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人故事电子书
在人生的路上只有一步一脚印才能踏实走到终点，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中外名人故事电子书。
中外名人故事电子书1：我的梦想是实现生命价值平等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今天面向全球发布了一年一度的公开信。在信中，盖茨回顾了过去一年盖茨基金会在全球慈善领域的工作，分享了他的忧虑与希望，呼吁各国更多关注全球十亿贫困人口，增加资源投入，积极加入到创新改变世界的行列。
时值中国春节之际，盖茨日前接受了新浪科技的书面专访，并通过微博向中国网友致以新年问候。
新浪科技：你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你持久追求的又是什么?
比尔?盖茨：无论是过去在软件行业还是如今在慈善领域，我都会因为自己的工作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而开心!我在微软工作时，最希望看到的是公司可以把科技的力量传递给成百上千万人们的手上。很幸运，这项工作同时还为我和我的家庭创造了大量财富。现在，我很高兴可以把自己大部分的财富返还给社会，并渴望继续给人们的生命带来积极的影响。在盖茨基金会，我们的目标是把那些曾让微软实现繁荣的创新思路也引入到慈善领域，并且帮助最贫困的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盖茨基金会的使命是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对于我而言，这样的机会太重要了。我曾经实现了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建立一家软件公司。我现在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有好的教育，从而保证他们未来也有同样的好机会。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如此幸运。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是，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在他们出生伊始就被迫面临诸多挑战，他们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极其渺茫。比如，他们可能无法获得生存所需的关键疫苗，或者忍饥挨饿营养不良，还可能上不了学。这是个悲剧——因为这些孩子生活在艰难的景况里，无法得到他们应该拥有的美好生活。我和梅琳达坚信，每个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都值得拥有成功的机会。因此，在盖茨基金会，我们所不懈追求的，就是希望实现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
新浪科技：你被人们看作是技术和商业天才。在软件产业所积累的经验，对于你创立和管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有何助益?你又是如何实现全职慈善家这一角色转变的?
比尔?盖茨：其实，很多促进商业成功的因素同样适用于慈善领域。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在微软，我们总是努力以创新的思路寻找如何解决问题——我们如何让产品更好?怎样让产品更便宜?盖茨基金会也在使用同样的思路，比如：有没有新方法让我们在递送疫苗时不必冷藏?可否使艾滋病治疗药物更廉价?如果世界上的智慧贤才愿意致力于这些迫切需要帮助的领域，那么我相信，实现商业繁荣的创新力量同样会给慈善领域带来很多给力的解决方案!
此外，还有很多我从微软学到的东西，实际上也在指导我在基金会的日常工作。比如，你必须雇用最棒的人，并让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最棒的成绩;你必须设立远大的目标，并且时时衡量工作产生的成效;如果你失败了，那么你必须认真查看数据，寻找原因在哪里。这样的严谨态度对于慈善而言至关重要。因为，慈善领域是很难得到信息反馈的。对于风险承担，你也必须有健康的应对态度。也就是说，要敢于创新、勇于担当的同时，还要有足够的严谨精神。
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微软还是在盖茨基金会，我最关心的是如何给世界带来积极影响。因此，我可以把以前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同样带到慈善的新领域。
新浪科技：在你看来，我们的世界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比尔?盖茨：我和妻子梅琳达都是急切的乐观主义者(impatientoptimist)，而乐观也是盖茨基金会四大核心价值之一。在我们这些乐观主义者看来，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好。50年前，每年有20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去。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800万以下了。(名人名言 www.lz13.cn)也就是说，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拯救了成百上千万孩子的生命。而且，孩子们的生活越来越好。1960年代，世界上大约有40%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如今，这个比例是15%。而中国就是一个伟大的例子!中国不仅很快地降低了自己贫困人口数量，并且日益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支柱。
但是，问题在于全球是否有决心继续推进这些进步?我们不能忘记，每年还有800万儿童因贫病而离开这个世界，还有15%的人口约十亿人还生活在极端困窘的境遇中。特别是当全球经济遭遇挑战的时候，我尤其忧虑——那些曾经在减贫救困领域实现突破的援助资金，如今将来自于哪里呢?
