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乘数效应 2017年从减税费等方面发挥政策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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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乘数效应
乘数效应它包括正反两个方面作用。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扩大、税收减少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扩大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扩张效应;当政府投资或公共支出削减、税收增加时，对国民收入有加倍收缩的作用，从而产生宏观经济的紧缩效应。乘数效应是制定宏观政策要考虑的因素。而在管理中某一政策的实施是否也具有乘数效应，且这个乘数效应正是管理者所追求的。
比如一个促进销售计划的实施，管理者希望这个计划可以成倍的增加，但是结果往往发现，如果没有其他的策略实施的配套，乘数效应很难实现。再比如激励政策，管理者采取了诸如结果激励方法、过程激励方法等。因此，管理者希望能够实现一个乘数效应，即一种措施产生多重效果。
所谓的配套措施是使当初的措施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功效的配套措施，比如管理中的激励措施，如果单纯的激励是不可能在没有激励的情况下继续发挥作用的。必须要有相应的比如企业文化等的配套，只有做好相应的这些措施，乘数效应的效果才可能进一步持续地发挥功效。
管理中是不是也存在乘数效应呢?以及如何发挥乘数效应呢?
管理中某一政策的实施是不是具有乘数效应呢?而这乘数效应是管理者所追求的。比如一个促进销售计划的实施，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可以成倍的增加，但是我们往往发现，如果没有其他的策略实施的配套，乘数效应很难实现。
管理者当然也希望使管理能达到乘数效应。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乘数效应不是一劳永逸。乘数效应是包括一系列的措施在里面的。只有这些相应的配套措施发挥了功效，乘数效应才可能发生功效的。所谓的配套措施是使当初的措施的效果进一步发挥的配套措施。必须要相应的比如企业文化等的配套才可以的。只有做好相应的这些措施效果才可能发挥的。
比如激励政策来说，管理者采取了诸如结果激励方法，或者过程激励方法，但是最好的结果也可能只是对某些具体的行为产生效果，而持续的激励或者自发的激励效果却不可能实现。这里面，管理者希望能够实现一个乘数效应，即一种措施产生多重效果。
中国古代有很多乘数效应的例子，比如古代忠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乘数效应，对于忠孝者而言，君或者长辈对他们的教育或者激励也仅仅限于几次偶尔的说教或者奖赏，但是这种思想却一直延续下去。达到了很好的乘数效应。
2017年从减税费等方面发挥政策乘数效应
四季度已过半。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今年经济增速有望保持在预期区间内，明年更需关注如何实现高质量稳增长。同时，经济仍存在一定风险。展望明年，政策支持对经济的持续复苏仍意义重大，当前较宽松的货币环境和积极财政政策应当延续，去产能、清除“僵尸企业”等改革的力度还需加强。
旧经济调整+新经济崛起
汇丰银行中国区经济学家马晓萍认为，前三季度，在积极财政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下，房地产投资明显回暖，基建投资同比增速维持较理想的水平上，二者共同支持经济企稳。前三季度GDP增速保持在6.7%的水平，消除了此前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
部分经济指标回暖。10月制造业PMI回升至51.2，服务业PMI也一直在荣枯线之上。全面衡量价格水平的GDP平减指数从去年三季度的-0.9%回升至今年三季度的1.1%，9月PPI在经历了54个月的同比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强劲增长，推动建筑活动升温，提升了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在去产能背景下，部分重工业产品供给下降带来库存降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共同推动通胀回升。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认为，中国经济可从旧经济和新经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旧经济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依然面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创新经济、高科技等新经济发展很快，目前处于新经济向上走、旧经济向下走的过程。虽然新经济蓬勃发展，但旧经济体量更大，因此整体压力仍很大。未来这一趋势可能延续，旧经济的调整和新经济的崛起仍会并行。
关注高质量稳增长
“目前来看，今年经济增长在预期的区间内，希望明年能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关注点不单是经济增速，应更多地关注明年如何实现高质量稳增长，使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使新经济更好地发挥作用。
“明年保增长的压力会较大。”张明表示，经济内生动力仍较疲软。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在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需提振。目前的问题是在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下，明年房地产投资可能不大乐观。
民营部门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尚未完全恢复。马晓萍认为，民间投资今年一度失速下滑，拖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企业信心不足源自多重因素，包括经济增速回落、利润率下滑、对宽松政策的仍心存犹疑、民间投资的隐性障碍仍较多等。近期，M1和M2增速分化也体现了存款短期化，民营部门投资意愿仍有待进一步提振。
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依然存在。张明认为，明年无论采取何种政策，稳定汇率预期是值得关注的要点。
宗良表示，明年面临美联储加息和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的不确定性，同时全球市场整体较低迷，国际环境也较复杂。在这种背景下，可能出现对国内经济缺乏信心、资本流出有所增加的情况，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可能发生不大理想的循环。房地产价格、人民币汇率、资金脱实向虚等问题只是单一的问题，单一问题可通过一定的政策调整去解决，但如果对内和对外问题相互交织，可能影响我国的相对预期，使经济政策效果受到较大影响。
应采取一揽子改革措施
展望明年，专家认为，应采取一揽子改革措施，从减税费、加速关键领域改革、补短板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调控的乘数效应。
张明指出，一是进一步释放加快结构性改革的信号，特别是在明年中共十九大出台新的改革方案，提振国内外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信心;二是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保持目前态势;三是进一步增强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四是“一行三会”加强合作，化解潜在风险，包括银行业潜在坏账、影子银行、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压力、资产泡沫风险等。
当前较宽松的货币环境和积极的财政仍应延续。马晓萍预计，明年财政赤字可以进一步扩大，政策性金融债、专项金融债等准财政工具仍有灵活度，财政扩张空间较为充裕。应采取超预期、更广泛的政策为企业减负，这是实现财政政策乘数效应最大化、将经济复苏扩大至民营部门的有效手段。社会保障缺口可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来填补。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应注重通过各种渠道发行长期债券、加大政策性银行对基建项目的贷款支持、完善市政债的发行，为基建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在企业减负、降成本方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曾表示，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较多，应继续积极地创造条件，为企业脱困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多做扎扎实实的降低税费、降低成本的工作。
专家表示，去产能、清除“僵尸企业”等改革的力度还需增强。应为地方政府官员提供合适的激励机制，对改革执行进度快的地方政府给予更多资金等资源支持，将改革成效纳入官员的评价考核机制。
实现高质量稳增长需多方面协同发力。宗良认为，一是坚定推进供给侧改革，真正做到把低端的供给去掉，中高端产能平稳增长，新经济要素不断发挥作用;二是适度扩大需求，在需求总量不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着力优化需求结构;三是稳步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创造新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