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宗教运动的根源

2017-04-14

(一)美国新宗教运动的根源：美利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混杂居住、大多数民族都在同一起点上开始竞争繁衍的国家。

在这块新大陆上，没有因袭已久的骨干文化传统，不同血缘，不同肤色的人们都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和文化。17世纪初开始，盎格鲁——撒克逊人首先追随着五月花号的强劲风帆踏上了这片土地，他们自命为“标准的美国人”。欧洲基督教的多宗多派便像他们那不同风格的小木屋一样镶嵌在广袤的处女地上。到19世纪，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等民族接踵而至，在这里筑起了东方文明的祭坛——他们带来了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这些宗教来到北美大陆，就意味着失去了原先相对独立和隔绝的文化传统和地理空间对自己“优先”地位的保证，它们必须面对那些过去曾是“远在天边”，而今却是“近在眼前”的“异教”的冲击。在“信仰自由”的旗帜下，每一种宗教都必须主动去适应新环境下人们对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为自己争取生存发展的权利。这样各教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竞争和融合，从而使一些教派被淘汰，一些教派生存了下来;而新的宗教则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二)美国新宗教运动的根源：被奉为最高权威的美国宪法为宗教创新大开方便之门。

早在1791年审定通过的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就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7]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宗教信仰上的绝对自由。虽然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条款，但是各个国家在具体执行中对这一条款的把握却相差甚远。美国法院对宗教创新实际上采取了纵容甚至是包庇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它对以上宪法条款的解释中。美国最高法院把宗教解释为：“深切地、真诚地持有的信仰。”界定如此之宽，几乎使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至于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当宗教群体与世俗利益发生冲突时，法院往往对前者采取容忍和豁免的方法。在历史上，虽然有对摩门教的多妻制采取了强令禁止措施的先例，但对耶和华见证人会关于拒服兵役，拒不向国旗敬礼的教规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到1963年最高法院作出决定，凡是对宗教问题的审理，都一概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作出裁决。所以上帝子孙会、拉基尼希基金会(Rajineesh Foundation)这些搞性自由的教派能在美国找到自己的空间。当然美国人也为此付出了像人民圣殿教那样的代价。

美国社会基本结构的以上两个方面，为宗教的繁荣和创生铺垫了肥沃的土壤(必要条件)。在这块肥土上，只要气候适宜，任何一点作为外界刺激的种子(充分条件)都可能生长出一大片森林。这些种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播下。每当生存条件迅速变化的时代、观念更新太快(“价值脱节”)的时代，总之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发生飞跃时，就有可能出现宗教复兴和教派繁衍的热潮。

(三)美国新宗教运动的根源：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网络极大地增强了各种宗教布道的影响力，同时也使宗教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变得异常错综复杂，从而高科技信息洪流竟成为新宗教运动兴盛的催化剂。

今天，各种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最大限度地延伸了每一个大脑的感受神经，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任何时间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成为刺激人们心灵的新信息。在美国，专门从事宗教宣传的电台在1987年之前就达1，400家，电视台达60多家，每周要播出数千小时的宗教节目。再加上各种政府和商业电台、电视台有关宗教的报道，单凭这个渠道，人们接受到的宗教信息比二战前不知多多少倍。更不要说高效率的出版业、电影制造业、声像业和报纸等。这些东西多管齐下，使每一个公民随时都可能有意识无意识地，主动地被动地感触、接受到五花八门的宗教宣传。这种现代社会中的宗教信息洪流冲击人们心灵的结果是两个方面的：

第一，给有宗教意向的人们提供了广泛的选择机会。就像人们在超级市场上选择自己喜爱的消费品一样，人们也很方便地在众多的教派之间对比、挑选，最后加入那些最适合自己口味的教会。他们不再像其父辈那样，只有家传的教会才是他们最佳的、唯一的宗教选择机会。这就必然会使宗教的多样性随着大众的宗教兴趣的多样性而产生。

第二，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理解了各种“边缘教会”(Marginal Churches)的合理性，并能够宽容其存在。美国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他们最早普及高等教育。因为人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比较开放、活跃，能吸收、接受各种宗教教义。他们相信，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垄断一切真理，同样，任何一种思想也不可能完全是谬误。对各种各样的新宗教运动和边缘教会，美国学术界早就从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各个学科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系统的研究。大众传播把学者的态度和知识，慢慢地扩散到一般民众中去，使人们认识到，边缘教会已不再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它们与“主流教会”(Mainstream Churches)一样就活动在自己身边。这样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影响公众的观点，赋予了新宗教运动以存在的合理性。

