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12月22日讯，荷兰国际集团(ING)研究分析师蒂姆・康登(Tim Condon)指出，中国央行积极的汇率政策，正在转变市场对人民币的看法。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财政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财政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12月22日讯，荷兰国际集团(ING)研究分析师蒂姆・康登(Tim Condon)指出，中国央行积极的汇率政策，正在转变市场对人民币的看法。
核心要点：
今年年初市场对中国经济的糟糕预期其仍历历在目。鉴于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硬着陆”，以及中国外汇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他们纷纷在年初涌出了风险资产。
但是，由于中国在此前三年历经了经济与政治降温，我们认为2016年乃是中国过渡与沉淀的一年。在经济方面，中国政府在2009年与2010年间需要应对过度的信贷繁荣――遏制影子银行、改革地方政府财政、并冷却房地产市场。而在去年，这些问题似又“死灰复燃”，中国政府需要全力应对;但最终在2016年，中国政府控制住了“火势”。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确定了经济政策短期“关键任务”：消除产能过剩、去库存化、去杠杆化、削减成本并促进区域发展，且最终颇见成效。
在汇率方面，当特朗普选胜使美元强势反弹时，中国央行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立场维稳人民币汇率，且我们预计中国央行的这种做法还将在2017年一季度延续。但在2017年二季度，当美元升值压力稍显缓解时，我们认为届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压力或将阻碍中国央行的汇率政策。
但即使届时的情况果真如此，我们仍基于中国央行维稳人民币汇率的假定做了此种预测：在2017年一季度人民币将贬值至7.20，但截止到2017年底人民币将回升至6.80。
然而，中国央行维稳人民币汇率措举，在美元可能的超预期反弹之下或更具挑战性，因为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引发在岸美元超买。故该行的最佳预测是：中国央行在明年将收紧外汇管制，且会由维稳人民币汇率转变为维稳人民币中间价(其过去在金融动荡中有做过)。
受特朗普政策预期影响人民币跌至7年新低
2016年11月14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跌破6.83，创7年新低，而离岸人民币更跌至6.8526元，引发国际投资人关注。
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BBH)货币策略全球主管马克·钱德勒对腾讯财经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有意愿加速人民币贬值，以获取出口优势，“此轮贬值，主要受到美元走强驱动。”在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暗示将加大财政刺激后，美元强势反弹，本周一，美元指数时隔近一年，重新触及100整数点位。
“和G10其他国家相比，此轮人民币跌幅并非最大。”钱德勒表示，“这五天来，人民币兑美元下跌1.2%，而相比之下，欧元兑美元下跌2.7%，日元兑美元下跌3.5%”。”
但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多次公开炮轰奥巴马政府贸易政策失败，导致大量美国就业流向海外，并声称自己当选后，将进行中美汇率重新协调。特朗普时代的开启，也给人民币后市走势，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美元涨至11个月最高
钱德勒表示，此轮人民币下跌，主要受美元意外强势影响。而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仍保持相对稳定。
钱德勒称，此轮美元上涨的逻辑，“借鉴了里根时期以及德国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策略组合产生的市场效果，也就是加大财政刺激并收紧货币政策。”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克尓，通过减税并上调利率的政策组合，引发美元上涨60%。80年代末期在柏林墙倒掉之后，德国也推行了同样的政策组合，同样一度引发德国马克大幅升值。
“此次，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中暗示的财政刺激、控制移民、简化税率，在我看来，都将导致通胀上升，在一段时间内，会推动美元走高。”钱德勒表示。
而他并非唯一看多美元后市的分析师。国际投行高盛在上周四发布的研报中表示，考虑到美国通胀将在财政刺激中走强，市场对加息预期急升。该团队除了预测美联储将在今年12月加息之外，还表示，美联储有望于2017年再加息3次，预计美元在未来3年上涨7%。
12月美联储加息概率升至80%
美联储副主席费舍上周五偏鹰派的讲话，让市场更坚定认为，美元近期将继续走强。