不过，我还是对于创新改变生命充满乐观的希望。我相信，只要把慷慨和创新的力量引入到帮助受疾病和贫困折磨的人们的领域，我们一定能看到积极的变化。
新浪科技：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吗?
比尔?盖茨：我年轻时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台可以用来沟通和学习的电脑。在当时，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对当时的我而言，都很难得到一台。因此，为了去使用计算机，我必须晚上偷偷溜出去。那时候，计算机实在是太贵了，即使是计算机生产公司也觉得我是痴人说梦。的确，开始的时候，计算机要100万美元一台。但是，谁会想到今天却只需要1000美元了!因此，如果你有一个梦想，那么实现的过程可能很长。但是，如果你在旅途中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朋友、做出一个具备可行性的计划，那么就可以保证你每天都朝着梦想前进。
如今，我的梦想是实现所有生命价值平等。在盖茨基金会，我们不懈努力增加实现这个梦想的可能性。但是，我也深知这条道路有多么的艰难!未来，我会不遗余力朝这个目标努力，也热切希望有更多伙伴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新浪科技：人类已经进入全新的2012年，你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希望吗?
比尔?盖茨：我非常乐意与年轻人交流，因为他们是未来的决策者。通过我和他们的交谈，我感觉他们对于让世界变得更好充满激情。对于我们如何一起努力产生积极影响，年轻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创新设想，这让我非常欣慰!。
在我发布今年的年信之前，我曾经面向全球鼓励青年人给我写信，发表他们对于解决全球贫困和疾病问题的看法。我真诚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一代积极参与到讨论中来，认真思考一些当今世界面对的严峻挑战。前些日子，我在基金会开会时看到了来自年轻人的第一封信，他所提及的设想非常棒，我甚至考虑雇用那个年轻人来基金会工作!
在我看来，给年轻人机会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努力使用更多建设性的途径，鼓励年轻一代加入到全球问题的讨论中来。我相信如果创造更多参与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改变世界!
中外名人故事电子书2:学他者生像他者死
2005年前后创业的一批互联网公司，能挺到现在还活着的，基本上都已小有所成，杨浩涌创立的赶集网即在其中。
杨浩涌，1974年生，狮子座，安徽人。1996年获得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学士学位，1999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工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后转到美国耶鲁大学，2001年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杨浩涌在硅谷数家或小或大的公司供过职。2004年底，杨浩涌辞职回国创业，并于次年年初建立赶集网至今。
杨浩涌回忆人生和创业的几个节点，每一步都堪称是步步惊心。比如，他在硅谷辗转，想拉一笔投资回国创业，但钱没拉到，创业的IDEA已被对手看上，他只好匆忙回国小本创业，上线赶集网一个月后，全国出现了2000家分类信息网站。再比如，他苦熬数年，山穷水尽发不出工资之时，有投资要进来，却遇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投资变成慢动作，若非2009年4月份赶集网业务实现盈利，可能就如梦幻泡影了。
从2004年12月辞职回国创业，距今(2012年1月)已经七年了。
我特别记得我当时辞职那天，我是逼着自己从座位上站起来，去跟我的美国老板说，我要离开这家公司了。老板问我做什么，我说我要回国创业。我也有过犹豫，那时候我在美国拿着很好的薪水，还在申请绿卡，将来会有不错的前途。如果回国创业，资金又少，竞争可能会很激烈，做不成怎么办?
