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论文

2017-06-12

一般说来。科学观是以自然科学为思维对象而产生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它是科学哲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探讨的是科学目标、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科学发现与科学检验及评价、科学发展过程和科学发展模式等等。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哲学与时代的关系论文篇一

时代逻辑与哲学逻辑

一般说来。科学观是以自然科学为思维对象而产生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它是科学哲学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探讨的是科学目标、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科学发现与科学检验及评价、科学发展过程和科学发展模式等等。可以说西方任何一位科学哲学家都有自己对科学的独特理解。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如果以时空坐标系统来反观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则大有“家族相似”的理论特征,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现代哲学向后现代哲学转型固然有其内在必然逻辑。而现代科学观向后现代科学观的演化更有其深刻的哲学发展背景、科学技术进步根由以及社会环境变化原因。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产生,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是显而易见的,如“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和“修辞转向”,等等。即使是具有后现代哲学特征的社会建构主义还在实现“更多的转向”。后现代科学哲学已实现的这些转向背后所呈现出的另一重要趋向性特征——“文化转向”,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加强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后现代科学观的研究。不仅是科学哲学理论本身发展的逻辑诉求。同时又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方法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为相关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因而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一、现代与现代科学观

“现代”与“后现代”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的。这是现时代研究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学者们必须追问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单从社会历史的分期来看,“现代”是以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起始点的,但从哲学的观点看,任何一个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嬗变都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条件、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是诸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由于哲学有其自身相对的独立特征,每一思潮的出现总是伴随一系列中心主题的产生。鉴于此,西方学者多倾向于在理解“启蒙”运动时。高频率地使用“现代”一词。启蒙运动从17世纪开始在欧洲形成自己的观念体系,到18世纪占据统治地位。如以“百科全书派”著称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751-1780年编篡出版的一部长达35卷的《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概括了哲学、科学技术、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成为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的最重要标志。德国著名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把16世纪由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近代科学家建立的科学范式以及由普朗克、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等创立的量子力学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统称为现代科学。西方哲学家们把笛卡尔开创的以“我思故我在”作为第一哲学原理的理性主义哲学流派当作“现代哲学”的真正开始。

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兴起的同时。近代自然科学(英文中的“近代”与“现代”都属同一个单词“modern”)也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向前发展。天文学、数学、力学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医学、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地理学也有长足的进步。哥白尼运用数学方法,对观测结果作了认真计算,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提出了日心说。布鲁诺从三个方面发展了哥白尼的理论,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太阳是一颗普通的恒星,地球的轨道不是正圆;开普勒提出了一个思辨的宇宙模型。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定律。伽利略以自由落体问题为突破口,开创了近代力学的先河;牛顿继承伽利略天地统一的思想,把自由落体运动、抛物体运动和天体的运转联系起来,建立了万有引力理论,并提出了说明自然现象的微粒说。这种

科学的复兴使人们对人和自然有了新的认识,它在揭露神学的欺骗性的同时,使人们认识到人具有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人能够在生产和 社会 发展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使人们对理性有了新的认识,伽利略曾高度赞扬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以理性为指导的结果,理性完全能够征服感觉。

如果说15、16世纪是现代主义的过渡时期,则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使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到了西方各个国家。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天主教神学,阐发认识自然、发展科学的重要意义, 论证资产阶级的社会国家学说和伦理道德思想,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都为第一次技术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人文 环境。18世纪60年代以纺织机和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使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生产影响技术,技术再影响科学,即生产一技术→科学”。三者的相互趋动、相互作用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 农业社会开始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过渡,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现代主义价值观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真正形成。所以说,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理性主义的代名词。

