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论文_供给侧改革心得论文
供给侧，即供给方面。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供给侧，相对于需求侧。本文是小编整理的供给侧改革论文，仅供参考。
供给侧改革论文篇1
双十一那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原话这样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或者说供给管理，与传统的需求管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显然不同。这是否意味着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了重大的调整?看起来像是这么回事，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路也许有了新的方向。宏观经济政策从“管理需求”这一端，跳到了“管理供给”那一端，这可不是小的政策调整，不是动一动基准利率或者搞一搞降准这些小玩意， 这可是大动作。
1.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不同
(1)需求管理好比西医
在经济学理论中，需求管理理论主张通过调节市场需求来达到管理国民经济的目的，典型代表是凯恩斯。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要点是：政府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和社会需求，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消除产生社会失业与经济危机的基础。举例来说，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可以多发点货币，刺激一下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就恢复了。历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是上世纪美国大萧条中凯恩斯主义的应用，罗斯福总统用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来刺激市场需求，引领美国经济走出萧条。在中国，最典型的案例是前些年金融风暴时，中央政府用增加信贷的方式快速布局四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这一举措硬是将中国经济增长拉出了下行的轨道。但是，需求管理好比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短期见效快，但不能根除问题。
(2)供给管理好比中医
供给管理理论主张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供给学派的思想由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后来经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等人研究和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认为，市场存在自我调节的机能，供给自身能够创造和调节需求，要摆脱经济滞胀的困境，治本之方是增加生产和供给，因为增加供给可以消除过剩的需求。而要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必须减税，提高人们储蓄和投资能力，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侧重于需求端，要刺激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扩大需求，增加消费。事实上，供给一侧同样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北京出租车总量供给如果不增加，只是提价和增加油补，仍解决不了打车难问题。再比如国内一线城市的楼市，政府调控楼市基本没有效果，原因是只着力于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供给管理很像是中医，从整体国民经济的机理入手，从个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入手，来调节市场需求，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供给管理的思想和政策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见效也需要一段时间。供给学派最典型的政策案例是所谓的“里根经济学”。
2.成功的“里根经济学”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当时的美国正遭受自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直接导致了美国许多国民对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美国政经制度产生了很大的怀疑。1981年2月，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提出美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这个计划的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美国的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经济学就是这两个学派经济理论观点相结合的产物。在里根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下，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来降低通货膨胀率;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来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说罗斯福用“新政”带领美国走出了萧条，而里根用开创性的供应学派的“里根经济学”引导美国人走出滞胀危机并赢得了冷战胜利。因此，里根经济学被称为“里根革命”，也是美国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3.中国经济遇到新问题：“供需错位”
对于中国供给学派的经济专家来说，“供需错位”——“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比如，在一些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很多人为了购买满意的产品或一个马桶盖而远赴海外，这种短缺不可能依靠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去解决。在供给不足的同时，国内的传统工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 PPI 指数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的实质是产需不匹配，这种过剩也不可能凭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加以解决。对于新供给学派来说，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不能依靠需求管理政策，要在供给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4.“里根经济学”能在中国复制吗?
目前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有点滞涨，陷入某种困境，靠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和保持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而这个局势颇有点像当年里根面对的经济大环境。这是供给学派思想和所谓“供给侧改革”能在中国引起管理层高度关注的宏观背景。但是，里根经济学能在中国成功复制吗?或者说，这一成功的变革思路能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中作为一种参照吗? 回答这一问题前，让我们先了解清楚所谓“供给端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第一，简政放权，让市场机制起作用，依靠市场来调节有效供给，梳理要素市场，最终激活有效需要;第二， 减税让利，让企业提升盈利能力，最终达到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目的;第三，稳定货币供给，减少政府赤字，让经济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的环境中复苏; 简要之，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上三条。 这三条貌似都切中中国经济的时弊。而且，从近两年政府的经济改革的系列政策来看，这三点也正是主要内容。有些已经做了，有些正在实施，有些还在规划中。但是，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当年在推行“里根经济学”变革的时候，里根有一句名言，他这么说：“在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根本。”里根的意思是说，政府干预经济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要解决经济问题，要让市场繁荣起来，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问题。
5.供给侧改革难点
对于供给学派来说，提倡自由市场调节、减少政府干预是全部经济改革政策的基础。在我国，政府岂但只是干预经济，简直就是捆绑经济，政府权力是一切经济的核心，市场只是随从。这是本质。问题是：动政府的奶酪可能吗?可以预见的中国式的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
(1)消化产能过剩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小组会上明确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过剩产能占据了大量社会资源，使人力、资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可以预计，中央可能会出台重磅措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之道将可能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加快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第二，扩大出口，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等开辟新的需求市场，
加快产能输出，将工厂迁移至中亚、非洲等国家，在供给端消化产能;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的三个路径：1)采取政府购买商品房转为公租房或保障房;
2)继续降低房贷利率减少购房成本以刺激需求;
3)加快农村人口向市区的迁移聚居。
(2)服务业发展