最终还是性格决定命运吧!我选择了回国创业。我觉得我是比较敢冒险的一个人。做事情时，我敢赌，我比其他人更清楚我的优势和劣势。
我们这代人的时代烙印
我们这代人，其实也蛮特别的。
我生于1974年，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然后刚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伴随着改革开放(70年代末开始)。到了上大学的时候(1992年)，又遇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国刚刚开始国企改制，大量的工人下岗。我们去天津拖拉机厂、手表厂这些国企实习时，看到工人的日子的确苦，而身边的大学老师也挣不到什么钱，那时流行一句话叫“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因此，我们这代大学生相对比较迷茫。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恰好还是工科(精密仪器专业)，所以当时读研也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做法，就觉得工作不如意就读研了。
但是我们这代大学生对商业比较敏感。我在校园里就合伙搞过电影，把学校大礼堂承包下来，从外面租借影碟，贴个海报就卖票，每场都能挣到一些钱。在中科大的研究生时代，我还去找俞敏洪谈代理新东方的英语资料，我甚至跟他直言，不给代理就盗版。后来我真的拿到了合肥区的代理权，再因为中科大出国的人特别多，所以我的生意还不错，最好的时候一个月挣一万块钱。而当时大学毕业找的工作月薪也才一千元。
我还有个特别的记忆。有一年，我从4月到11月，7、8个月里无论去上课、去旅游，去哪里都跻拉着一双拖鞋，没有穿过另外一双鞋，用石康的话来说，日子过得是“晃晃悠悠”。更早的高中时代，我甚至还逃课、打架、泡游戏厅。我上的高中是整个安徽最好的中学，但是我的成绩一直还可以，总之是个比较另类的角色。我说这些其实也没什么意义，我想说的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烙印，就像美国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一样，这多少都会对你以后的发展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中科大是一个出国风气特别浓的学校，硕士毕业后，我又赶上了出国的大潮，就到了美国。
300周年与911事件
2001年，我在这一年里经历了三件大事。
首先，2001年正好是耶鲁大学300周年，而我们正是第300届毕业生，学校里做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活动。小布什、克林顿、希拉里纷纷来做演讲，耶鲁大学图书馆也拿出了包括毕加索的画等平时难得一见的珍藏品。耶鲁大学的精华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教育。我借此机会开眼界不少，白天到处听课听演讲，晚上回到计算机房，通宵写作业。
第二件事情是亲身经历了美国IT界的大震荡。2001年上半年正是美国互联网泡沫的巅峰，那时候很多互联网公司电话都打到我们宿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毕业，只要答应签约，就许诺高薪，预付一笔上万美元的额外薪水，我听说最厉害的高达10万美元，人才都抢成这样了。
到了下半年，泡沫破灭后是一段黯淡时光，所有大公司全部不招人。几乎到了毕业就失业的地步。我7月份到了美国硅谷，每天穿着西装开着车出去找工作，花了两三个月才找到第一份工作。美国IT界曾经发生的前后变化跟去年(2011)我们国内电商上、下半年的变化一模一样。
第三件事情其实跟第二件事情是连着的。我是9月4号找到的工作，一周之后，就发生了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不但大楼倒了，所有的公司也全部停掉了，不可能再找到工作。一方面，我觉得我的运气还算是好的，另一方面我觉得生命真是无常，能活着，就应该珍惜生命。
2001年的这些经历，反而使以后的我越来越平静，对人对事都有了新的认识。互联网泡沫是怎么样、泡沫没了怎么样，我也全知道，对以后创业也更有把握。后来我做赶集网，没有太浮躁，都是基于我的这些经验。
在硅谷里的那些年
从2001起，到我回国前的三年里，是我学技术最用功的时候，基本上只要有时间，我都在看书。另一方面，硅谷创业的氛围也在吸引着我。
硅谷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的地方，只要你有好的想法，有好的技术，有好的创业团队，就会有人投资你。很多创业公司你能看着它们由小到大成长起来，最后被收购或者是上市。我甚至与这些小公司擦身而过。
比如Google，在2002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还没有今天的赶集网大。我对搜索引擎不感兴趣，所以没想过要去应聘它。但是我的同学周杰去了Google，是我开着车送他去面试的。多年之后，周杰回国创办了浪淘金。
