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成功的事例
在走向独立的道路上，我为我勇敢的抉择而骄傲，纵然市肆的喧嚣不绝于耳，城市的繁华引人流连;纵然有路人的谈话令我好奇，有街巷的轶事使我侧目，我将不会驻足，我要大步流星走向独立。以下是小编分享的独立成功的事例，一起来和小编看看吧。
独立成功的事例(一)
尼克·胡哲(Nick Vujicic)，1982年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生来没有四肢，但凭借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信念，在全球演讲，鼓舞人心。2005年获“澳洲年度青年”称号。2008年起担任国际公益组织“没有四肢的生命”CEO。
像雕塑一样活着
第一次见到尼克·胡哲，人们都难掩震惊——他就像一尊素描课上的半身雕像，没有手和脚。面对人们讶异的表情，尼克自我介绍时常以说笑开场。
“你们好!我是尼克，澳大利亚人，今年28岁，周游世界分享我的故事。我一年大概飞行120多次，我喜欢做些好玩的事给生活添色。当我无聊时，我让朋友把我抱起来放在飞机座位上的行李舱里，我请朋友把门关上。那次，有位老兄一打开门，我就‘嘣’探出头来，他当时被我吓得跳起来。我心想，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难道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吗?”
“我喜欢各种新挑战，例如刷牙，我把牙刷放在架子上，然后靠移动嘴巴来刷，有时确实很困难，也很挫败，但我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我们很容易在第一次失败后就决定放弃，生活中有很多我没法改变的障碍，但我学会积极地看待，一次次尝试，永不放弃。”
尼克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独立行走，上下楼梯，下床洗脸，打开电器开关，操作电脑，甚至每分钟能击打43个字母，他对自己“谜”一般的身体充满感恩。“我父母教我不要因没有的生气，反而要为已拥有的感恩。我没有手脚，但我很感恩还有这只‘小鸡腿’(左脚掌及相连的两个趾头)，我家小狗曾误以为是鸡腿差点吃了它。”
“我用这两个宝贵的趾头做很多事，走路、打字、踢球、游泳、弹奏打击乐……我呆在水里可以漂起来，因为我身体的80%是肺，‘小鸡腿’则像是推进器;因为这两个趾头，我还可以做V字，每次拍照，我都会把它翘起来。”说着说着，他便翘起他的两个趾头，绽出满脸笑容——Peace!
尼克的演讲幽默且极具感染力，他回忆出生时父母和亲友的悲痛、自己在学校饱受歧视的苦楚，分享家人和自己如何建立信心、经历转变。“如果你知道爱，选择爱，你就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所以不要低估了自己。”在亲友支持下，他克服了各种困境，并通过奋斗获得会计和财务策划双学士学位，进而创办了“没有四肢的人生”(Life Without Limbs)非营利机构，用自己的生命见证激励众人，迄今他已走访了24个国家，赢得全世界的尊重。
我和世界不一样
1982年12月4日的那个清晨，尼克的父母原本怀着满心欢喜迎接他们的头生儿子，却万万没想到会是个没有四肢的“怪物”，连在场医生也震惊得无言以对。
“我的父母毫无心理准备，医生给不出解释。我妈妈曾是护士，她怀我时非常清楚什么事该做或不该做，她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头痛时她甚至没有服止痛药，她确定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没问题。她照过三次B超，大家都没发现问题，以为我只是保持某种姿势。他们原本期待一个漂亮又健康的男孩，不过我确实很漂亮，(笑)只不过有些缺陷而已，但当时那是一个大悲剧。”
尼克的父亲是当地一位牧师，那个清晨，整个教会都为之忧伤，每个人都在质问上帝——如果上帝爱人，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如果《圣经》上说我将你造在母腹中时已应允了一个希望，那么上帝造尼克时究竟在想什么?