以西方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近代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牛顿的物 理学、太阳系演化的星云假说、细胞学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原子——分子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分子运动学说、电动力学、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以及20世纪初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学等现代时期以来的科学统称为现代科学。近代时期的科学发展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为近代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它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 发表、推翻地心说而建立日心说为起点,以牛顿发现惯性定律、加速度定律、作用与反作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林耐采用纲、目、属、种等分类阶元的生物分类法的发明为终点,建立起近代 机械的自然观。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为近代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它以康德出版《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太阳系起源于一片原始星云的假说为起点,以19世纪以来由于电子、X射线、放射线的发现而引发的物理学危机为终点。使辩证的自然观开始形成。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无论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还是天 文学、地质学、数学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从科学发展的具体特点来看,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科学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以来的科学。无论在思维方式、价值目标等方面都是大相径庭的。特别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直接威胁到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理论范式。它的追求不确定性的“确定性真理”与经典物理学分道扬镰。所以,当我们从 哲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史、来理解西方科学 哲学时,通常把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科学称为现代科学,而把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以来的科学称为后现代科学。从思维方式上看。现代科学总体上奉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二者是主动与被动、控制与被控制、克服与被克服的主客体关系。从理论重心上看,强调以牛顿力学为指导来认识理解客观物质世界,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形式都可以还原为 机械运动。“一切事件都要用纯粹机械的方 法来解释——也就是说。完全要被解释为一些按照牛顿运动定律的质点运动。因而用简单的机械决定论来寻求事物的必然性、确定性,而忽视甚至否定非确定性和偶然性。从对自然界因果关系的探究上肴,力崇归纳法而贬斥演绎法,认为自然界中同一类结果,可以尽可能地归之于同一种原因。而自然界复杂性科学的因果关系,概率与非线性问题都不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考虑之列。因为现代科学观认为,自然界不是紊乱无序的,在杂多的现象世界中一定存在着确定的、有章可循的因果关系,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借助予数学工具去完成。从科学价值目标上看,科学是一种追求本质、真理的理性事业。是一种求真的活动,因为有了真理才能推动 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类的 发展。所以科学在人类 文化中占有绝对霸主的地位,为“文化之王”,它在价值上也是中立的,它与其他人文文化并无多大关系,“科学操作自然的方式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即非善亦非恶,完全取决于人类运用它的方式。”这就是说科学与人的行为道德、审美活动并没有直接的必然 联系。

二、文化转向的时代逻辑

时代逻辑决定时代的理论观点,时代逻辑的演化决定时代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发展。从社会历史背景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完成了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垄断 组织在争夺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建立起国际垄断同盟。形成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 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共同组成了世界性经济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在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相互竞争、渗透和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并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例如。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日、西欧共同体的合计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贸易占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1955年分别占到了70.6%和62.1%。在战后20多年时间里,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实行凯恩斯主义策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较快、失业率较低、社会福利制度普遍建立。工人生活有较大改善,新兴科技事业蓬勃发展,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改善了投资 环境,从而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不能给资本主义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从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主要表现为生产停滞、物价猛涨、失业剧增、利润下降、政府 财政赤字逐年扩大。诸种迹象表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资本主义是无法解决其沉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因危机。

