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的世界：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人类学视角论文

2016-12-01

糖的世界：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人类学视角

西敏司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教授。其著作《甜与权力》聚焦于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以及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阐释了糖在建构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历史中的地位，以糖为媒介，将宗主国与殖民地串联起来，银行家、企业家、消费者、种植园主、奴隶在此间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整体。

一、糖的世界

人类学家视角下的物是特别的。前有马林诺夫斯基“发现”西太平洋上航海者的“库拉圈”贸易、莫斯论礼物之馈赠，以佐证物的交换并不只是出于经济利益驱动，而是和社区共同体所共享的一套文化体系相关。后有玛丽?道格拉斯从洁净与危险的角度，探讨物可食用与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到了西敏司这里，“糖”似乎暂时脱离了具体事项，转而与资本主义历史这一大的面向相关。

1、作为权利象征的糖

对于欧洲各国而言，最初的糖是一种舶来品。作为陌生物质的糖为人们所使用之时，糖就进入了业已存在社会情景之中，并被情景化。嵌于生产关系的原本依附性控制，从权力导向上看，掌握糖的话语群是资本主义宗主国。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以掠夺原料、抢夺市场、争夺地盘为目的的殖民活动，殖民地因此被卷入世界市场，沦为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

受甜味巨大需求的刺激，地中海地区制糖业、大西洋诸岛以及稍后的新兴世界制糖业兴起，由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实际支配的新兴殖民地种植园在蔗糖生产中逐渐占据了大头，糖逐渐成为“旅行的食物”中重要的一员。

当欧洲人对蔗糖的消费量越来越大时，蔗糖逐渐变成了一种由欧洲强国来经营其提炼和供给的粗加工品。15世纪以后，重视蔗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上的分化日趋明显，蔗糖在某些国家的政策所扮演的角色预示了甚至可能是直接塑造了它们的政治未来。

在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各宗主国内，糖的获取以及糖制品被赋予的意义被垄断于资本主义各国上层阶级，享用糖的权利被牢牢捆绑在上层阶级的餐桌上。糖被认为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是权力、声望、名誉的代表物。糖因此密切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

2、糖的庶民化

糖的庶民化体现了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化，顺延和广延贯穿其中。蔗糖的顺延是指将糖转化为某种非同寻常、冠冕堂皇以及意味深长之事物的实践，蔗糖的外延则是糖向普通化、日常化以及必需品的一般性转变。为达到发掘内在意义的目的，西敏司在该书中揭示了英国蔗糖使用史的两个基本变化，第一项变化的标志是1750年以来，加糖的茶以及糖饴流行起来;第二项则是大约从1850年以来，糖的大众消费登上了历史舞台。1850年以后，蔗糖的最大消费群体是穷人，相反在1750年前则是富人。这一转变标志着糖从稀有品最终转化为日常用品，转化成了第一个充斥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和消费之间相互关系的消费品。

生产的扩大化、经济实力对身份权利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糖的庶民化。在西敏司看来，奢侈品转型的风潮同时也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勃发和意志涌现的缩影，赋予意义的权利总是伴随着决定“可得到之物”的权利，其特权由消费者转移到了销售者。

事实上，蔗糖庶民化的过程由部分经济大头操控，在看到了蔗糖在补充能量和甜味口感上的优势以及下层阶级对蔗糖的巨大需求后，受经济利益驱动，经济巨鳄们扩大了蔗糖的生产，通过低廉的价格将蔗糖“送”到了下层阶级的餐桌上，成功地在居民的餐桌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糖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糖从一件奢侈品化身为工业化生产之商品，经过一个自上而下的复杂文化过程，一步步地嵌入到了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糖消费的“庶民化”产生于英国境内，但它的历史是世界性的，而这种“世界性”又跟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3、糖与工业化、现代化

现代社会对能源的有效利用有着迫切的需求，蔗糖生产的高效率、蔗糖自身的高热量和甜味为糖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精炼糖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个象征。它渗透在一种又一种的烹调方式里，带来的是西方化、现代化或是开化。蔗糖的庶民化、大众化与生产技术的工业化互相影响，两者共同将社会的发展进程推向现代化，工业化的程度即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生活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生活也即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二、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范式

二战后兴起的依附理论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论述当代发展中的边缘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两个或者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张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张和自身的加强仅是前者扩张――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

依附状况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的这样一种总局面。西敏司通过研究糖的世界，所得资本主义早期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基本与此类似。

