考虑救助留日学生。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行《救济留日学生办法》，包括《清苦学生紧急救济办法》和《资助优良学生完成毕业办法》两项。前项办法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处境确实困难者、有疾病者，计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后项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品学兼优而经济困难者，资助学生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资助经费由日本归还中国物资鸦片21.14吨、吗啡214620公斤之售值拨充。
是年11月，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又制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管理及支付办法》，规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由留日学生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辅委会)委交本团会计室另立账目，存放东京中国银行，设立团长及会计专员共同印鉴;补助金之收入，由辅委会备具收据交与付款机关或人员，并通知会计室编制收入传票收款;每月补助之学生人数及款数，由辅委会先造具学生补助金额名册，呈经团长核准后，由补助金管理委员会送交会计室编制支付传票，由辅委会取款;学生补助金之发放，由辅委会办理，并应取具领款人签名或盖章之收据或名册存辅委会备核;补助金由美金兑换日金事务，有后勤处办理，并通知会计室入账".
依此办法，国民政府办理4个月，"计三十八年(1949)11月，补助218名，发放补助金806500日元;12月，补助299名，发放补助金1164000日元;三十九(1950)年1月，补助341人，发放补助金1456500日元;2月，补助394人，发放补助金1674000日元。又医学博士奖金10人，发放奖金50000日元".据国民党当局所制《留日学生补助金清册》，每名学生补给额度最高为9000日元，最低者3000日元。从补助生籍贯看，台籍学生最多，1949年11月份共补助131人、占总数的60.1%,12月份补助180人、占总数的60.2%,次年1月份补助198人、占总数的58.1%,2月份补助240人、占总数的60.9%.
然国民党此种补助附有鲜明政治色彩，领取补助者须进行严苛的思想言行考察。比如台籍留日生曾绍德、黄天恩、陈秋旻、陈文贵等人，因"思想不正确""言行激烈",未通过审查而被取消补助资格。1951年8月，台湾教育部又制定《教育部补助留日学生办法》，再度强化对留日学生的思想控制，规定补给生应为"留日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思想纯正，且学业成绩优良，平均在70分以上者，或家在匪区(解放区)，经济来源断绝，其学业成绩及格者".且规定"留日学生思想左倾，有不忠于政府之言行者;学业已告结束，或已超过规定肄业年限者;家在台湾，可获得接济者，概不予补助".[18](P459)事实上，真正愿意领取国民党补助者为数不多。据当时留日学生回忆，"凡要领取救济金的留学生要向蒋介石总统发誓表忠诚，并在誓约书上签名盖章……有部分学生把誓约书看作是小孩过家家似的，就当它作一纸空文书写给他们，继续领取救济金。大多数学生认为，将人民的金钱用作卑劣手段不但荒谬，况且要向蒋介石表示忠诚来领取救济金，太不值得而将誓约书撕毁，放弃领取救济金".
从这段回忆可窥见，其时大部分留日学生(包括台籍学生)对国民党政策产生怀疑甚至反感，更多学生转向"左倾""亲共".当时最大的留日学生组织---留日同学总会已为左派学生掌控，"我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原为左倾分子，驻日代表团未予承认，但为求控制该会起见，代表团曾暗中授意，受我方政府津贴之学生，策动另行选举。选举结果，左派学生陈秋旻166票战胜，亲政府学生孙德成145票落选".[18](P61)此外，尚有不少留日学生投身到共产党阵营，"据报我留日学生受匪党鼓励，参加毛匪帮在日外围组织'自然科学协会'
者日众。更有参加国际共党第五纵队，为核心之秘密组织。该项组织现由学生王振仁、关仁庆等所领导，直接受匪北平伪青年部长陈伯达之指挥，现已参加该项共匪组织之学生，为数将近一百七十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亦采取一些举措，加强对留日学生的关怀与支持。首先，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国民党当局曾记载，"查共匪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刘璋温，暗中与匪郭沫若，联络郭并密派吕源水、雷达德、关西虹等三人，在东京成立'抚恤委员会',并经于本年(1952)双十节前，分由印度支那银行、荷兰银行，汇交刘璋温共美金9881.42元……又双十节时，有赴广东之学生王广德等6名，亦领到补助费共日金23000元".据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统计，1952年9月人民政府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共计7900美元，11月汇寄2万美元救济金，12月汇寄127500港币，该年度汇寄救济金总额为5万美元，资助人数达560人。这些汇款一直延续到1957年。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使得留日学生对人民政府信赖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学习积极性和回国热情日益高涨。
其次，积极号召留日学生回国。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体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根本并不须要入境证。但你们如果携带任何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文件，则更能享受到许多便利".为响应此号召，留日学生竞相回归大陆。新中国肇建以来，至1952年底回国的留日学生总计达300余人。
