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而上的名人例子，名人逆流而上的故事

很多名人可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敢于逆流而上，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几个名人逆流而上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逆流而上的名人例子韦卓民

韦卓民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大学校长，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精通英、德、法、意、俄、拉丁、古希腊等外语，尤其是英文，与母语一样好，连他的英美朋友都感到惊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哲学、逻辑学、宗教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良好素养，在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西文化融合、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贡献良多。

韦卓民早年致力于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如他的博士论文《孔门伦理》，对中国的人伦道德赞许备至，认为“中国人优秀的道德准则是世界人民的一份财富”。1934-1935年、1937-1938年、1945-1946年他三次应邀赴美英讲学，受聘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客座教授，着力宣扬中国优秀文化。他在美国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专题讲座的讲稿，汇编成专著《中国文化》，于1947年在纽约出版，受到美国学者的高度评价。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说，韦卓民向西方阐述中国文化的成就“很少人能和他相匹，也没有人能超越他。”

韦卓民晚年则着重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特别是西方的哲学和逻辑学。1952年卸任校长职务以后，他全力从事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重点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4位划时代人物。有感于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了《康德全集》，而中国尚无，韦卓民从1957年起，尽管被错误打成“右派”，且年届古稀，仍以极大的毅力，把康德的8部著作300多万字翻译出来，其中有4部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他还撰写和翻译了4部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著作，达100多万字。这期间成为他个人学术成果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时期，他也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史的著名研究专家。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绕不过韦先生。“文革”期间，环境更加恶劣，他已年过80岁高龄，仍孜孜不倦地撰写《黑格尔〈小逻辑〉评注》，直到1976年逝世前几天，共撰写了50多万字，可惜未能完稿。

韦卓民辛勤劳动的学术成果，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他的遗著包括西方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论、宗教学、中西文化及其比较、教育学等90部，达七八百万字。为此，华中师范大学专门成立“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将这些著作整理，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有：《韦卓民学术论著选》、《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康德：〈纯理性批判〉》等。

韦卓民既是校长，也是一名优秀教师。他一生没有脱离教学，不管行政工作多么繁忙，仍坚持讲授逻辑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课程，即便在他年过古稀，不幸蒙冤后，仍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直到1974年才退休。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韦卓民专门为华中师范学院政教系的青年教师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寓研究于教学之中，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援用几种语言讲解某个重要的概念，讲得十分透彻。著名学者陶德麟教授、陈修斋教授、杨祖陶教授当时都慕名前来听课，获益良多。

韦卓民与著名学者王元化约定通信讨论黑格尔哲学的故事，更是体现了这位伟大学人诲人不倦的精神。上世纪60年代初，韦卓民利用暑假到沪探亲访友。作为晚辈的王元化向韦卓民请教黑格尔哲学问题，约定书信讨论，韦卓民慨然应允。二十天左右通一次信，书札来往频繁。韦卓民每次复信，都极为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著作从体系、用语、体例直到读法和参考资料都一一提出指导。王元化说：“先生指导后学是不辞劳苦，不怕厌烦的。他回答我问题的复信往往多至十页以上，且正反两面书写，笔画清晰，端正，几乎从无圈改涂抹之处……有一次接到他的复信较迟，读了之后，才知道他有好几天发高烧，已卧床多日，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连忙作复的。我一边读信，一边感动不已。”

如果说，韦卓民对王元化的耐心指导，是由于他是王元化父亲的同窗好友，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浓浓亲情的话，那么，韦卓民对素昧平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的指导，就更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美谈了。

1964年前后，著名学者王方名被几个逻辑史方面的问题所困扰，在北京找不到答案和资料，于是向他素来仰慕的韦卓民请教。韦卓民与王方名从未谋面，但他接到来信后，立即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认真写了长达几千字的复信，对王方名提出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并列举了各答案的出处，涉及到的参考书达一二十本，包括英、法、德等语种，还对每本参考书都一一作了评价，指出其优缺点与可信程度，甚至指出哪部分较好，哪部分较差，哪部分仅作参考等等。华中师范大学曹方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