“我父亲一开始以为我活不了多久，但我其他方面一切正常，并且活了下来。可以理解，父母非常担心我未来的生活，生下一个残缺的孩子，我想他们只是害怕自己不能胜任。”
这对夫妇经历了很多艰难的阶段，他们无法接受事实，带着小尼克看了一个又一个医生，试着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尼克的母亲回忆：“我以为那是一场噩梦，我以为当我一觉醒来，噩梦就会结束，所以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要带他回家，我不愿意照顾他。”
好几个月后，这个家才进入平静，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人生中许多时候，我们想寻找答案但却得不到，就在这种时候，我们要凭信心相信上帝。我父母认识到了这点——这是我们的骨肉，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就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拥有智慧、慈悲、怜悯和爱来养育他，就好像我有手有脚一样。”
至此，这个在极大不幸中关乎信心的故事才悄然启幕。
事实上，这是一场艰辛的战役，供应尼克所需的一切，是一场持续的挣扎，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和渠道并不多，这对夫妇只能独自克服各种问题，在尝试和纠错中不断摸索，找寻或设计合适的轮椅设备，筹集资金支付一切，甚至与社会的律例抗争。
由于尼克身体上的残障，澳大利亚当时的法律规定不允许他进入正规学校，但他的母亲力争修改法律，经历万般艰难，令尼克成为第一个进入正规学校就读的残障生。
上学后，孩子们都趴在课桌上听课，只有金黄色头发的小尼克突兀地“站”在书桌上，用仅有的两个脚趾头夹住笔写写画画。“妈妈说，上学第一天，我不停地哭不停地哭，隔天就不愿上学，因为其他孩子会嘲笑我，对我指指点点、排挤我，我感觉非常孤单，但家人一直支持我，所有人都说，尼克，你没问题，你只是很特别。但是，我不想要特别，我只想跟大家一样!”
我不需要手和脚，因为上帝背着我
尽管并非布道，每次尼克都会在桌角安放一本《圣经》，这是他必用的道具，演讲中，这可能是他所指的“目标”，又或是令他“站立”起来的“助力”。
“Give up(放弃)还是Get up(站起来)，这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选择。现在你们看到，我像这样直接地摔倒了，躺在这儿，脸朝下，没手，没脚，要爬起来似乎不可能。我重复试了一百多次去站起来，你认为我就这样放弃吗?不!当我摔倒了，我尝试去站起来，一遍又一遍。你要知道，这并不是最后的结局，你会找到一个方法来完成，就像这样。”
他用头顶着《圣经》借力，将自己的躯干艰难地慢慢“撑”起，这一刻，撼动人心。
前两年，他也曾和北京的大学生们分享他的信仰，演讲结束后，一位男生举手求解：“你所爱和信靠的那位(上帝)并没给你手和脚，也没给你神迹，你为何还如此相信他?”
尼克的回答温柔而敬虔：“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们先做个假设吧，如果我信仰的是真理，我相信此生结束后能进入天堂，我将有一个崭新的身体，那里没有悲伤，没有泪水，没有失落，一切都是完全的，那么，通过我暂居地上的这具破碎身体所经历的一切，若能鼓励一些人认识到我所指的那个永恒，这就是个神迹，因为我可以鼓励其他人找到那种永生的盼望。”
“当我长大后，清楚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开始向父母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我想他们看到了我心里的痛苦和挫折感，他们只是回答——只有上帝知道……”
八岁的尼克祈求上帝让他长出四肢来，但并没得到回应。“我给自己下了定论，我永远不会结婚，不会有工作，不会过上一个有目标的人生。我会是个怎样的丈夫呢?我甚至都无法牵我妻子的手。我当时觉得心灰意冷，我不知如何形容那种感觉，我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十岁时，尼克试图将自己溺死在浴缸里，但就连自杀也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一到水里，他就“像一件救生衣那样竖直地浮在水面上”，这样的经历就曾有三次。
整个童年，他不仅要挑战学习，还要与自卑和孤独作斗争。有一天上学，他先后被12个孩子嘲笑。到下午2点50分，他坐在轮椅里暗自决定：“如果再多一个人取笑我，我就放弃自己。”这时，一个女孩走过来：“嗨，尼克，你今天看起来不错啊。”他已记不清这个女孩的样子了，但却永远记得这句鼓励“救了我的命”。