事实也是如此，现代美国人对各种异己的宗教的态度已经从宽容各种不同宗教在社会上共存，发展到在一个人思想中各种不同宗教的和平共处。据最近的民意测验，在美国的基督教徒中有25%的人相信“灵魂转世”，这完全不是基督教的教义。但是美国的非基督教徒只有8%相信上述观点。大多数相信灵魂转世的人同时把自己算作基督教徒。[8]

(四)美国新宗教运动的根源：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对知识的工具主义的追求，造成了人类的知识结构和感知方式的畸型，这成了美国新宗教运动的认识论根源。

正像工业革命的发生带来了社会财富的成倍增长，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劳动者物质生活的极度贫困一样，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以逻辑结构为基本特征的科技知识呈几何级数地迅速膨胀，却造成了人类灵性生活的巨大空白。对心灵的关注因为“无用”，所以被忽视。人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把卫星送上太空，亚原子结构的图式也被精确地描绘了出来，但是他们在面对自己的精神世界时，却一筹莫展。人类对自我、存在、灵魂的知识水平，“仍然停留在婆罗洲丛林巫医的水平”。[9]整年整月，人们大脑的左半球都在不停地操作、运转着，而右半球却被闲置起来。一方面是理性思维的极度疲乏，另一方面却因直觉思维被剥夺而感到饥渴。新宗教运动主张通过神秘的洞见来体察真理，它们教导的种种非理性的修炼方法，正好填补了现代人的心理空白，满足了其精神需求。新时代的古鲁(导师)们告诉人们：真理“是在以下的方式中发现的——民粹派的朴实智慧里、反科学中、对直觉思维的大脑右半球的信息的感受中。”[10]总之，“对神秘和梦幻感的追求包括神秘术、做功和对存在于你自身之中的真理的揭示。”因此古老的神秘宗教技术被现代人当作自我潜力开发的手段加以利用。

战后出现了一次世界性的生育高峰，这一代人从出生之日起便与现代科技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在他们成人之后，由于产业结构的迅速改变，白领阶层成为主要的职业阶层。劳动大军从机床前走到计算机前进行工作，因此又有“计算机的一代”之称。这就使得6、70年代的青年对现实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态度都与以往的时代的人很不相同，至少与2、30年代出生的一代大相径庭。那个时候的青年人什么都靠自己动手，自己分解，自己实验。6、70年代的青年人再也不去考虑分解和实验一类的事情。像计算机，只须知道它的功能而对其内部构造不仅无法细知，而且没有知道的必要，这就是科学技术的“黑匣子”化。他们终日只是和出现在荧光屏上的形象或符号打交道，往往把符号当成经验和世界本身;他们使用超大型计算机与外部世界对话，会感到自己是非常“强大的”存在，甚至会产生一种自己和外部世界直接相连的真实直感。这与宗教试图以物象礼仪、示象礼仪和意象礼仪等符号化的东西去把握和支配世界的方式十分近似。因此现代青年对那些主张神性即人性，上帝即一切的新兴宗教感到更亲切。

(五)美国新宗教运动的根源：在政治生活方面，新宗教运动是人们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政府高压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的折衷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给美国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相反他们还发了战争财，并且迎来了战后经济的高涨。他们的经济实力最雄厚，科学技术最发达，军队装备最精良，似乎各方面都是“No.1”(世界第一)。仿佛通向美好未来的方便之门正为他们敞开着，他们以自负的理想主义眼光来看世界。然而，朝鲜战场的败退，越南战争的窘迫，震醒了部分美国人的迷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些一百多年以来一直不堪一击的“支那人”，竟然披上了红色新装以后就具有了不可战胜的威力。应当说，这不仅是军事上的战胜，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和心理势态上的倾斜。从此以后，不可一世的“世界第一”才开始正眼看待古老的东方。年轻人从越南战场归来以后，感到受骗和激愤，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局最高权威，进而采取激进的行动，游行，示威，甚至穿上绿军装，信奉起“毛主义”来。然而，美国政府对他们的回应并不那么富有诗意，青年们赢来的往往是警棍、催泪弹和直升飞机。满腔热血换来的却是劈头盖脸的冰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人们，尤其是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去思考，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苦闷彷徨，扑朔迷离仍然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另一方面，对政治家们来说，宁可让公民们搞一些无益却无大害的“消遣”，也绝不允许他们对自己指手划脚。亚文化——很重要的成分是新宗教运动——尽管五花八门，离经叛道，但不会危及当局的统治，因而是被允许的甚至是受提倡的。这样新宗教运动便成了朝野双方角力之后的折衷方案，但它为人们提供的也只是改变现实的愿望的替代性满足。这虽然有点掩耳盗铃，鸵鸟埋头的意味，但也比面对丑恶而无能为力给人带来的痛苦要好得多。

