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旅游开发中的四川会馆文化本体论

一、前言

会馆是中国特色型建筑种类之一，产生的历史机缘最先是同本土意识有关系。在明清之际，会馆的建设和创立更是进入了高峰期。无论是北京或者是各省的省会城市寻求本土人士互助机遇并且“款叙乡情”的试馆，还是伴随明清移民浪潮在山西和西南地区广泛出现的“移民会馆”，都隐隐地透露出一种清晰且明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密码，即故土观念与异地空间的博弈。笔者认为“安土重迁”与“迁徙”并非决然的二元对立，从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入手，将探取到中国文化中的传承且不常变的文化精神。在目前仿古建筑大行其道的当下，以真实性的精神去应对在实践中可能会显得浅薄浮夸的开发工作，看似不合潮流，却是唯一一种能确保文化遗产合理存续并且发挥正常的旅游及社会功能的途径。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建筑类的文化遗产投入到旅游开发中时，其功能以及文化精神的正确“澄明”是能够说明“物所以为物”的原因的。旅游开发去追问物质的特质或其生成的原因，目前的学界着力付诸阙如。而聚焦于旅游本身的价值性和情感性而非单一的经济指标性已成为了学界中之一不可忽视的潮流。

二、建筑本体论的兴起

由于建筑本身是一种以物质有形的状态来承载和表现传统与文化的平台，因此对于具有文化氛围传统的建筑，做出其本身是“因何为此”的本体论追问是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的。势必在当下功利文化压倒一切，肆虐横行该所谓的“文明古国”时，做出此种追问必然要有回应其关于追问的追问的回应。就是说具备有“形而上”色彩的本体论探寻如何与非常具有实际开发性质的会馆旅游发展事业产生关联。毫无疑问，到现阶段为止旅游业超额超量地完成了该项使命。而以价值和情感为标尺看待，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而建筑的本体论，可以理解成是“古建筑在历史长河中，物之为物的原因或者凭借。”这个道理在一个具有相对明确的历史传统的人为建筑中更显得容易理解。会馆是中国近世三百年以来，在较为独特的社会历史变迁中产生的一种社会性公共性建筑群或社会组织。在文化遗产竞相被开发运用在旅游产业中时，搭建一个非“形而下”的框架，不仅只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心悠之感，而且从大处着眼，这也具备常人所无法窥见的“具体而有用”的价值。从哲学思维角度来看，它超越了具体，有用即为小用，无用则是大用。

建筑本体论的遽然兴起并非没有社会文化作为支撑，到今天，建筑现象学的普遍受到建筑业界和现象学界的共同欢迎已经有力地做出了最好的注脚。瑞士建筑历史学家诺伯格.舒尔茨依照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而提出的“场所精神”就是很好地为建筑本体论的框架做出了一种有益的尝试。今天的学界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将西方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概念、理论直接放在中国的语境中而拼凑出新的“成果”的习惯。对于本土文化的探究以求得其存在的义理的尝试并不多见。关注一个事物“是什么”的知识甄别存在于任何具体学科知识类别中。追问事物“应该怎么样”和“缘何如此”则是超越了具体，有益于认识层面的提升。这也是本体论对于具体存在物的贡献价值之所在。

四川的会馆，以明清以来的数次移民浪潮这种历史存在为根基，其建立，高潮，式微的阶段性特征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在剖析历史溯源传统之余，从文献出发，借用中国古代智慧大成之《老子》中的本体论观点，来佐证四川会馆的本体观念，从而引发出在现实情形下更加实际的保护开发策略。

三、四川会馆中的本体论观点

《老子》一书代表着中国古代先民对于本体观念的认识。关注其思想的学者不难发现，《老子》首章历来争议颇多，几于无句无争。不同断句，导致不同释义。同样断句，取义亦不尽同，甚至相去特远。如一一罗列，或将形成缛言，失人读取之兴趣。为摆脱这个问题的缠绕，在表述方法上，本文将尽量绕开争议，直奔主题，以期通过释读，揭示其本体论之本义。这里所谓绕开争议，不是置争议于不顾。实际上，本文于诸多争议处是有所去取的，然后更增以新意，而成释读之果。

就内容分析，可将中国古代之本体之“道”分为三个层面阐述。其一为道之本体性或超越性;其二为道之造物性或周行性;其三为道之形上性或理论性。三者前后相接，首尾呼应，统而总和，以道之本体论要旨所摄，以序贯《老子》全书。兹依序探之。本研究因此大胆地将中国古代本体论总结为“三说”论，即可说，不可说，以及不得不说。在这三说的纷呈展现之下，中国古人对于本体的观念随即得以较为明确的呈现。所引用《老子》之文，实际已经回答了存在于任何地方的形而上的存在论观点，中国古人所创的本体观念当然可以用来释读同样创立于中国大地的特殊的建筑群落会馆。

回到四川会馆建筑中来，作为中国建筑史中较为独特的一类建筑，其存在因何?缘何如此?这是能够回答这种现今被广泛看做旅游及休闲资源的文化遗产的存在论的问题。先于万物的造物主所呈递的信息必然体现在会馆整体建构之中，因此它必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明显的代表。而作为这种超越具体物的本体，会馆之道具有恒常的超越性，难以言说，往往具有一说即破的感觉。再次，会馆建筑中的本体是具有形上性。至于会馆而言这种存在，它的存在与别处的存在有何不同，其缘何如此呢。笔者认为，在普天之下所显之常恒的道这个概念以外。在历史长河及社会变迁中，四川会馆所经历的一切在“道”的基础上，凝结成了具有特殊指代性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其源自古罗马，指万物有灵的朴素西方观点可以与中国古代“道”这种本体观念互为支撑，相互解释，更好地搭建中国建筑本体论的理论大厦。如若没有“道”的释读，显然会馆建筑是难以为此的，而如果没有“场所精神”这个概念限定、决定其具体的历史范畴和空间尺度的话，“道”的存在实难为人所理解，更遑论在当下经济领先的现实社会中加以开发和保护。

四、四川会馆的本体观的实际应用

这个表述本身其实是有问题的，本体本具不可说之意。既然不可说，何来实际应用之理?这样的诘问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时我们不得不在纷繁的现实世界考虑哲学或者本体思考的现实路径问题。关于哲学的问题，是面对现实人生的尤其是其与神学的分离后，表明了思考本身的人文性的价值指归。如今的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科技进步世之瞩目，但是反面的教训则是从“落后就要挨打”的时代所刻上的“技术第一”的反人文性的痕迹依旧存在。所以，加强对于文化遗产中的本体观的研究，最大最有价值的贡献是能够突出人类的价值意义以及意义本身的意义。此工程的完成非数年之功，但其能开始便是成功，因为能够借用本土先人的智慧扭转了“工具扭曲人性”这个世纪之魔带给人类的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