靠着坚定的信仰、家人的支持和朋友的陪伴，尼克的信心一天天增长。“我相信除了外表不同，我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他的自信和乐观渐渐赢得其他学生的尊重，大家都会给出“尼克爱所有人”这样的评语。“此外，我还发现自己很有演讲天赋，许多人在这方面很尊敬我，我被全校学生票选为小学的学生会主席、高中的学生会副主席。”
19岁那年，尼克开始献身传道，在亚洲、非洲和美洲传福音，他的生命见证触动了千百万人的心。
“邀请耶稣进入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会与你同在。我想起曾深深感动我的一首诗《脚印》，关于一个人跟耶稣一起沿着沙滩行走的动人故事，这个人回头看并说：为何在我人生顺遂时，我看见两对脚印，而在经历艰难时，我却只看见一对脚印?耶稣回答道：人生顺遂时我走在你的身旁，但在经历艰难时，是我背着你走。这让我深受感动，我知道他掌管一切，我的生命就在他手中，我不需要手和脚，因为上帝正背着我。”
独立成功的事例(二)
特纳的童年，充斥着各种悲惨的回忆。
他到3岁才学会说话。就在家人为这个孩子能说话而感到欣喜后不久，一场灾祸发生了，特纳在横穿马路时被车撞飞，妈妈眼睁睁看着他头部着地，结果他只是轻微脑震荡，缝了几针就没事了。可是，从此以后，各种疾病就接踵而至，和他如影随形。麻疹、水痘、肺炎、湿疹、哮喘、皮疹、扁桃腺肥大……一个病接着一个病，虽然不致命，但要一个孩子整天同病魔作斗争，惨痛是可想而知的。特纳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10岁那年面瘫的事。他本准备刷完牙去参加节日游行，可在刷牙的时候，他的半边脸突然提不起来了。他非常想去参加游行，但只能再一次被妈妈送往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他问妈妈:“妈妈，真的有上帝吗?”妈妈说:“当然有了。”他说:“那上帝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让我总是和医生打交道。”妈妈抱着他的头，对他说:“孩子，不是上帝残忍，他也许是在考验你，把你磨炼得无比强大。”
一个10岁的孩子因为疾病，过早地懂事了，也过早地学会了坚强。因为面瘫，他不得不接受脊椎穿刺手术。其实也就是抽骨髓。别说一个孩子，就是成人也难以忍受手术所带来的剧痛。医生把一根针扎进他脊椎里。他疼得大喊大叫，但他却没有丝毫挣扎，没有对医生说:“太疼了，我不做了。”做完脊椎穿刺，两周过后，面瘫的症状消失了。但是，不幸并没有放过这个坚强的孩子。面瘫消失后，本来说话就晚的他说话有些口齿不清。每次他张嘴说话，别人都弄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甚至在家里，也只有和他朝夕相处的哥哥达柳斯能完全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连妈妈偶尔也需要达柳斯的“翻译”。为此他不得不又去令他深恶痛绝的医院，还去上演讲课。直到上高中，特纳在众人面前发言，才变得没有障碍。
多病的童年留给他的是痛苦的记忆，还有一个弱不禁风的身体。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却喜欢打篮球。尽管在篮球场上经常被别人碰倒在地，常常伤痕累累，但特纳却对篮球永远充满激情。他觉得在篮球场上，自己能强壮起来。由于他的身体实在太弱，没有谁愿意带他打篮球，只有哥哥达柳斯愿意和他一起打篮球。贫困的家里没有篮球场，也没有篮球架。哥俩把一个装牛奶的板条箱固定在一根电线杆上，用铁棍捏了一个篮球圈。这就足够了，哥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自家后面的小巷子里追逐着篮球，也追逐着梦想。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壮，篮球技术也越来越高，高中时，就收到了俄亥俄州立大学提前录取的通知。而在2009年的大学联赛中，他有场均20.3分、9.2个篮板和5.9次助攻的火热表现。
谁能想到这个被多种病魔缠过身的孩子真的变成了一个强壮有力的巨人。2010年夏天有众多年轻人参加的美国NBA选秀大会上，特纳以榜眼的身份被费城76人队选中。签订了三年价值1200万美元的合同。这也是NBA规定的榜眼秀所能签订的最大合同。专家们对他的评价是:综合能力极强，融合了天赋、身材、爆发力、篮球智商、篮球大局意识的优秀球员。而此时的他身高1.97米，体重95公斤，臂展2.03米，原地摸高2.7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别人的人生满是故事，而我的人生却满是事故。不过，我不埋怨。我和妈妈想的一样，那些疾病，只不过是命运的考验，只为把我磨炼得强大。我反而要感谢它们。”