“如果你想改变这个世界并渴望找到改变的途径……你就应当遵从主的教导……”当古鲁们语重心长的教诲回荡在青年中间的时候，他们找到了新的能量发泄出口。青年们便转而指责成年人的信仰——新教——的价值取向完全是人性的丧失和异化，它鼓励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和工具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忽视了人的亲和需求，是“追求孤独”的伦理学。对他们来说，自己拥戴的新型宗教和东方哲学才是整治时弊的良策，它们克服了新教的严重机械化缺点，重视个人的精神需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是时代精神的旗帜。

(六)美国新宗教运动的根源：在社会生活方面，新宗教运动是青年人社会适应不良的表现。

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中，青年社会适应不良已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现代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造成的。当代社会越来越技术化和科层化，它强调其成员的工具性角色，鼓励人们之间的关系要按步就班地例公事，情感中立，要个人趋向于非个性化。与此相对照，现代家庭由于完全退出了社会生产过程，不再是一个生产单位，而只是一个消费和情感交流的单位。家庭规模越来越小，成员之间的情感占有更加直接专一。家庭关系强调成员的表意角色，具有情感弥散性和特有性，这就形成了太无人情味的社会中的太有人情味的家庭。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很难适应社会生活，他们走向独立生活(如上大学、就业或结婚等等)时感到难以忍受，产生了从家庭到社会的尖锐角色冲突。这种角色冲突带来的心理紧张有时会达到异常强烈的地步。为了缓减这种痛苦，许多人从教育和职业环境中退出去，参加了吸毒、性解放和“嬉皮士”运动。但是这毕竟与正常规范相去甚远，他们不但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的根据，感到那些行为尽管刺激却没有意义，而且这样做本身也会损害健康。最终破坏幸福本身。从“嬉皮士”运动中醒悟过来的人发现新宗教运动是好的去处，他们在社会上与人格格不入，但是在新宗教群体里则能被接受，得到关心、爱护、食宿，这使他们感到自己很重要。他们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又没有家庭那样狭隘和闭锁。教徒在其中既像教主的孩子，又像教友的兄弟姊妹，同时还要承担社会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新宗教运动为这些青年提供了既近似于家庭又近似于社会的环境，缓减了心理紧张和痛苦，成为他们从家庭到社会的安全、温和与合法的过渡。事实也正是如此，许多加入新宗教运动的青年都正在经历某种形式的个人危机，对237名统一教会的成员作的抽样调查中，有2/3的人在入教前都有严重的吸毒问题或情感问题，其余的人则只是因为好奇或精神空虚才入教。

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当代青年严重缺乏自我导向能力的社会现实。资本主义名利场中，人与人之间表面上的道貌岸然、彬彬有礼之后往往是人心不古，尔虞我诈，很少有值得青年人尊敬、模仿的榜样。他们长大成人，脱离了父母的怀抱，往往觉得自己是什么群体都不属于的“边缘人”。他们看不到生存的意义，甚至想象不出生活中有什么目标可以为之一搏。他们在面临一个又一个选择时，犹豫不决，不知所适。他们是一群正在寻求确定答案、明晰的道德标准等固定结构的人。但这又是凭他们自己的单薄的生活经历和知识难以获得的，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外部的权威为自己提供一套生活框架。当他们加入到新宗教群体中时，感到这些需要得到了满足，那里有可以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不安全感和孤独感的群体结构。表现出绝对确信和无所不通的教主们的人格魅力更使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教主们看准了青年人寻找依赖庇护的弱点，用各种方法去排除焦虑，为他们建造成了一种可以回避当代复杂的现实生活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