从科学发展的境域来看。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所讲到的,当我们改变了对自然的认识时,先前的旧观念就会崩溃。如前所述现代科学追求的是精确性而缺乏综合性。它是在整体中研究部分、在复杂性中寻求简单确定因素。现代科学注重对线性系统和可积系统的分析研究,而忽视了非线性系统和不可积系统,这些系统在数学上是很难解决的,往往得出不确定的结果。后现代科学突破了经典力学范式,实现了科学认识上的重大变革。如量子力学领域的非连续性现象表明,所有的运动都可以被看成是非连续的运动,因为量子理论已成功地解释了电子运动的非连续性。在一定范围内事物可以与任何远距离的其它事物发生 联系,当代物 理学非局部联系的理论突破了 机械论规范中的局部联系的观点。由于量子运动的不连续性,对它的认 识必须以一定的测量为条件来得出概率性认识,而且是认识者借助测量仪器和测量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得到的认识现象也不能重复。所有这些都是与我们先前的科学常理相违背的。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最初是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的。他通过对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发生理论冲突的物理学根源的探索,第一次以测不准原理来加以阐释。他的理论主旨是:在微观物理现象中,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时间与能量,方位角与等成对的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性,因此也就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数值。例如。在一个微观粒子的位置与动量这一成对的物理量中,其位置的不确定性△x和其动量的不确定性△p必然符合如下关系:△x·△p=h/4π。其中h为普朗克常数,该式表明,△x和△p的积和普朗克常数属于同一个数量极,它说明了一个微观粒子的那些分属于波粒二象性的成对的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性。测不准原理的提出,“揭示了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在本质上的差异,鉴于在经典力学中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原则上可以任意精确地同时测定,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测不准关系带来的这种效应,量子效应才能发生。”随后,波尔对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进行了更高的理论概括,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原理:由于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而波粒二象性的诸对物理量不可能同时用两类仪器精确测定,因此只有把两类仪器的不同观测结果互补起来。才能得到微观粒子的完全认识。玻尔和海森堡认为。测不准原理和互补原理出自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这一物理实在。既然微观粒子的物理属性表明它不同于宏观客体的物理属性,因此在对于微观粒子的物理属性的认识上。也就必须放弃以宏观客体为对象的经典力学中的那种因果决定论,而代之以量子力学的几率 统计论。然而。爱因斯坦坚持认为,物理实在是受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因果率支配的,一切物理现象都具有其统一的因果性。所以。原子尺度上的事件可以被确切预言,而不是几率。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几乎在同一时期,数学的完备性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最著名的是“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发现。1926年前后,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在他公开 发表的几篇论文中阐述了他的形式主义数学基础理论。他认为,数学就是由数学概念、数学定律与数学演算所构成的形式系统:数学的科学实质在于证明形式系统的无矛盾性。由此提出了“希尔伯特纲领”,其核心就是: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是数学基础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唯一标准;公理系统的无矛盾性的证明可以通过有限的构造性步骤来实现。这一纲领提出之后。奥地利青年数学家哥德尔在1931年出版的《论数学原理》一书中证明,包括算术形式系统在内,任何数学形式系统都不可能用有限的构造性步骤来判定它是否有矛盾。哥德尔所发现的这一被称之为“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说明。由于由任何公理所组成的形式系统都是不完备的,所以,不仅是数学全部,甚至是数学的任何一个分支,也不能用一个公理系统概括起来。正如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 哲学研究中心曹天予先生所言:“由于物 理学和数学的基础研究中诸如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等发现,这些年来,人们对于科学依据其严密性和一致性而言的合法性所遭到的各种内部侵蚀,也日益敏感起来。考虑到所有这些。怀疑论者论证说,科学无论是就道德目的、认知真理、或是逻辑一致性而言,都不可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更不能说用其他话语了。科学,或者更一 般地理性作为合法性话语的失败,导致了刻画现代性方案的元话语观念本身的瓦解。所有这些观点、论证和批评,构成了后现代性,尤其是后现代科学起始和被接纳的思想背景。”

除此之外,20世纪60年代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把随机性、偶然性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耗散结构是关于非平衡态开放系统的有序生成和 发展的科学。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耗散能量形成一种动态稳定的有序化结构。耗散结构论通过对熵、远离平衡态、开放系统、非线性相互作用和随机涨落等概念、方法的研究,第一次从科学上证明了自然界生存着同时又消逝着的本质特征。物质不再是被动的实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 联系的演化过程。这种思想在 社会科学、生命科学中得到了广泛 应用。协同学主要研究开放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协同效应。使系统以混沌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状态,以及有序又转化为混沌状态的具体机理和共同规律。它是通过对宏观参量、序参量、协同和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以及从有序到无序的演化等概念、方法的探讨,使在一定条件下无法辨认的子系统有了研究的可能性,它说明了有序结构的形成和系统的自 组织是自发的、飞跃的过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是“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这也印证了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的说法:“通过关注不可确定的现象、控制精度的极限、不完全信息的冲突、量子、‘碎片’、灾变、语用学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自身的发展变为一种关于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突变和悖论的理论。它改变了知识一词的意义,它讲述了这一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它产生的不是已知,而是未知。”所以,用“本质”、“基础”、“确定”、“中心”、“理性”等词汇来描绘后现代科学,以“科学”为中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所有宏大叙事及其诸种 文化现象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

三、文化转向的哲学逻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西方文化已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最大转折时期,尼采的哲学诞生了。他在本体论上主张世界是许多个别意志的偶然性堆砌而无必然性的不确定性因素组成的;在认识论上他认为真理仅仅反映了人的主观信念,理性根本不能反映客观存在的真实世界,科学对本质确定性的追求是徒劳的。要“重估一切价值”。建立新的人类文化。他提出“上帝已死”的口号,成为时代最强音,其思想成为后现代哲学的理论基础。而德国另一位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主客二分传统哲学的批判,成为后现代科学观之文化转向的直接理论来源。