此后仍时有留日学生回归祖国，"顷查此间留学生一批共26名，于元月31日(1953年)，由此间伪东京华侨总会会长康鸣咏，不经我国使领馆，迳向日本出入境管理厅代办返大陆投匪手续，由行驶匪区及日本之湖北号轮船，自横滨启程航至天津转赴北平。另有一批共21人，亦正在向出入境管理厅申请手续，候轮仍赴北平投匪中".值得注意的是，回归大陆的台籍学生人数颇多，无不彰显其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1953年的第一批26人中有13名台籍学生，占总数之一半;第二批21人中亦有5名台籍学生。回国后的留日学生备受人民政府重视和关心。比如回归大陆的台籍留日生陈丁茂回忆道，"我现在与我爱人都在北京市内工厂上班。我是技术员、妻子是护士，有赖于拼命工作，我设计的机械试制成功，1952年9月被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在劳动文化宫被授予一等奖。这让我感激得难以忘怀，这在日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从日本回国努力工作的人，被一视同仁，人民会肯定的".
三、余论
日据台湾时期，台湾学生争相渡日留学，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留学史上实为罕见。
台湾这一留学热潮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而暂时中止。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正式接管台湾留日学生，一方面强制召回大批学生，将其安排到台湾乃至大陆相应学校续学;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返国之留日学生进行补助，然此举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方才实行，最后竟嬗变为国民党蛊惑、分裂留日学生的政治资本。中共领导广大人民成立新中国后，以博大的胸怀感召大批留日学生(含台籍学生)回国，使得留日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此外，人民政府还无条件地向留日学生发放大量救济金，鼓励并支持其继续深造，留日学子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由此进一步增强。
台湾留日学生在日本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思想上得以启蒙，开始在行动上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而奋斗。
1918年，旅日台湾人林献堂、蔡惠如联合蔡培火、郑松筠等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废除六三法形成同盟",发起废除六三法运动，以取消台湾总督的律令制定权。翌年12月，林献堂、蔡惠如联合百余名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不久新民会的留日学生另立台湾青年会，并发行机关志《台湾青年》，虽声称发行主旨为提高台湾文化，实则以呼吁台湾人民发挥民族自决为趣旨。1921年，台湾留日学生响应并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至1934年9月该运动共历时14年，期间向日本当局提出请愿15次，以非暴力的政治斗争手段来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残暴统治，唤起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大规模请愿运动中，早期参与者以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为主，他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抗战爆发后，不少台湾留日学生奔赴抗战前线，比如先赴日本大学留学、后潜回中国大陆参加战事者，有来自台北的史明、吴调和、游弥坚;来自台南的吴国信;来自云林的林顶立;来自高雄的刘兼善等人;以及进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担任情报搜集，并返回大陆召集人士组织台湾义勇队从事抗日活动的李友邦等人，他们对于抗日运动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亦有不少台籍留日学生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赶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甚而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相关例证俯拾即是，譬如来自台南、毕业于名古屋大学的林栋，曾奔赴山西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研究部主任兼技师，他在客观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各种药品50余种，供应前线及边区数十万军民防治疾病之需;原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邱刚明，在抗战爆发之际选择放弃学业，经华南转赴陕甘宁边区，参加大别山的游击战;抗战后期，李子秀选择逃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经朝鲜、华北进入张家口参加八路军，在一次反坦克雷实验中牺牲。抗战胜利后，部分台湾留日学生奔走于祖国的统一事业。
1946年初，两个最主要的留日生组织，即台湾学生联盟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正式合并，成立包罗全日本的留日同学总会，对于留日学生的统一团结具有极为深远意义。国共内战期间，留日学生会在争取各方救济与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和分裂留日学生伎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部分台籍留日学生选择拥护人民政府，回归祖国大陆，投身于新中国各项建设之中，比如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许文思，返回大陆后专注于祖国的抗生素工业;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林丽韫，回国后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达30余年;东京工大的周光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要员，毕生贡献于祖国的统一事业。他们活跃于祖国各行各业，为新中国各项建设和统一大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