在“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下，“供给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为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当下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根本瓶颈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在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等领域，消费者抱怨声不断，大批消费者源源不断到国外消费，这跟国内服务业供给侧的乏力有关。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供就业岗位。就此看来，中 国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
(3)经济结构性改革
从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报道来看，“经济结构性改革”分解为四个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经济结构性改革带来结构性机会。结构性机会将体现在以下方面：企业重组并购;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行业的减税让利;房地产企业的转型;互联网+的产业发展机会，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比如新三板与将来的战略新兴板;不良资产的交易和转让，等等。
6.供给端可能发生真正的改革吗
过去几十年，我们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政府惯常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总需求，现在转向供给管理，那么未来增长将更多依靠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和利用，这是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本质上说，从“三架马车”到“供给侧改革”，这种经济治理思路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政府不是万能的，经济转型必须放在以市场调节为主的航线上，政府行政权力必须逐渐退出市场。 如果“供给侧的改革”依然是政府自说自话，依然是政府唱戏，市场看戏，这样的“供给管理”改革很可能就变成了更为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政府在不断的改革中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话语权。在政府实际主导的经济双轨制条件下，市场貌似受到尊重，但事实上，市场只是政府的一个影子。在政府正确决策的情况下，市场的影子还可以乘凉，但在政府错误决策的情况下，市场只是政府的一个屁。 过去三十几年，小政府大市场、简政放权、政企分家、国企不与市场竞争等等改革多流于口号和形式，
事实上，政府的行政权力没有一天不在增加，这一点看政府收入及其可支配的社会资源占GDP的比重逐年不断增加就可以得到证明。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政府的改革。这样早就预期的、早就被企盼的、早就该发生的改革会来吗?
供给侧改革论文篇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正确判断我国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正确决策部署。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对于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在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侧短期刺激的理论基础在于：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形成增长缺口时，意味着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会出现周期性的失业率提高现象，因此要刺激总需求以使实际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但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这种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用处很小。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理论误读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其理论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三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四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五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理论;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萨伊定律所倡导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宏观经济不需要进行需求管理”等主张，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机理相冲突。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
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与机制性问题累积下的结构扭曲等方面。供给学派所开出的减税和削减福利等药方，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结构主义兴起于上世纪50年代，主张用国家干预和大规模投资等措施来突破落后国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临的各种瓶颈性约束。其实质是主张干预主义
和非均衡主义，明显与中国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均衡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改革目标相冲突。
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及拉弗的供给主义的混合体和变种，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运行上的完全市场化不仅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与中国持续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而且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华盛顿共识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观平衡”为内容，拉美和东欧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因此，以之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不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经济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开出的药方自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
新制度主义虽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创新这一要点，但其简单的私有化逻辑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多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肩负的“宏观稳定+消除扭曲+新动力机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调整任务，需要超越简单的产权体系改革。
深入研究这些理论误读，可以发现它们存在共同的问题和困境：
一是简单分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等同于供给经济学，“结构性”等同于结构主义，“改革”等同于制度主义。这种简单化表象化的理论解读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容易使公众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于简单的减税、简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或者简单的政府管制或计划。事实上，这些简单化的政策主张都没有抓住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甚至与之南辕北辙。
二是先验假定需求管理和总量管理失灵了，因此各类政策应从需求侧管理全面转向供给侧管理，理论基础应当彻底转向各类反凯恩斯流派。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新兴市场汇率大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工业品市场萧条、新兴经济体产能过剩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实体经济危机与上述理论流派所适用的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样不是“滞胀”问题。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拒绝需求侧管理，而且在很多环节需要需求侧管理进行配合。
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把握三条原则
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必须超越各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对立与争论，跳出“用需求管理来处理需求问题”和“用供给管理来处理供给问题”的二元主义困境，强化结构性视角、制度性视角和增长模式转换视角。在短期，应关注市场失灵带来的供求失衡问题，以政府适度干预对冲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内需适度扩张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并缓解产能过剩。在近期，适度启动供给侧调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整体规划积极处置僵尸企业。在中期，全面实施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释放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避免政府过度干预。
超越左和右、市场与政府的简单分类。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结为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古典思潮，也不能归结为以“整体主义+政府干预+部分计划化”为核心的左派结构主义。必须清晰地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根源于市场失灵或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层次的多元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