除了Google还有亚马逊，当年都是很小的公司，但是今天都成为业内的巨人。在硅谷的这种视角教会我大事起于小，做于细。就也是我自己经常提醒自己的，一个看着很宏大的目标，你把它分解到最后都是一些非常小非常细的事情，而你能做的就是把这些小的事情一步一步做大，创业就是这样。
我知道我始终还是要回到中国去创业，因此我不停地在寻找可行的项目，一刻也没有闲着，有些拉上别人，有些自己做。我尝试过网络安全的项目、硬件的项目、无线互联网的项目。我把这些Idea都写成创业计划书，然后不停地递给风投们。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没能见上。
一直到2004年的6月份，那时候Craigslist刚开始在美国兴起。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跟我哥哥杨浩然说，我觉得这个Craigslist挺好的，国内好像还没人做，不如我们也回去搞一个算了。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都挺实用的，都是解决生活上比如租售房屋、买卖二手车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写代码，开始去找VC。找了三家，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家是IDG，第二家是DCM，第三家是Dragon Venture，想不到三家都对我的这个项目感兴趣。
IDG给我反馈，说很看好我这个项目，但是有些早，让我先做着。DCM的负责人见了我之后，还拉我见了投资人，但之后就悄无声息了。这两个算是成功了，最起码人见着了，愿意听咱们讲对吧。我当时分析，自己没什么优势，在中国也没有商业经验，就是懂代码而已，中国懂代码的人太多了，唯一可能的优势就是我比别人发现这个点子发现得早。所以我的藏着掖着，不能告诉太多的投资人，不能到处给别人讲。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最担心的事情来了。可能是DragonVenture曾投资过国内的亿友网，他们把亿友的一位中国创始人(暂且称呼他为M先生吧)也叫了过来一起听我的项目，而这都是我事先不知道的。巧的是M也从亿友出来了，正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非友即敌。我知道如果不能跟M合作，他就可能是我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因为我的想法他全部了解了。
这次会见结束后，我主动约了M先生吃饭，提了两个要求：一、希望M不要盗用我的项目;二如果M有兴趣可以加入，做联合创始人。M显然是感兴趣的，但是他提出要做新公司大股东，我不能接受，于是谈崩了。而且，听M先生的语气，我不接受他合作的条件，他一定就会做相同的项目。当然，Dragon Venture那边也谈不下去了，都是想不投资就占股份的主儿。我当时很弱势，主动权都在别人手里。
前有狼后有虎，我思来想去，不能再等了。我当时对自己说，我说你不是一直想创业吗，如果这个机会你再不抓住，你这辈子就这样算了。因为这是我在硅谷混了三四年后能看到最好的。犹豫不决，而且做互联网成本不高，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项目。其他项目都是需要一两百万美金融资才能做的。
于是我就放弃了美国绿卡，回到了中国。那时候谷歌也上市了，我的两个在谷歌工作的朋友手里头有了些钱，再加上我和我哥哥的积蓄，一共凑了10万美元，就是我们创业的全部资本。
创业赶集网的那些事
我是2004年12月23日回到北京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是圣诞节的前两天，北京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落地后，雪就开始下。我动作算是非常快的，2005年1月3日，公司就注册成立了，最初的员工到位。
我当时想到的第一个域名并不是Ganji(赶集)，而是Renren(人人)，去查了一下，被注册了，也没法买过来。陈一舟的，他后来也用Renren做了分类信息，而不是今天的人人网。后来他放弃了分类信息，直至08、09年重新启用这个域名。06年的一次活动上，我见到了陈一舟，我说我是赶集网的，那时候陈一舟的网站还是猫扑有名，但他跟我开玩笑，说他是人人网的，有点我也是做分类信息的意思。
Ganji(赶集)这个域名是我想到的第二个域名，从一个韩国人手里买的，当时他正好要卖，开价3000美元，我直接联系到了他，砍到1700美元，买了，超值!这事儿现在想想都感到幸运。
招到人之后，我快马加鞭写程序，赶集网3月23日上线。上线的时候我发现我挺悲哀的，我以为我是国内第一个分类信息网站，后来一看，新浪的分类信息已在3月12日上线了，3月15日，eBay的分类信息网站也面世了。(名人名言 www.lz13.cn)赶集上线一个月后，像是凭空冒了出来，国内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分类网站一下子激增到2000多家，市场一片血红，到今天，有竞争力的仅剩3家(编者注：赶集网、58同城、百姓网)。你说，赶集网上线要是再晚一个月，我还做不做呢?
