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论文
郊区农业是城市行政辖区内的市区外围地区，以提供蔬菜、副食品满足城市居民需要为主要目的的农业。一般大、中城市都有近郊和远郊区之分，而其农业生产也有近郊农业和远郊农业之别。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以来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以来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 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北京史研究大多限于从社会近代化的角度探讨北京城中的人、事、物，很少关注京郊农村。农业经济史研究多以华北作为大经济区来考察，也并未体察到城郊农村与其他农村的区别。通过阅读民国时期大量针对北平郊区的高校调查，笔者发现北平郊区独具特色，郊区农业在城市辐射之下，具有与其他地区农业不同的特征，即"郊区型农业".
郊区型农业也称城郊农业。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早已开始"urbanagriculture"的研究，国内学者多将其译为"都市农业",它不仅包括城郊农业，也包括市区内零星分布的农业。国内学界对都市农业概念的起源，以及都市农业与城郊农业两个概念的异同仍存在争论。[3]
20世纪80年代初，郊区型农业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4]并很快受到政府重视。1984年，配合实施"菜篮子工程"建设，万里副总理在中央农业会议上正式提出郊区型农业概念，强调"大城市郊区要发展'郊区型'农业，可以少种粮食甚至不种粮食".[5](P49)随后，郊区型农业进入实践阶段。此概念发展至今，大致可以将郊区型农业的特点归纳如下：①为城市生产和生活提供必要的物质和设施。②服务于城市的生态环保特性。③农产品商品化。④农业产业化集约经营。⑤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模式。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农业形态相对独立，既区别于乡村地区的一般农业，又在各大中城市的郊区具有共同性，是农业现代化的先导。
目前官民均很重视的"郊区型农业",往往被史学同仁忽视。
难道中国历史上没有郊区型农业吗?如果有的话，这种农业形态的存在状况如何?近代以来的变化趋势怎样?这样的变化趋势是怎样造成的?它给后人留下什么启示?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从民国京郊民众的角度，解读农业三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分析郊区型农业的特征;再通过对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等大环境的分析，明晰北京郊区型农业的变迁状况。
一、特色耕地类型：以园田、水田为例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都城，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消费水平相对较高。北京郊区农业为满足北京城的需求，形成了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较高的耕作模式。例如，"秧畦"或称"洞子菜",[8](P43-44)即今日所谓的温室种植，向北京提供菜蔬;华北少有的水田，向北京提供稻米;此外，还有各色果园、花卉种植等。本文所关注的北京西北郊主要以蔬菜和水稻的种植为特色。园田出产各类蔬菜;"秧畦"是更专业化的园田，在冬春之际为生产反季节蔬菜育苗。耕种园地需要大量施肥，受运输条件限制。农人赶着大车去北京城门卖菜、买肥或拉黑土，如若一天之内不能打来回，人畜便需要在外住宿，成本过大，所以距离城市20多里以内的农村才有经营较大园田的。[9]
水田主要种植水稻，受地表径流影响较大。西郊得益于三山五园，玉泉山水引入京城，引水道两旁就是京郊水田的主要分布区，距北京城不到20里。本文分别考察园田和水田的耕种成本和收益，并与普通旱田比较，从中可以看出这两种耕地类型的特点。
1、园田：
"一亩园十亩田"京郊园田在明清时期已有发展。当时北京城内外有很多规模不等的官、私菜园，"蔬菜的温室栽培技术在清代北京仍很时兴".[10](P305)民国以后，官产逐渐私有，但郊区的园地种植仍然普遍，菜蔬多销往广安门菜市。
园田是旱地的一种，但种植的作物和方法均与种庄稼的旱地有别，园田的投资成本、收获多寡也与普通旱地不同。冉村处于颐和园以西，属于西郊蔬菜种植最发达的四季青蔬菜种植区，是种植"秧畦"较著名的村落，下面即以冉村为例说明园田与普通旱地的区别。
就地价比较，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冉村园地的价格多出旱地价格1/3,之后涨到了旱地价格的2-3倍。1937年每亩上等园地值80元，每亩上等旱地60元;1941年物价上涨后，每亩上等园地值350-400元，每亩旱地150-200元。[8](P34)[11](P70)再看人工。一般每人能耕种旱地20亩，而仅能管6亩园地或2亩秧畦。农民口头有"一亩园十亩田"的说法。因此，种菜的村子吸引了许多"从山东河南一带迁来的"长短工。[11](P23)就工资而言，从1929年[12](P11)、1939年[11](P57)和1941年[8](P52)对农工工资的调查来看，无论物价涨跌，园地工人的工价总要高过旱地工人近一倍。园地还需要诸如瓜长班、韭菜把式等特殊技能的工人，其半年的工资就已经高过旱地长工一年的工价。[11](P57)综合农工数量和工资，普通旱地、园地、秧畦所需人工成本之比大致为1∶5∶20.
园田的肥料也比旱地用得多。旱地肥料多是农人自己制造之牲畜粪和灰土肥，园田则需要大量大粪，除村民自己制造外，多是从北京城门各粪厂或兵营购买。大粪的价格，例如1939年为每百斤1元左右。旱地每亩约用七八元肥料，园地约30多元，秧畦每畦就要约20元的肥料。[8](P47).按照"每一亩地普通可以打上六七个畦"计算，[8](P44)一亩秧畦大约需要120-140元的肥料。此外，城市里的黑土用大车运回来就是好的肥料。[11](P52)而且园田耕种"多施肥料得多浇水，不然庄稼长不好，是两重的劳力".[8](P47)可见，旱地、园地、秧畦的肥料施用比例大致为1∶4∶17.