尼采把意志看成是世界的本质、万物的本源,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强力意志。他把强力意志分为四种: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和主子的意志。物理学中引力和斥力的对立,化学中的化合和分解,自然界中有机体吸取营养都表现为一种“侵占”、“征服”,事物之间的区别只是表现在强力意志等级上的不同而已。这样,不仅否定了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性,而且否定了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性。康德把世界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世界。现象世界我们是可认识的。而“物自体”是可望不可及的。叔本华则认为,康德的“物自体”是可认识的,可认识的“物自体”就是意志。尼采则从右的方面批判康德 哲学,他完全抛弃了“物自体”概念,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真实的世界,更谈不上去证明它。因此对知识和理性的追求是没有必要的,哲学探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生命和本质,至于物质、精神、实体概念都是 虚构的,因为真实的存在唯有强力意志。“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他们本末倒置,把最后来临的‘最高概念’即是一般最空洞的概念置于开端。”尼采对传统哲学家们的批判实质上是对理性的批判。他指出:“现在许多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的那种信念也是如此,他们对此信念甚感满意,即相信在人的思想和价值观方面具有同等标准的世界,相信借助我们那微不足道的理性便可应付的“真理世界”。他认为,合乎理性的世界模式是按人类的理性本性构造的,如果用这种被理性创造的世界模式来规范人生,生命就会失去活力。作为理性的主宰者上帝一已经死亡。“人”应当做“超人”,“超人”具有“大地的意义”。即脚踏实地的人,能面对自然界生机勃勃的图景而与万物融为一体的人,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拙劣的东西,没有一种动物比人危险的失去它的本能。”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超人”。

要做“超人”就要用 艺术的眼光看待科学,就要对科学理性发起挑战。他认为。科学的首要特点是逻辑证明的严格性,然而其体系的建构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前提条件的,这种前提条件与科学精神是格格不入的。随着现代 社会的 发展,以理性为指导来解释世界是不可能的。尼采以十分犀利的笔调写道:“诸君所理解的所谓‘科学地’解释世界实在愚不可及。荒诞不经。我们把这话讲给那些 机械论者听,这些人当今非常乐意与哲人为伍。而且误以为机械论是关于一切规律的学问,一切存在均建立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然而,本质机械的世界也必然是本质荒谬的世界。”在《反时代的考察》一书中。尼采揭示了科学事业带来的危险性、非人化和机械主义导致生命的病态以及工人的非人格化。在《偶像的黄昏》著作里,他揭露了科学研究给精神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人服从于物、受物支配的状况。他在极力否定利_学无所不能、无所不达的同时,又大加推崇 文化和艺术,特别是希腊的悲剧文化。他指出:“我称为悲剧文化的文化,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在科学的种种引诱面前不为所动,把坚定的目光投向世界的总体图像,力图把握其中的永恒痛苦,怀着同情和爱心把它视为自己的痛苦。”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出发,重新思考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主体形而上学,试图从根本上终结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自其开端以来,所讨论的问题一直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把存在者当作存在,并没有思考存在及其本已的真理。存在论讲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对象、客体、事实,也不是最终的根据、本质、终极的实体,“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即存在是一切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最根本源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已的意图。”“存在”一词是海德格尔 哲学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然而西方形而上学始终把存在放之于被遗忘的角落。“我们哪儿也看不到这种对存在本身的 经验。我们哪儿也看不到一种思想,是思存在本身的真理的,从而是把真理本身作为存在来思考的。甚至当作为西方思想的开端的前柏拉图思想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展开做准备时。也没有思存在本身。‘存在是’固然是命名存在本身的。但它恰恰不是把在场思为其真理而来的在场。存在之历史始于,而且必然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

既然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症结在“存在”,那如何对待“存在”方能终结旧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去追问存在的意义,而不是抛弃“存在”这个概念本身。追问存在意义的是人,人又是什么?它不是传统哲学所说的“理性的”、“有思维”的人,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即亲在(Das Ein),一种本原性存在,一种没有主客之分、物我之分、思有之分的原物显现出来的存在,再不以主体、意识、自我等概念称呼人及其存在。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世界万物是融为一体的,人并非是孤立的主体,世界也并非是独立自存的客体。这样一来,真理也是与人的生存状态相 联系的,它是事物得以揭示、解蔽而呈现出自己的面目,是存在意义上的真理。