我后来见到新浪分类信息的负责人，他说，实话告诉你，你的那个分类信息创业方案我在2004年的12月份就见过，是M先生给我的，然后导致新浪有了分类信息。另外，还有一个更巧的事，也是后来知道的，创业时所在办公室的楼上就有一家也是做信息分类网站的公司，也是M先生投资的。基本上跟赶集网同时上线，后来也没做起来。
学他者生像他者死
那么当时2000多家分类信息竞战，到今天，为什么只有我们和其他两家剩下来呢?我的答案是，学Craigslist者生，像Craigslist者死。
那时，许多网站一上来就照着Craigslist的模样把架子搭得很大，设立了很多城市的分站，并提供了多个服务类目。这样看起来，是很像Craigslist了，但是并不适合中国市场。中国市场是个很特殊的市场，很多国外的互联网项目搬过来后，必须本地化，接上地气，做好人气，才能长久地活下来。
当时差不多每家都标榜自己是覆盖全国100个城市的全国性分类信息网站，只有我们只关注在北京地区，并且将所有的精力专注在租房、二手货和交友三方面。一方面是我们的资金实力不如别人，经验也不够丰富，正如田忌赛马，如果想赢的话一定要拿自己的优点去打别人的弱点，所以我们就缩小范围，全力攻占一个‘山头’。另一方面，就是上面的这个原因。
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比如在高校派送印有赶集网介绍的课程表;和社区的物业商量，把“不能践踏草坪”的牌子交给赶集网免费制作，为的就是能在上面印上赶集网的标志……赶集网从创建时的每天只有几个帖子发展到每日有几百个帖子，到2005年7月时，我们在北京的所有信息量超过了新浪、eBay两个门户网站的分类信息版块。
赶集网真正获得长足发展是在获得投资之后，从2009年年初的二三十人发展到2011年底的2100人，我们发展得特别快。而在这之前，我们苦熬了4年。
这4年对我们的磨炼其实是很重要。那时候我们看不见钱，支撑我最大的是这个网站本身的一个价值。最困难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资金快断了，给团队发不起工资，我当时鼓励大家，赶集一定能活下去，离钱越远离成功越近。离钱远的事情，别人不会干，我们才有机会，才能体现价值。
不是说大家都别挣钱然后早晚会成功，它更多的是说如果有很多的用户，它早晚是有价值的，用户端会产生价值。我跟别人讲，如果我赶集都做不起来，你别指望你别的能做起来。人的内心总得相信一些东西。
2011我们二次创业
刚刚过去的2011年对于赶集网来说是变化巨大的一年，我们在数据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在这一年里尝试了赶集婚恋、赶集悬赏、蚂蚁短租和赶集团购新业务。然后我们听到了一些声音，大概是觉得赶集网有钱之后就不专注了。
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能做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在赶集网发展的前六年，都是非常专注的，甚至在2006年4月份之前，整整接近两年的时间我们只做了一个北京站，上海都没有碰，更不用说其他业务。而2011，进入赶集发展的第七年，我们为什么涉足了这么多的新业务呢?
还可以拿阿里巴巴来做例子，我一直觉得在增长速度和用户这些做法上，阿里巴巴和赶集网都蛮像的。但是如果马云一直停留在阿里巴巴里，他就没有后来的淘宝，没有支付宝，没有淘宝商城……专注不是说你只做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好，那样的话你就是墨守成规。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就要让公司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地往前走。在你专注业务的基础上，总有一些新兴的机会你要抓住的，你需要不断地去尝试。
比如赶集婚恋，也就是我们原来的交友频道。两年前我跟投资人说，交友这种形式在中国做不起来，太辛苦了。后来我们把这个频道包给世纪佳缘了，世纪佳缘一个月付给我们好几十万。因为我们把有交友需求这部分流量导到了佳缘那里去，而且每天都有一二十万的用户。于是，我们发现用户其实对交友的需求是非常旺盛，而之前我们一直未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产品。另外，我们再整体上看看交友市场，都是采用收会员费这种模式。但大部分用户上来都是试试，你找他收钱就跑了，这是行业里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觉得，这个东西对赶集来说可能是个机会。我们有用户、有钱、有人，做这个东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现在婚恋交友网站的商业化做的太厉害了，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也符合我们“离钱越远，离成功越近”的价值判断，于是，我们就做了免费的“赶集婚恋”。其他的项目也是如此，都是基于赶集网巨大的用户群。前几年的专注为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基础上“二次创业”。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能排在中国前十的网站里。
2011年下半年，整个互联网行业竞争非常激烈，但团购和电子商务网站不会消失。尽管2012年对互联网企业来说不会是太好的一年，但赶集网仍然会用资金做一些新的业务和尝试，相对的压力也会小一些。
我作为草根工程师创业是有恐慌和自卑的。我知道自己不能跟雷军、古永锵这样从大公司出来的人比。怎么办?最简单的就是勤能补拙。我会夜里3点钟突然醒来，看网站哪里要改。没有勤奋，凭什么能赢别人?
