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里的工作：周末加班是常事

这个夏天，749万高校毕业生离开校园，踏入社会，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即将走上公务员工作岗位，成为“机关里新来的年轻人”。

在体制外的人看来，公务员工作一劳永逸、体面稳定;而身处体制内的年轻公务员们却常常身陷迷茫、面临困惑。

是否会在略显沉闷的工作环境中变成自己讨厌的人?是否还有勇气挣脱体制束缚，寻找新的可能性?是否能在硬邦邦的现实面前守望理想的情怀?上周末，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机关里的年轻人。

日复一日里寻找人生意义

正如人们所说，如今的公务员跟以往不一样了。入职的这一年，林岚在机关里看见了最真实的公务员群体。他们要为了一张出差报销单据层层报批，布告栏里充斥着“八项规定”、“反四风”等字眼……属于他们的高福利时代已经渐行渐远。根据2014年北京团市委联合课题组针对“80后”北京青年公务员的调研，他们的月收入停留在4530元左右。

“公务员的薪酬主要包括工资、福利和非经济性报酬几部分。”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柴茂昌老师告诉记者，人们通常认为，公务员以社会地位、工作稳定性这些非经济性报酬见长，但一个合理的薪酬体系，应该要使工资、福利和非经济性因素各个部分都能发挥作用。所以需要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来保障他们的合理待遇。

“那些关乎社会利益的政策出台有你的参与，看新闻的时候会有一种成就感。”林岚告诉记者。和林岚一样，很多年轻人当初选择加入公务员队伍，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寻找一份工作。

宋可成记得自己做乡镇宣传干事的时候，曾经花了两个月时间采写一位村支部书记的先进事迹，这篇报道被推荐给了上级部门，后来市电视台派来摄制组为这位村支书拍摄了纪录片，对村子日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宋可成想这就是他工作的意义，“虽然艰难，但是能够真正惠及百姓，这就是成就感”。

林岚在入职前，接受过很多忠告：“把它当做一个工作，不要有过多的想象和期待。”面对体制外的各种现实诱惑，林岚也曾困惑过，她问同在一栋大楼里工作的师姐，这样日复一日的意义是什么。师姐回答说，八年前的入职宣誓自己依然记得，因为自己的努力，很多人的生活可能因此变得更好，这就是意义。“努力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些痕迹，职业精神之外还要有一点情怀。”林岚说。

在成长中遇见新的自己

7月10日，早晨上班时，林岚在单位大厅看到了新人报到通知，这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工作已经一年了。整个上午，她都被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围绕着。

一年前，从北京一所985名校研究生毕业的林岚，考入了这家中央机关。随着八项规定、养老金并轨等政策出台带来的公务员福利削减，以及高调反腐对“灰色收入”的切断，林岚明显感到，自己毕业时，公务员热已经有了“退烧”迹象。尽管如此，各种权衡之后，她还是选择了成为“机关里的年轻人”。这份职业在家人和亲戚眼里“稳定而有社会地位，好找对象”;在师兄师姐看来，意味着工作轻松，有可能分到福利房。

但是入职之后，林岚发现公务员工作与外界的想象并不一致。给领导写的稿子，需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仔细推敲每一处标点的使用;给地方下发一个通知，需要去很多地方调研，“周末加班有时是家常便饭”。

同样的，林岚也没有感受到所谓的“特权”。她周围的同事，有家境偏好的中产阶级，有白手起家的“凤凰男”，也有满怀政治抱负的高才生，但是大家都一样会为了看病挂号、孩子上学等问题烦恼，并没有特殊待遇。“在这样庞大的组织机构里，个人只是很渺小的一部分。”林岚对记者说。

“入职一年，我感受到了自己在各方面的成长……我一定会认真履职，努力做到走基层、转作风，进万家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林岚想到了几天前自己在转正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样的说话风格有时也会在她的生活中得到延续。朋友们常调侃说：“你现在说话首先、但是的，果然有干部风范呀。”林岚对此总是一笑了之，她明白，她离曾经那个天真感性的自己已经越来越远了。就像她发现，自己能够娴熟地从外人看来“八股文”式的领导讲话稿中读出层层逻辑。从抗拒到接受，林岚知道，自己已经渐渐适应并融入了这座机关大院的生活。

从最后一排走到第一排?

宋可成也是一位“机关新人”，或者说是一个“励志典范”，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湖北当了两年村官，后来考入省内一个县的团委工作，去年他又考上了市委党校，五年内他在基层实现了“三级跳”。

在体制内工作，宋可成的工资并不高，他在县团委工作时的月薪是2400元，考到市委党校后工资提了一级，现在是2800元。基层工作十分琐碎，处理家长里短，帮领导写材料，宋可成原本学习的经济学专业基本已经荒废，平时的办公软件也只会用到word和excel，虽然对自己“跳槽”的竞争力越来越缺乏信心，但这并不足以冲击“遇到问题有单位兜底，在小城市有社会地位”带给他的现实满足感。

直到几个月前的一天，他和女朋友做出两人以后要在北京生活的决定，宋可成才突然发现这种“安逸”即将远去，生活的压力就这么“扑面而来”了。

宋可成的女朋友还在北京读博士，他俩一起听过一场白岩松的演讲。那场演讲中，白岩松说：“曾经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我在最后一排，您在第一排，我什么时候能和您一样?’”宋可成记得很清楚，白岩松的答案是：“你有无数条道路可以走到我这里。”不过宋可成明白，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体制内的晋升之路并不一定能通往第一排的方向。

宋可成之前工作的县团委，最高级别就是正处，“很多人熬了一辈子，正科就到底了”。而宋可成听过一个段子，“在北京随便扔块砖头都能砸到一位局长”。身在基层的宋可成想要去北京的公务员系统发展，他只能沿着“从最后一排到第一排”的路子，一层层向上考。事实上，他已经来北京参加过三次“国考”，不过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宋可成既期待又恐慌，作为“党校新人”的他感到轻松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