没有谁愿意遭受不幸，但它总是会发生。把它看做是命运给的磨炼。与其害怕退缩，不如坦然接受。患难困苦，是淬炼强者的最好熔炉，而奇迹也往往是在厄运中出现的。
独立成功的事例(三)
从卡车司机到阿凡达导演，卡梅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部伟大的励志电影作品，更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是他那为了实现长达32年之久梦想的精神。其实，我们也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个“阿凡达”。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在创造了全球票房18亿美元的《泰坦尼克号》之后，销声匿迹，十余年后，携《阿凡达》归来，成为电影市场的又一枚重磅炸弹。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卡梅隆的阿凡达之梦，开始于32年前……
卡车司机的星战梦
1977年，22岁的卡车司机詹姆斯·卡梅隆和一个朋友去看《星球大战》——朋友陶醉于电影之中不能自拔，卡梅隆却在离开影院之后准备打拳击发泄一下。他大学辍学，整天在南加利福尼亚奥兰治县开车运送校餐。但在闲暇的时候，他绘制小模型，还写科幻小说——那些发生在遥远星系的故事。可现在，卡梅隆面临一个令人泄气的现实：他幻想的世界已经被卢卡斯(Lucas，《星球大战》导演)带进了人们的生活……
于是，他买了些廉价的摄影器材，试图还原卢卡斯的拍摄过程。他在家中的客厅打出刺眼的明亮光线，让摄像机沿一条轨道滚动来演练摄影，但这一切都令他的妻子怒不可遏。他常常整天逡巡于南加州大学图书馆，阅读所有与特效有关的书籍。他变得，用他自己的话说，“彻底痴迷”。
他说服了一群当地牙医，投资2万美元，制作卡梅隆版的《星球大战》。他伙同一个朋友，写了一本名为《世代交替》的剧本，把钱都用在了一个12分钟的片断上——外星机器人和一个操纵大量骷髅的女人之间的打斗场景(那些骷髅战士可是卡梅隆小心翼翼、亲手装配出的模型!)。
他原计划利用这段剪辑赢得摄影棚，然后拍出全长影片。可是，在好莱坞兜售了好几个月，他却空手而归，不得已将叫板卢卡斯的野心暂时搁置。无奈之下，卡梅隆只好努力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在B级片之王罗杰·科曼手下打工，受雇为电影《世纪争霸战》打造微缩太空飞船。他用自己的方式日渐上位，后来成为科曼旗下的虚拟视觉效果专家之一。1981年，他登上导演宝座，监制恐怖片——《食人鱼II：繁殖》。
一天夜里，开完《食人鱼》的编辑会后，卡梅隆发着高烧睡着了，他梦见自己看见一个机器人张牙舞爪地走向一个惊恐的女人，梦境定格于此。其后一年里，卡梅隆以这个梦中场景为基础，完成了一个剧本。
这故事编得相当令人信服，一家小电影融资公司被彻底说服了，出资让其执导此片。1984年，这部影片上映，一举奠定了主演阿诺德·施瓦辛格的巨星地位，这就是《终结者》，也是卡梅隆成为顶级大导演的开始。
接下来的10年里，卡梅隆执导了一系列惊人之作，包括《异形》、《深渊》、《终结者2：末日审判》，以及《真实的谎言》。这些影片全球票房收入达11亿美元，为卡梅隆带来了足够影响力，使他重燃打造星际史诗的梦想。
1995年，他写了一部长达82页的剧本，讲述当地球沦为暗淡荒原后，一名瘫痪士兵去一个遥远的星球执行任务的故事。那个被称作潘多拉的外星世界由纳美人(Na’vi)组成，这种性情狂暴的类人族有着蓝色的皮肤，长着猫脸，拖着爬行动物一样的尾巴，身高10英尺。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层对人体有毒害，所以人类科学家们打造出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纳美人，也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新物种——阿凡达。阿凡达具有人类意识，并且可以接受远程控制。
卡麦隆认为《阿凡达》将是他再度问鼎之作。
阿凡达之梦被泰坦尼克撞沉
“拍摄《泰坦尼克号》时，我们一直都在估算，可能会亏多少”，而如今回看它那梦幻般的票房收入时，人们很容易忘记，这部片子曾一度被预言为票房毒药。拍摄费用比预算资金——1亿美元，整整翻了一番，号称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影片。影片的主要赞助人，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也向卡梅隆施压，要求压缩成本。