中外名人故事电子书3:袁隆平会种地的大师
在中国，袁隆平的故事中少不了人们对饥饿的记忆。在一本两百多页的袁隆平传记中，作者用二十多页来铺陈背景，讲述“饥饿的幽灵”，第23页的时候，主角才终于出现了。
这位能让水稻增产20%的杂交水稻之父是个挺踏实的人，找他给书签名，他便签上名字，再加上日期，一个字不多写。当有人说，讲讲你的梦想吧，他只想得出那些跟庄稼有关的梦想：“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人坐在水稻下乘凉……”
1999年，袁隆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这个梦想。那一年，在中国，他还不那么出名。有人记得，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袁隆平亲自站在湖南省展台前介绍杂交水稻身后是水稻，侧面是他在稻田里的大照片。有性急的游客指着照片就喊，“咦，这就是照片上的人耶。”袁隆平讪讪笑着点头，“是我是我。”然后指着身后，向游客介绍他的杂交水稻。
在那之后，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拿了中国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还拿了世界粮食奖和以色列的沃尔夫奖，声誉渐隆，人们也越来越喜欢他。
那是个中国人理想中的科学家形象，看上去平庸而无特色，却能解决真问题。他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出现时爱穿那件有大棉袄气质的白西装，说着带湖南腔的普通话外媒喜欢强调，“那是与毛泽东类似的口音”，另有中国媒体考证出来，他的白西装价值五百多块人民币。
1990年代，袁隆平曾3次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均以落选告终。有人私下推测，这是因为袁的研究过于偏重应用，不够基础和尖端，但官方并未给出明确解释。
他不喜欢在媒体上露面，根据他办公室的说法，原因很简单：太浪费时间了，而最终的内容又大同小异。他的一个助手解释：他已经尽力配合了，上过中央电视台，上过凤凰卫视，还上过纽约时代广场广告牌上的中国的形象短片在那个短片中，他穿了一件格子的半袖衬衫，没穿那件白西装。
虽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但要仔细讲清楚他是怎么做的，他的工作会对我们的将来产生怎样的影响，大家又都开始面面相觑了。
孟德尔VS李森科
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农民模样的袁隆平并不是出生在农民家庭的孩子。他出生于1930年的北平协和医学院，他的一位姨妈在协和医院担任护士，他的出生档案上还有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的签名。袁家家境优良，父亲是东南大学毕业生，母亲是教会学校高材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母亲告诉袁隆平：要博爱，要诚实，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袁隆平说：“母亲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
根据某本传记，他是在6岁时随大人郊游去了一个农村的果园，就此喜欢上了田园;另一本传记则认为他最早爱上农村是在15岁。不过，无论是6岁或是15岁，都刚好绕开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可以推测，没有战争的田园给袁隆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又加上不甚喜欢数学，读大学时，他报考了农学系。
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根据袁的口述回忆录，毕业鉴定上写着“爱好自由，特长散漫”。毕业后，袁去湖南安江农校担任教师。这大概与今天的支教青年有点儿类似，不过，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袁的“支教”并不轻松。
做教师期间，袁隆平跟对门学校的女老师谈过一次长达数年的恋爱，对方最后还是放弃了他，选择了一个“出身比较好”的男青年，“做出了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选择”。直到33岁，袁隆平才与自己从前的学生、同样“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姑娘邓则结婚。之后，除去时代带来的一些波折，袁隆平的家庭生活普通而“美满”。
在那个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灿烂的农学明星是苏联人李森科，他继承了拉马克的思想，认为环境影响比遗传更重要，而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被认为是“反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最初，根据李森科“简便易行”和“立竿见影”的“无性杂交”理论，袁隆平尝试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身上。第一年，他大获成功，土里挖出了马铃薯，茎上收获了西红柿。然而，到了第二年，把去年收获的种子种到地上，长出的西红柿跟普通西红柿一点区别也没有。