美联储二号人物、美联储副主席费舍(StanleyFischer)上周五表示，美国经济前景强劲，接近就业和通胀目标，并表示，这让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变得“相当高”。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JamesBullard)也在大选后表示，“我不觉得目前的市场波动性，改变了我对经济前景的基本判断。12月加息是合理的。”
本周四，美联储主席耶伦将在国会进行听证会，市场将等待，耶伦是否会进一步透露加息信息。
“我们预计，耶伦不会在听证会上出现大的言论改变。但重申美国经济接近加息条件，是大概率事件。”钱德勒对腾讯财经表示。本周一，芝加哥商交所的美联储观察(FedWatch)工具显示，期货市场预计，美联储12月加息可能性蹿升至85.8%，“而市场同时认为，美联储将在明年更快加息。”
在美联储将加快升息的预期下，新兴市场资产普遍下跌。上周五，印尼盾跌至五个月来最低点，马来西亚林吉特跌至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点。随后，两家央行均入市干预。
特朗普尚未公布中国策略
当被问到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指责，是否会给中国施加额外压力，钱德勒表态总体乐观，“我并不认为，特朗普真的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财政部对于‘汇率操纵国’有明确的量化定义，中国并不符合。”
根据美国财政部今年的修订案，如果贸易伙伴符合下属三个标准，美国政府必须(shall)对相应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这三个标准分别是：对美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经济项目盈余占GDP3%;以及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在一年内超过2%。
“中国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特朗普不可能如竞选中所承诺的那样，在上任第一天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钱德勒表示。今年10月，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创始董事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Bergsten)也曾明确表示，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在过去一年中，如果说中国对人民币有所管控，也是遏制人民币过快贬值，而非拉低人民币。”
“但考虑到特朗普还没有公开中国策略。”一位美国交易员对腾讯财经表示，“政策环境还不明确。现在的金融市场 ，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该交易员表示，特朗普反全球化的政策倾向，让中美贸易摩擦概率上升，中国贸易顺差若下降，将会继续对人民币施加压力。
人民币汇率政策手段
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干预参照系; 确定适当的人民币汇率干预机制; 确定适当的人民币汇率干预力度。 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干预参照系由两个指标组成:
一是出口换汇成本，即，式中Re表示出口换汇成本，Pn表示以人民币表示的出口收购成本加收购费用，Px表示出口外销价格。它反映某一既定汇率水准下，出口的本市成本和出口商可能得到的收益，可以作为干预汇率水平的重要参照指标。
二是局部均衡汇率，即考虑生产、消费、国际收支、外汇储备、贸易条件以及关税等综合情况，把实际生产与金融交易结合起来，采用局部均衡模型，求出符合客观经济条件的局部汇率水平作为干预的目标汇率。
中央银行选择适当的干预时机是干预成败的关键。干预时机的确定依赖于两个因素:
一是受中央银行干预思想的制约。主动干顶思想是当监测系统的各项指标发出预调信号后，即开始着手筹备调整行动。被动干预思想是当国内外压力巨大时，被迫进行干预。主动干预思想指导下的干预时机选择具有较高的成功率。
二是受中央银行对国内外整体经济环境变化的观察和理解的制约。
中央银行对监测系统中纳入的统计指标所显示的汇率偏离迹象的及时把握和准确理解，有助于干预时机的把握。但有时某些突发因素的变动不能完全从监测系统中反映出来，而这些因素对汇率的影响又可能很大，所以需要中央银行与国外有关机构保持密切的业务和信息交流，以便为中央银行正确及时地把握信息和选择干预汇率的时机。
中央银行确定适当的干预力度也是人民币汇率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干预力度要依据四个因素确定:
银行同业外汇市场的汇率水平与目标汇率的差异; 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和可能受到的冲击程度; 外汇收支平衡状况、外汇储备的充裕程度及向外融资的可能性; 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状况。 确定干预力度与信息掌握程度有密切关系，在掌握可靠信息的条件下，可减少干预的频率，不宜再采取小幅频繁干预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