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评述论文
巴以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最大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巴勒斯坦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巴以问题有着重要影响。 1987年，哈马斯在第一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中应运而生。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巴勒斯坦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朝着温和化和务实化的趋势发展。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评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评述全文如下：
摘要：哈马斯在巴以关系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哈马斯提倡现代伊斯兰主义，有学者将其崇尚暴力、反对和平进程的立场归因于宗教狂热。本文认为，应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出发，来评述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
关键词：哈马斯;民族主义立场;巴以关系
(一)
自哈马斯诞生以来，从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到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再到2007年巴勒斯坦大选后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巴勒斯坦的暴力事件可谓逐年增多，长涨不消。此间巴以和平进程虽有进展，但民族矛盾长期存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武装冲突可谓此起彼伏。一方面，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不断制造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不时向以色列发射自制火箭弹;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军事袭击使得巴勒斯坦人民骨肉分离、流离失所。
1989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了第一次军事袭击。1991年，哈马斯的武装组织卡桑旅建立，以独立的战斗小队形式实施军事袭击。1994年之后，哈马斯的武装抵抗愈发激进，自杀式爆炸袭击开始成为主要斗争方式。1994年到1996年，哈马斯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以色列人员伤亡。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期间，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据统计，2000年9月到2005年12月，以色列共损失了1080人，巴勒斯坦伤亡达3570人。此外，哈马斯对巴以和平进程持抵制态度，曾经发动群众谴责运动，同时进行媒体宣传，利用报纸、杂志、哈马斯领导人录制的卡带、书籍、传单公报等传达出抵制和谴责的信息，以此反对以和平进程。[1]
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袭击也从未停息。从2008-2009年的“铸铅行动”、到2012年的“防务之柱”、再到2014年的“护刃行动”，以色列多次对哈马斯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面对以色列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装备，巴勒斯坦人只得在差距极大的力量对比中，过着无家可归、颠沛流离、骨肉分离的悲惨生活。新月地带烽烟四起，巴以两国人民在战火之下时时置身危险之中，经常无辜受害、受到连番惊吓，值得同情和关注。
(二)
关于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有学者认为，正是哈马斯作为伊斯兰主义组织所固有的极端立场和暴力属性，使得巴勒斯坦暴力事件增多、和平进程停滞;哈马斯则蓄意破坏和平，是巴以和谈中的“搅局者”。西方学界多数学者持上述观点。《巴勒斯坦历史词典》中将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立场，“哈马斯反对以任何形式同以色列达成和解，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因为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瓦克夫’(宗教财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我国学者陈天社认为，哈马斯掀起的宗教狂热，是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阻碍，“伊斯兰激进势力对巴以问题的政治解决构成了重重阻力，导致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上升，而阿以冲突的长期持续，又成为滋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狂热分子的温床，从而形成一个怪圈，周而复始，循环不己。”[3]
与上述主流观点相对，部分学者认为哈马斯提倡暴力、反对和平进程的民族主义立场并非源于宗教狂热，而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选择;哈马斯也并非巴以问题政治解决的终结者，相反是从法塔赫手中接过巴以问题接力棒。阿扎姆?塔米米在《哈马斯：非书面章节》中认为，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受到国际社会不公正的待遇的前提下，暴力行为是“合法的暴力”[4]。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从国内政治层面阐述哈马斯军事行动的合理性，“吉哈德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有政治层面的内涵。如果政府存在，那它会履行保护人民免受侵略和占领、代表人民权利的职能。但在巴勒斯坦，由于政府的缺失，吉哈德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在该种情况下，民众会因为其他政党的军事行动而给予其政治支持。”[5]
本文认为，应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出发，来评述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提倡武力抵抗的民族主义立场。
从动态层面看，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是法塔赫时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民众对巴以和平进程的不满和对法塔赫的失望，转化为对暴力抵抗的狂热和对哈马斯的拥护。一方面，和平方式固然最佳，然而和平需要双方力量对比的平衡、权力分配的得当，此外更需要秩序;在上述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和平进程自然无法继续，巴以关系转向暴力解决是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另一方面，法塔赫无力继续完成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只能由哈马斯接过巴以问题接力棒。
从静态层面看，巴勒斯坦的社会政治现实塑造着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提倡暴力斗争的立场。一方面，强制压迫和恐怖暴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以色列的步步紧逼使得巴勒斯坦人无处安身、性命不保。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下，哈马斯不得不选择“以暴制暴”。另一方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军事行动的目的也是赢得民心、争取选票。换言之，在充满军事威胁的政治环境中，武装斗争强化了哈马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诚然，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自杀式爆炸袭击行为多发生在例如咖啡馆、公交车站、市场等公共场所，时常伤及无辜平民，使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人民生活在危险之中，时常朝不保夕、骨肉分离，可谓生灵涂炭。
综上所述，哈马斯在巴以问题上略显激进的立场，是历史的结果和现实的选择，而并非因为伊斯兰主义运动固有极端倾向和暴力属性。伊斯兰主义作为哈马斯政治活动的一面旗帜，自然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并非导致恐怖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反之，若将巴以之间频发的暴力冲突和武装对抗归咎于哈马斯和伊斯兰主义，不免落入唯心主义的桎梏。
以动态视角审视，近70年的巴以冲突经历了从大规模战争到地区冲突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之前，巴以冲突以大规模战争为主，例如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1967年以色列吞并加沙和西岸。自9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取代了大规模对抗，例如1987年大起义、2000-2005年阿克萨起义、2008-2009年“铸铅行动”等，皆发生在加沙，且只以哈马斯为打击对象。另一方面，巴以双方从五、六十年代的武装冲突，到七、八十年代和平进程的启动，再到1994年和平协定的签订，巴以关系明显渐趋缓和。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的此消彼涨，预示着巴以关系和平解决的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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