土豆西红柿的故事发生在1960年和1961年，那两年间，除了土豆西红柿的实验失败，袁隆平印象最深刻的，还有饥饿。那段时期，袁隆平亲眼目睹了路边、桥头和田坎的尸体，也体会过饥饿的日子里，“肚子空空，身体没力，两腿没劲。晚上睡觉，被窝冰凉，始终也睡不热……”1961年的春天，因为“搞小麦，觉得在湖南没有前途;搞红薯，觉得是个搭头，意义不大”，袁隆平决心去研究能填饱肚子的水稻。
某本自传中提到，他曾从田里精选了一棵穗大饱满的稻子，收获了1024颗稻种，把它们种在田里。然而，最优秀的稻子长出的后代居然高高矮矮，有早有迟，没有一株的性状超过前代这让他忽然想起了正被批判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杂种的第二代会发生性状分离，那么，去年那棵穗大粒多的稻株，应该是一棵天然的杂交水稻。
主粮传奇
利用杂种优势提高作物产量的做法，从192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出身于政治豪门的美国小伙子华莱士发现了杂交玉米的秘密杂种玉米的个儿硕大又整齐。华莱士和朋友专门成立了公司，利用杂交育种技术改良玉米种子，仅用了10年，这个公司的业务从北美洲扩展到了欧洲、亚洲、南美洲和非洲，创造了华莱士家族巨大的财源。华莱士后来尝试从政，做过美国农业部长，还做过商业部长和副总统。
1960年代，利用杂交育种方法，美国的诺曼?博洛格在墨西哥培育了抗倒伏麦穗大的高产小麦。事实上，在博洛格的半矮秆小麦之前，小麦几乎不需要施肥超过了一定限度，施肥越多，小麦的倒伏会越严重，产量越低。但博洛格的“奇迹小麦”长得矮，不易倒伏，启动了施用化肥的现代高产农业的开端。所以，博洛格也被视为上世纪第一次作物绿色革命的开创人。197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你没看错，是和平奖，以奖励他带领人们战胜饥饿，“通过和平的努力恢复战争创伤”。
1962年，带着对那棵杂交水稻的问号，袁隆平自费去北京拜访专家。在中国农科院的图书馆中，他读到了大量新鲜的外文资料，知道了杂交玉米的成功，也知道了小麦杂交育种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他该做的就是找到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方法了。
杂交水稻育种迟迟没有突破是有原因的。与玉米相比，水稻的杂交很困难。人类的3种主粮作物中，玉米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雌花和雄花在植株的不同部位，分离得很清楚，最容易进行杂交。而小麦与水稻是严格的自花授粉作物，雌蕊和雄蕊包覆在同一朵花苞中，要实现杂交，很不容易。博洛格的小麦杂交是利用一把镊子和一个放大镜进行的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根据资料，博洛格经过二十几年、三万多次杂交试验才得到了抗病又矮秆的“奇迹小麦”。
而杂交玉米的办法用到水稻上却不可行，因为水稻不仅花极小，一朵花只结一颗种子，而且花粉也只在极短时间内具有活力。操作上的困难让人们很难用手工杂交的方法来提供大批量的杂交种子以满足大田生产的要求。在当时的国际水稻学界，专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水稻是自花传粉作物，杂交没有优势，即使有优势，也由于无法提供大批量杂交种子，水稻杂种优势还是无法用于大规模水稻生产。但从北京回到湖南后，袁隆平还是决定从那棵穗大粒多的水稻身上寻找杂交水稻的钥匙。
过了三四年，检查了14000棵稻穗上的小花，在当时的中科院院刊《科学通报》上，36岁的袁隆平发表论文，描述自己在水稻身上的发现：他发现了4棵雄蕊没有生殖能力的稻株，而这种雄性不育的特征还可以遗传。于是，袁隆平说：“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雄性不育。”
“文革”期间，学校已经贴出了针对袁隆平的大字报，批斗行动却迟迟不见踪影。后来才得知，是国家科委看到了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的论文，特意下发文件，要求湖南科委支持袁的水稻杂交试验之后的每次批斗，科技部公函就成了袁隆平的护身符。
1970年11月23日，海南岛野生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海南本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一个长满野生水稻的水坑沼泽中发现了一棵他们需要的植株那棵野生植株贴着地面生长，拥有败育的花粉。(名人名言 www.lz13.cn)杂交了数代进行选育，他们淘汰掉了那棵植株的一系列不好的特性匍匐生长、叶窄、茎秆纤细，容易落粒……花粉败育的特性仍然保存了下来。那株野生稻被取名为“野败”。从“野败”开始，水稻领域的一件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促成了另一场影响深远的农业技术革命。事实上，就在“野败”被发现后不久，大约在197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中断了他们的杂交水稻研究，原因是“很难解决有关的技术问题”。