海德格尔指出。传统西方哲学探讨客观世界原因、根据、本质、实体的做法,必然导致一神论。“形而上学必须从上帝出发来思考,因为思想的事情乃是存在,而存在以多重方式现身为根据:作为逻各斯,作为基础,作为实体,作为主体。”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时,就标志着超感性的理念世界的不可信,意味着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的终结。这种形而上学是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它是从在场者出发去表象在其在场状态中的在场者。并因此从其根据而来把它展示为根据的在场者。海德格尔宣称。尼采是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马克思由于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而使哲学达到了极端的可能性。当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而走向独立之时,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它是一种控制论式的思维方式,人所思考的是如何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如何用技术并通过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当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 社会秩序的可控性取得胜利之时,形而上学哲学也就终结了。“哲学之终结意味着植根于西方——欧洲思维的世界文明之开端。”这也为思留下了任务。

思是什么?或者说思的事情是什么?海德格尔认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胡塞尔所探讨的是以实体性和主体性为形态的存在者之在场性。恩是一种去蔽或无蔽,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这种真理是指主观表象与客观对象的符合一致。而去蔽、无蔽之后的心境必然是一种自由之境,是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敝开之境,这种在存在或在场状态中起着支配作用的澄明本身,以往哲学是未曾提及的。为了进一步揭示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还提出了“无”的概念,运思 语言与诗的关系,面对科学与技术的 发展所造成的人被奴役、控制的局面,指出了一条追求存在之意义的向路,对后世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 文化与后现代科学观

学术界最难形成统一定义的术语之一就是“文化”。“文化”(cuhure)最初的基本涵义是“耕种”、“掘土”的意思,后来才引申为“培养”、“个性形成”等含义。古今中外文化的定义多达260余种,但无论如何,文化从总体上看,有三大方面的层次内涵。第一层次,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人类行为 实践和精神活动的必然结晶,是人类从野蛮时期到文明时期,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进入到 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以及后工业时代不断进步与进化的产物,因此,把 文化称之为“人化”是不无道理的。第二 层次,人类物质活动以外的所有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包括 政治、 哲学、法律、道德、科学技术、 文学 艺术等。它反映的是人类进入到文明时期之后精神生产、精神消费、精神制度的总和。在这里“科学和技术”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层次,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特定价值观念,如理想、信仰等等。

真正把“文化”作为一门学科来探讨,那已到了19世纪后期,并且对“文化”的陈述与“现代性”、“现代化”是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所理解的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 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习俗等方面的复合体。如果把文化作为解释人类社会各类活动(包括科学技术活动)的理论框架,大致有三种形态的文化观念,即文化决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决定主义把文化作为认识真理和知识的唯一标准;文化保守主义把包括集体意识、社会良知以及共同价值体系在内的文化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一旦特定社会的文化瓦解或失效了,这个社会也就进人无序状态。化相对主义是在当代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影响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思潮。它认为,由于各个民族、各个社会的文化具有相对性,所以人类认识的标准就不是绝对同一的。各种文化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谁优谁劣的根据也是无从寻觅的。其核 心理念是“去中心化”,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是“解构”。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都是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诸种表现,它的合理精神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但是按照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多样化的文化之间的伦理道德标准不一致,那是否还存在普适的价值观念呢?

