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欣赏和历史书法
练习书法可以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书法作品看似简单，但真要写好，却并非易事，除书法的字内功(诸如笔法、墨法、章法等)外，更要修练研习“字外功”。下面小编带給大家的是书法欣赏和历史书法：
历史书法内容：西周书法
除甲骨文外，殷代另一种重要文字是金文。它的名称也是由书刻的载体而来。传统的说法是金文起源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晚近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于或者不晚于甲骨文就已经存在。
金文是铸刻在钟、鼎或其他青铜器物上的文字，故又称“钟鼎文”。古人称用以铸造彝器之铜为“吉金”，清人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汇编成《裙古录金文》一书，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但吴氏所谓金文皆指整篇的铭文，不称单字。1925年，容庚编撰的《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文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礼记》中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汉《铭论》也说:“钟鼎礼乐之书，昭德纪功，以示子孙。”这些表彰功德或记事的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为“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为“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可统称为“钟鼎款识”，后世书画中“款识”或“款式”之称亦由此演化而来。
书法作品欣赏：
夏、商、周被称为中国的青铜时代。《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像物。”只是迄今为止，在河南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出的被考古学界认为符合夏代及商代早期文化特征的青铜器上。并未发现有类似文字的铭记。和甲骨文一样，铸刻有金文的大量青铜器主要是在殷墟一带出土的.因而大多属于商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存。但与甲骨文屡见几十乃至百余字的锲刻不同，商代的青铜器往住只有一两个字或几个字的铭文，这些铭文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器主族名徽识、族名与庙号、器主职官名、器主私名、祭祀对象的身份与庙号，或以上几种标识的组合。这类铭文具有极强的象形性与美术化倾向，学术界曾称之为“图画文字”或“族徽文字”，其实铭文中的绝大多数字形都能在甲骨文中找到对应，只是进行了装饰性的变形与美化。商代青铜器制作精湛，品类众多，器表装饰有各种瑰奇堂皇、美轮美奂的鸟兽饕餮纹样，因为青铜礼器是持有者高贵身份与显赫地位的象征，且往往被用于各种重要的祭祀仪式.故而要求这些哪怕铸刻于器内或器底的并不显眼的铭文也要修饰得十分精美别致.以期不破坏整个器形庄重神圣的整体美感.这也与甲骨文主要偏重实用功能而直接锲刻的相对随意态肆的效果不同。因此，这种有意夸张文字的象形性装饰效果的金文.可以看作是上古的“‘美术字”.而这种对文字按照创作需求进行主观美化的做法.也可以看成是追求“字外之奇”的书法观之鼻祖。
现存最大的青铜器.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上的题铭“司母戊”三字体态奇谲.气势雄劲，在金属质感的笔划中仿佛能窥见书写者起收顿挫的笔意，足见当时青铜翻铸技术之精妙。商王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妇好”二字.“好”字重复了一个“女”以增强对称的效果，这使得中间的“子”如同被两‘’女”抱在怀中.甚是安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鱼父癸解》内铸铭文“鱼父癸”三字，“鱼”字保留了象形特征。商人多以由原始图腾演化而来的鱼虫鸟兽图案为其族徽，在青铜器上铸刻族徽时多强调其象形性，此’.鱼”字即属此类，分明是一尾鲤鱼模样。而同时期甲骨文中的.‘鱼”字要更简化更抽象得多.这种“复古情结”或许正是先民艺术自觉的体现。
书法作品欣赏：
已发现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中出现了铸刻有几十字铭文的.但十分罕见.如《戌嗣子鼎》、《宰甫卣》、《四祀郑其卣》、《小臣缶方鼎》等。这些铭文主要记录器主因事受赏、作器铭功之事.大多是帝乙、帝辛时期的作品。此类金文因以实用为目的。故铸刻颇为随意，书体风格也不统一，或工整、或潦草、或修饰美化、或兼而有之。有的字形体势接近甲骨文，线条瘦硬尖峭;有的接近上述装饰性象形金文，但制作较为粗糙;有的接近于书写原貌，似乎制作者在泥范上直接书写而未加修饰或只稍作修饰即用以浇铸，因而保留了书写者的‘’用笔”轨迹，尤其难能可贵。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四祀郑其卣》共有铭文八行四十二字，文字上下错落有致，收笔处时有波磔，惜制作近乎粗糙，后期的随意修饰使得线条过于肥厚，精神顿失。现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戌嗣子鼎》共有铭文三行三十字，末二字为“犬鱼”的象形字族徽，笔道镌刻清晰，以方笔为主，极少循当时惯例作肥厚丰腆的修饰，起止皆出锋芒，行气亦疏密得当。此类书写较为工整，只作轻度修饰的殷商晚期金文.其性质和式样已近于西周时期的大篆正体，实为西周金文遒劲修美之先声。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商代铭功纪事金文，在实用状态中建立起了庄重雄奇的金文典范，并被周人发扬光大。武王灭商而王天下，周代绵延达八百年之久，金文亦由此经历了成熟至鼎盛并终于式微的过程。
周平王元年(前770)迁都洛阳之前史称西周。西周金文可谓统领一代.洋洋大观，不仅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大大超过了商代，铭文字数也逐渐增多，进而出现了长达数百字的鸿篇巨制，内容也更为广泛.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及颂先扬祖等。西周早期金文与殷商甲骨文、金文较为接近。但行款渐趋齐整匀称.笔画日益柔韧曲圆，后期修饰也相对减少。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周武王时期的《天王簋》内底有铭文七十七字，记载武王克商后封禅于岐山并告祭文王。“天亡”辅助武王举行祭祀，获赏作器之事。此铭字势微斜，线条曲圆，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轻重分明的笔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书写者的运笔节奏。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名器，内壁铭文长达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诫“盂”，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要尽力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此铭气度恢弘，茂密整肃，行列清楚，字形大小趋于均等，头粗尾细的横画及线条的出锋式样均显示了更加强烈的手写风格。虽然商代金文的修饰作风仍在《大盂鼎》等西周早期金文中得以延续，但其方圆兼备的用笔和端严凝重的格局.尤其是笔画转折处由一味尖峭方折向款曲柔韧的过渡，以及属于象形装饰文字孑遗的肥笔与波磔的减少，已经提示了一种区别于商代文字体系的更为成熟、更具书写性的新书体—大篆即将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