今天，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网站上，对杂交水稻的解释中说，“比其他稻种都要高产。”谢放鸣解释道：“在相同的气候、土壤、肥料环境下，杂交水稻比普通水稻高产。用相同的投入，杂交水稻要比常规水稻高出20%以上的产量。”谢是袁隆平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目前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担任资深研究员，负责全球农业磋商组织的杂交水稻研发项目。
更好的种子与最好的种子
根据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数据，目前，中国的水稻田里，有58%的水稻是杂交水稻，这个比例在美国是40%，在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平均约为8%曾任美国总统农业顾问的唐?帕尔伯格认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是中国人战胜饥饿的重要方法，“是和平探索对暴力冲突的胜利，也给那些持中央统一管理必将窒息地方创造观点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不过，帕尔伯格认为，中国人战胜饥饿的另一个方式是“计划生育”。在他的书中，助力中国战胜饥饿的两位英雄分别是：袁隆平和马寅初。
然而，粮食增产与农民生活改善并非必然的因果关系。杂交玉米推广后正逢经济大萧条，华莱士不得不负责一个叫作“农业调整处”的部门，削减包括玉米在内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对停止生产的农业工人支付工资。对上世纪的整个绿色革命，也时有批评声传来。在这个领域里，人们尤其可以体会，“最好”是“更好”的敌人。帕尔伯格总结说：“赞许者来自那些关心粮食生产和希望摆脱饥饿的人们，而反对意见则来自那些以减少农民收入不均为主要目标的人。”不过，当时有人反对的主要原因是高产品种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的雇佣农业农场主对农业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少;粮食的产量愈高也许就意味着价格会愈低。
袁隆平并不担心这类冲击，他的理想很简单，希望农民可以利用高产的种子“种三产四”，“多余的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增加收入”。
去年4月，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曾发表过一封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希望袁隆平“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李昌平向本刊记者解释：今天的三系杂交水稻“稻种”只能种一季，农民只能持续向种子公司购买稻种，这让他们失去了种子主权，不仅失去了与种子公司博弈的自主性和能力，也失去了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自主性和能力，他希望政府和科学家能有配套措施让农民自己种一部分可以留种的种子。
要从杂交水稻选育出能高产的纯种水稻很难，就像把一堆沙子里的红色沙子挑出来，成本上划不来。一位植物学研究者向本刊解释：增产涉及到的基因很多，要依靠多代人工杂交选育形成可以把优点稳定地传给后代的品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在“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我们选择了先解决前者。
而对于农民自己种植常规种子的建议，一位育种专家则认为，“看上去不错，但因为目标并不明确，实施起来很难。”
对李昌平的公开信，袁隆平没有做出回应。不过，很显然，“粮食不足”与“无法留种”之间，他继续致力于解决前者。最近几年，袁正致力于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超级水稻，继续挖掘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
转基因与有机农业
虽然给袁隆平的公开信并未得到回复，李昌平还是对本刊评价道：“袁隆平是个伟大的科学家。”袁的学生谢放鸣认为，“袁老师是个专注的人，特别专注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不理会外界干扰。”
“这是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不过今天的年轻科学家已经很难做到了，毕竟环境不同了。”谢放鸣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发出如是感叹。
对于这位专注的科学家，几个研究水稻的同行说，“袁老师是很和蔼的人”;采访过他的湖南老乡说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有一次与人对谈，对方提到他“擅长小提琴”，他会悄悄告诉对方，“其实，后面有人放音乐，我就是拿把琴在前面装装样子而已。”不过，12月中旬，《南方周末》“中国梦”在中山大学的对话活动现场，坐在4位嘉宾中间偏右的袁隆平双手紧紧地贴在大腿上，身体略显僵硬地左倾很显然，他还不太习惯聚光灯下的环境。
从会场下来，工作人员奉上茶水，未及喝一口，一堆记者围上来。他笑了笑，眷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