于是，卡梅隆承诺放弃全部导演费用和利润分成，以此来控制成本。他还在编辑台上放了一枚剃须刀片，上面贴着一张便签：影片成功，方能使用。“我只知道我拍了一部耗资2亿美元的爱情大片，而结局是几乎所有人丧生，我究竟在干什么?”他私下里对朋友说，“我也许不得不从新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当时，好莱坞业内杂志Variety称其为“电影史上最大的豪赌”，并质疑福克斯公司能否收回成本。“每个人都认为这个片子要遭遇毁灭性的失败，”雷·圣基尼(Rae Sanchini)卡梅隆制作公司的前任董事长说。
然而，《泰坦尼克号》奇迹般躲过了冰山，凭借全球票房收入18亿美元，成为全球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我们一下子从谷底跃至顶峰，”圣基尼说，“突如其来的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有点不知所措，对吉姆来说更甚，他身心俱疲。”
正好这时，福克斯公司因为《泰坦尼克号》给他开了一张据说7500多万美元的支票。有了这笔钱，他余生不去工作，都够花。“正是这笔钱”，卡梅隆说，“我可以随心所欲玩了。”
游戏人间就是不拍《阿凡达》
且看这之后的年月卡梅隆都在干嘛。
密克罗尼西亚，潜伏在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深水炸弹附近，不是闹着玩，炸弹都装满了炸药。2000年夏，他包了一艘80英尺长的轮船，带上一群工作伙伴，潜入沉没的日本战舰。文森特·佩斯(Vincent Pace)，水下摄影专家，曾参与《泰坦尼克号》和《深渊》的拍摄，他带上了所有的设备，期待拍摄到高清画面，但很快发现，卡梅隆有新的想法。
当他们浏览水下拍摄的镜头时，卡梅隆突然问佩斯：我们可以不可以制造一种高清晰摄像设备，同时可以播放2D图像和3D图像呢?佩斯无法肯定，毕竟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了解观看传统3D电影的眼镜。众所周知，这种眼镜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且如果放映机没有校准好，看久了会头痛。卡梅隆相信一定有办法改变，他其实是想谈谈他对下一代摄像机的构想：便携带，数字化，高清晰，3D成像。
发明这种摄像机绝非易事，但卡梅隆想制作一部能真正让观众身临其境的3D影片，既然没有理想的3D像机，那就必须设计一个符合要求的摄像机。所以，他邀请佩斯参与太平洋水下历险，借机了解水下摄像机对3D相机是否有帮助。佩斯认为这个主意很有趣，也同意参与新型相机的研发。“那次水下之旅，吉姆目标明确，非常好玩，但与我而言，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佩斯说。
两个月后，卡梅隆为佩斯买了一张从洛杉矶到东京的头等舱机票，约17000美元。他们很快就来到索尼高清晰相机部，和工程师面对面交流。佩斯主要是帮助卡梅隆说服索尼工程师，对传统的约重450磅的3D摄像机进行分离改造，改进至仅重50磅，双镜头成像的，这样摄影师也会轻松许多。
索尼同意建一条新的生产线，不过需要卡梅隆他们提供原型，佩斯着手研发。三个月后，新摄像机弄出来了，摄像机实验效果不错，3D成像准确，即使长时间播放，也没有头痛之虞。佩斯以为卡梅隆就此开拍《阿凡达》了。可没想到，这位大导演又带着他的新式武器潜入海底2。3英里处，拍摄泰坦尼克号残骸的三维图像。
卡梅隆一句话，3D影院增加3000家
卡梅隆当然不是那种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人，他想拍《阿凡达》，一部真正的数字3D影片。遗憾的是，影院不愿意采用这种技术，因为每个影院约要投资10万美元进行设备更新，而说服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看到高清三维立体影片带来的票房收益。
于是，卡梅隆决定让其他大导演先试试他的新家伙。第一部影片是罗伯特·雷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执导的《特工小子》。虽然观看影片时，还要戴上老式的眼镜，但是卡梅隆只是希望借此证明立体电影有市场需求，从而刺激影院业主投资下一代放映系统。2003年夏，《特工小子》全球票房收入达2亿美元，但说到投资新设备，影院还是有些犹豫。
卡梅隆决定亲自和影院业主谈谈。2005年3月，巴黎拉斯维加斯酒店和赌场举行的电影展览会上，他全力以赴宣传自己的新放映系统：“世界已迈入新的电影时代。”他怕这话不起作用，又说，如果现在他们不及时调整设备，将来一定会后悔。当年年底，仅有79家影院能播放立体电影。但2005-2009五年间，共增加了3000多家。