此外，本书的另一特点――政治经济学范式，强调外部力量的冲击以及社区对这种变量的承受能力或适应性，人类学家重点关注西方对东方、外部对内部的冲击所引起的变迁材料就够了，对依附力量的能动性研究不足。《甜与权力》在此方面亦未能免俗。

虽然西敏司也提到了处于弱势地位的殖民地对强势地位的宗主国的威胁，“虽然殖民地依然是重要的利润资源，然而贸易开放以及对甜菜糖工艺的掌握(温带农业抢占了原本是热带农业所盘踞的地头，这既是第一次也是很重要的一次)，在后来却帮助了宗主国国内的工业资本家们，帮助他们制衡了来自殖民地种植园主阶层的政治挑战”

。然而在讨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特别是蔗糖市场形成的问题上，西敏司不免显得有些西方中心主义，认为殖民地只能是宗主国的附庸，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中没有能动性，未能看到殖民地所掌握的“弱者的武器”。但笔者认为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内部、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多重强者和弱者的关系中，殖民地内部奴隶对西方经济巨擘代理人――种植园主的能动反抗为西敏司在上述主体互动关系中所忽略。

詹姆斯?C?斯科特通过对马拉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进行研究，认为在武力弹压和经济关联的影响下，底层农民会采取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呆卖傻、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形式，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

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斯科特认为，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事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策略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农民以大量的反抗与不合作行动的形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笔者认为来自殖民地内部最底层的这些非暴力的反抗，将如“蝴蝶效应”一般影响到宗主国，因此在讨论资本主义历史构成时，弱势地位的殖民地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

三、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美国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曾就二战时的社会情况，从种族、民族主义、优生学、犯罪学、文化的稳定性、教育、现代生活与原始文化等方面论述过人类学与现代生活的关系。结合《甜与权力》来看，西敏司也品读出了现代生活的隐藏文本。

1、人类学的微视角

《甜与权力》一书被誉为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其以小见大、以物见史的写作方式更是王冠之钻。西敏司以一种新的方法论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志模式，并没有到某一田野点居住下来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写下该地区的人和物形成一部民族志，而是以糖的生产者、消费者、生产地区、消费地区以及糖本身为对象，写下了一部关于糖的“民族志”。欲将糖的历史和资本主义的历史联系起来，象征和解释的人类学方法在本书中多得运用。切入点虽小，但人类学的历史、象征、解释的内涵使得“微眼看世界”成为可能。

2、选择的权力

现代生活标榜自由，社会在渲染、甚至普通民众也深信不疑的是，自己手中掌握了极大的权力。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选择的权力，似乎是市场体系制造的表象。我们只能在市场所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一旦商家不再供给，我们则别无选择要么使用替代品，要么放弃使用，而替代品又是由商家提供的。

另一方面，现代人在生活中很难不受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攻势影响，广告在提升产品知名度和攫取消费者对商品的“注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所消费的，是幕后的他者所引导的。

“糖在现代饮食中的地位，那奇特而难以察觉的对人们掌握自己所食之权利的蚕食――随着另吃糖的人成为大众化食物制品的消费者，而不是自己掌握如何用它来烹调;那些各式各样力图确保消费在固定轨道之上运转，进而保证食品工业的利润能够得以维持的力量;那些充满自相矛盾的，伪装在‘方便’、‘快捷’与‘自由’的面具之下，个人选择自由的萎缩，以及抗拒这种趋势所存在的可能性本身所面临的萎缩――所有这些已经说明了，我们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放弃了我们支配自己食物的权利。”

选择食物的过程都渗透着市场的控制力，其他方面的现代日常生活亦然。现代生活的便捷化、快速化看似丰富了民众生活，资本主义工业化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本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达到解放自由的目的。然而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被要求高效化，个体反倒是觉得时间越来越紧。

四、结语

从糖这样一件细微的事物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世界，西敏司带领我们见证了糖是如何缩影了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转型。物、历史、与对应的意义生成总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场景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的本土人类学探讨》中，从对西方现代性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的双重解释入手，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甜蜜的悲哀”――一方面认为人有权利从各种外在的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认为这种解放与资本主义造成的剥削和殖民主义侵略的悲哀不可分割。

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困境所造成的道德上的束缚与无法自我解脱的藩篱。将资本主义之外作为他者，脱去他者的道德意义，西方人类学家尚无法做到这点，而在非西方世界的人类学家却正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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