“后现代科学观的文化转向”就是以文化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科学(包括科学的技术),把科学放在文化的背景下来探讨,进行哲学反思。到底有没有后现代科学?什么是后现代科学?如果单从科学 发展史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后现代科学之说的。学术界特别在我国,通常把科学技术发展史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部分,而没有在现代之后再划分出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国内有学者认为,以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为主体的第三次科学革命的产生,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直至今天,也显现不出有什么危机的征兆,如果按照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第四次科学革命不可能发生,也不会发生新旧范式的转换,那么后现代科学就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如果仅仅以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来衡量后现代科学的有无是有失偏颇的。毕竟库恩的理论只是近似地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历史,是归纳的结果,而现时代,制约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越来越复杂,科学共同体的 组织模式、研究方法,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大大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再次,库恩的“范式”实为一种主观心理信念的演变模式,是一种“不可通约”的相对主义 文化理念,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逻辑上讲,有后现代 哲学就必有后现代科学哲学,有后现代科学哲学就必有后现代科学的存在。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 起,其观点理论、思维方式不断渗透、侵蚀到哲学领域,于是形成了至今公认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它虽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理论未必系统,但它有一批领军人物并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观点。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科学哲学,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后现代性”向科学哲学领域渗透是必然趋势。“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生成既有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有其内在 发展的逻辑必然性。”它不可避免地打上非理性、不确定性、差异性、去中心、反种族主义等文化烙印。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库恩、费耶阿本德都是后现代主义的同伴,正如西方学者R·萨索尔所说:所有这些同伴都对一种适用于科学的后现代哲学的感受性做出了贡献,因而成为一种后现代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对象的哲学反思,后现代科学哲学就是对后现代科学的哲学反思。何谓后现代科学?我国有学者撰文指出:“后现代科学则是一种由现代性科学内部裂变而生的科学群。说其‘科学’,表明的是它仍然符合传统的科学规范,如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运用数学和实验工具,有逻辑自治的概念系统,规律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 实践 应用上的有效性和功利性等等;说其‘后现代’,表明的是它与现代性科学在形上基础、理式架构、思维方法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异质性。所以,比照这一区分,相对论、量子力学、深层生态学、发生生物学、势动力学、系统论、混沌学等当属后现代科学之列。”我们认为上述说法是比较客观而“科学”的。首先,它说明了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必然 联系。后现代科学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它是现代科学的继续,虽然没有如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爆发,但它已是现代科学发展链条上的环节,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实际功用。其次,它高度概括了后现代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主要区别。后现代科学是在后现代 社会的文化土壤里孕育生长的。因此它的哲学基础、内在价值和对社会的影响已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

后现代科学观就是以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为依据。对现代科学(包括科学的技术)的基本特征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与现代科学或技术观念、行为、目标、形态等相对立的科学意境和科学追求,同时它也以后现代科学本身为反思对象,注重研究社会的 政治、 经济、文化、历史等背景与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后现代科学观一反现代科学观把理性摆在头等地位,认为科学是一种非理性、无政府主义的事业,过分注重 经验与理性会阻碍科学的进步,根本不存在所谓客观真理,因为“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只有在于一定的语境和关系中,只是一种结合性的具有暂时性质的对话。”于此,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也并非“文化之王”。后现代科学所追求的是“科学的实用性、解释的有效性、各种构成要素的协同性,以及科学理论对实际应用的经验适合度。”后现代科学观指出,确定性自然规律已成为神话,“要找到准确无误的解答往往是完全不可能的。”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关于生物物种偶然变异的积累可以改变原有物种的遗传特性理论,还是耗散结构、协同论有关参量、涨落的观点都证明了这一点。“常常一个不可预见的涨落使在两个等价的有序状态之间做出了最终的选择……新的状态常常是由偶然性决定的。不仅自然界如此,社会经济领域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后现代科学观反对现代科学的“价值中立说”,揭示了科学技术与权力、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联系。如马尔库塞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科学技术成了意识形态,因为科学技术的表面繁荣掩盖了其它社会文化问题并起到了导致社会堕落的意识形态作用。哈贝马斯进一步 发展了马尔库塞的观点,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即是意识形态”的理论。福柯批判了人文主义者主张的权力与知识分离的论点,知识与权力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权力的运作制造出新的知识对象和信息体系,知识反过来又不断地制造出权力效果。”劳斯对科学与权力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开辟了后现代科学 哲学的新方向——科学 政治学。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费耶阿本德 、劳丹等都认为科学决定、理论的选择与声望、年龄、权力等有着密切 联系。甚至发出了“在科学中有权就是正确,就是进步”的感慨。以布鲁尔、巴恩斯等为代表的科学知识 社会学以及以拉图尔等为代表的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在此方面都有更多更深刻的论述。面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态困境。后现代科学观力主建立有机的生态 文化观,在充分肯定世间万物内在价值的同时,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目的。

总之,从时代逻辑和哲学逻辑的观点看现代科学观与后现代科学观。其主张是迥然有异的,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前者将科学视为独立于人之外的绝对的客观理性知识,而后者认为科学的产生、发展、价值目标等都与“人化”密切相关,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从逻辑 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到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再到历史主义科学观的演变,从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到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新阐释。都揭示了现代科学观向后现代科学观实行文化转向的基本特点、主要内容和理论轨迹,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的新思考。因篇幅所限,此类问题将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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