不过，缺少立体影院并不是卡梅隆裹足不前的唯一原因，特效公司仍在努力创造逼真的动画形象。2002年，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用电脑特效设计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形象——咕噜，《指环王》里与霍比特人为敌的一个角色，卡梅隆认为CG时代来了。
2005年春，卡梅隆和福克斯高层会面，请求投资几百万美元，实现他的梦想。起初福克斯还有些顾虑，且不全部是技术的问题，比如说，尾巴——所有的外星人都需要拖着一条尾巴吗?“是的”，卡梅隆肯定地说，“他们需要有尾巴。”
他没再说什么，他也不再去解释。福克斯高层停止了质疑，同意进行开拍测试，他们知道，卡梅隆是好莱坞的重磅炸弹，威力无须多言。
卡梅隆用了5周时间进行第二次测试，主要是外星人和一名阿凡达穿越森林，进行交流的一组镜头。卢卡斯的工业光魔公司完成了电脑特效，这已足以说服福克斯公司投资1。95亿美元拍摄《阿凡达》。卡梅隆重回导演位子。
比《星球大战》更好
他邀请卢卡斯加盟，卢卡斯可是有30多年制作《星球大战》的丰富经验，不过钱不是问题。
2005年8月，他又聘请南加州大学的语言专家保罗(Paul Formmer)，为纳美族设计一套全新的语言系统。他问卡梅隆，希望外星人有哪种发音效果?而为缩小选择范围，保罗录下了好几种不同的声音样本供卡梅隆挑选。
卡梅隆比较喜欢“清喉擦音”，这是口语中常见的一种声音，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一样，有点含糊不清。确定了语言的基调后，保罗开始构建基本的语法体系。为了建立这个单独的语法体系，保罗花费了数月的时间。“卡梅隆是个非常有想法的人，”保罗说，“他从来不告诉你从哪里着手建立一个语言体系，但是他会和你讨论语法点。”
13个月之后，保罗写了一本名为“纳美族语言”的小册子，开始为演员示范如何发音。他建立了纳美族语言训练营，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卡梅隆希望演员的表演富有激情，但他们是在说一门从未存在过的语言呀。”保尔说。如果演员发音不准确，他得停下来逐字逐句地纠正。“有时当我去纠正他们不正确的发音时，演员们也很恼火，毕竟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发音过。”
随着语言系统的建立，卡梅隆开始着手为潘多拉星球上的动植物命名。每种动植物都有纳美族名、拉丁名和俗称，卡梅隆还生怕不够逼真，专门聘请加州大学的植物科学系系主任朱迪·霍尔特(Jodie Holt)，为他创造的几十种植物编写详细的科学说明。
这些幕后工作永远不会在银幕上展现，但卡梅隆却乐此不疲。他聘请了很多专家，比如天体物理学家、音乐教授、考古学家等。他们计算出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密度，创建外星音乐。当其中一位专家拿出《星球大战》的百科全书时，卡梅隆瞥了一眼，说：“我们会做得更好。”
最后，作家和编辑团队汇编了一本350页的《潘多拉百科全书手册》，它记录和这个星球有关的所有科学和文化，完全体现了卡梅隆的虚拟世界。2009年冬，《阿凡达》的粉丝就可以在线阅读这本百科全书的部分章节了。
卡梅隆移动着激光笔，试图给我看一些东西。丰富的场景，随着激光笔一一呈现，最后定格在一群纳美族人身上。笔停下了，他示意我看一个华美的头饰，上面缀满了数百个珠子，它们看上去非常清晰，和真的并无两样。每一粒珠子都是数字艺术家专门设计的，卡梅隆介绍说，所以他们看起来就像纯手工做出的。“每一片叶子，每根草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回望1997，卡梅隆为《泰坦尼克号》殚精竭虑，“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却顾虑重重，想想那时真傻”。现在问题似乎反过来了：“对我们的期望越来越高，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
这次，卡梅隆更像是享受工作，至少他无需在编辑台上放剃须刀片以明志了。“对吉姆而言，《阿凡达》是一剂解毒药，”圣基尼说，“他不必再为天气、衣柜、历史准确性或者其他问题而忧心忡忡了。如果女主角长了丘疹，也不会是可怕的灾难，《阿凡达》给了吉姆掌控全局的能力。”
从卡梅隆渴望拍摄一部与《星球大战》抗衡的外太空巨片起，32年过去了。卡梅隆终于梦想成真。现在他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观众和评论家怎么说，这可能是他唯一所不能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