综上所述，园地经营所需成本远远高于旱地。除去土地成本，每亩园田的投入比旱地多出约4倍。若耕种秧畦则成本更高，几乎达到普通旱地经营的10倍。所以园田经营除了受土壤质量、与城市距离以及灌溉水源的限制外，也受到资本投入的限制。因而当时"不及十亩地的人家差不多是种菜园，二十亩的人家，菜园和旱地各半，正二月的'秧畦'只是地多人的买卖，地少的没有这许多本钱".[8](P22)再看收获。据1941年调查，"园地百余元，旱地数十元","平常秧畦每亩能获利六七百元，除人工资本外还有三百元上下".[8](P30、41)园地种植蔬菜，每年最少有三期收获，能赚到400元左右。秧畦是在冬春季节采用"大棚"育苗，出产的蔬菜比普通的要贵20倍。
天暖之后种秧畦的农户再继续种园田，每年能获利1000元左右。普通旱地在京郊多实行两年三熟的轮作制度："1.第一二年种玉米，小麦，晚玉米;第三四年种高粱糜子。2.第一二年种玉米小麦，麦碴白薯，第三四年种谷子棉花。3.第一二年种糜子，谷子，第三四年种高粱，麦子，萝卜。4.第一二年种高粱，大麦，晚玉米，第三四年种棉花，豆子。这些种法，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如此，只知道不如此便'不行'."[13](P36)笔者采用1940年的亩产量和1941年8月农作物的市价，以第一种轮作方式对普通旱地的亩产进行计算，如表1:
亩产量数据采用孔祥莹。某村大农与小农农业经营之比较[D].燕京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40,页12.1石=10斗=100升=180市斤。其中，孔祥莹的小麦和玉米亩产数据与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J].近代史研究，1996(1)。)研究所得的华北农作物亩产数据相类。但是，孔祥莹缺少晚玉米的亩产数据，一般晚玉米的产量略低于玉米，此处晚玉米产量仍采用玉米产量计算。
市价数据采用廖泰初。一个城郊的村落社区[Z].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1941,页64.廖泰初的资料缺少糜子的市场价格，由于高粱和糜子都是旱季作物，笔者在第三、四年的轮种中，均采用高粱的数据。孔祥莹调查之高粱亩产较1935年杨汝南和陈聚科等人调查的高粱亩产0.69石和0.91石要少。然而，1941年高粱价格畸高，平常年份高粱的价格应当不及玉米和小麦的价格。两相抵消，高粱每亩所得银元数当与寻常年份相类。参见杨汝南。北平西郊六十四村社会概况调查[C]//.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289;陈聚科等人。前八家村社会经济概况调查[J].清华周刊，1935(43.1)，页45.
综上，旱地每亩年收入为35.937元，园地每亩年收入400元左右，秧畦每亩年收入1000元上下。普通旱地与园地、秧畦的收入比例大致为1∶10∶30.园田，特别是秧畦，投入、产出均高于普通旱田。园田专业性强，是高度商品化的农业，具有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规模化的特点。
2、水田：
远近驰名的"京西稻"京郊地区的水田自清代中期开始由官府开发，[14](P294-301)集中在昆明湖下游，主要种植水稻，西郊的"京西稻"远近驰名。[15]水田还产慈菇、荸荠、菱角、莲藕等作物。种稻最著名的是六郎庄，"耕地中大部都是水田，旱地的农作物如玉蜀黍、高粱几种只是种在土阜矮丘等地方，为玉泉水和洋井水所灌溉不到的".[16](P15)水田地价由灌溉水道的上下游而定。西郊六郎庄"悉当昆明湖吐口，所谓'上水田'是也。水在湖中蒸晒已久，水性较温，不惟宜于禾稼，冬令亦不甚冻。下流各地名为'下水田',水性即冷，且时有缺水积水之患".[17]洋井也能灌溉水田，但是当地农民认为"洋井的水较凉，同时水质也不佳。因此不但影响收获较晚，而且减了庄稼的成色".[16](P29)1934年调查的昆明湖下游水田价格，每亩上等水田值120-200元不等，平均157元;每亩中等水田值100-160元不等，平均118元;每亩下等水田价格在80-120元之间，平均90元。[17]
相较于园地和普通旱地，水田的地价为园田的2-3倍，比起普通旱地而言则更是3-6倍有余。耕种水田还需要大量人工和肥料。平均需肥量旱地与水田之比为1∶3.4,人工费为1∶5.[17]故而，农人称"水田要肥料，资本大，而且时间花得多".[18](P19)对人工的大量需求也吸引了外乡人来此谋生，以山东的较多，时人称之为"山东客".他们依着津浦铁路方便的交通，常常是整年都在市郊，春节则回乡过年。[16](P72)水田的收获也更多、更稳定。据1934年所调查之成本占收获的百分比，水田为88%,旱田是173%.[17](P33)很明显旱地赔累不堪，水田却仍有收入。该年是郊区水灾较重的年份，低洼的旱地出现了多次播种而颗粒无收的局面。该数据"纯为计算上的数字，非农民即赔出如许的金钱在成本项内，所需或为自己的肥料，自己的人工，种子则买者尤少;但为计算计，却不能一一按买价核算".[17](P31)由于水田水的来源主要靠泉水、河水与洋井水，因此"从未因雨量大小而形成旱涝之灾",种水田的农户并不很关注每年的雨量。[16](P27)水田的亩产量较旱田高，按上等田的亩产量，玉米多为每亩一石，水稻则近三石。[19](P282-283)稻米的售价也高于玉米等旱地作物，如1924年、1925年的平均市价，玉米每斗0.7元，稻米则为1元。[20]
水稻每亩的进款比老玉米多不止4倍。[21](P70-71、98、155)综上，西郊的水田，其发端是为供给城市需求。由于对环境和基础设施有较高的要求，若要开发新的水田需要较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经营起来也较普通旱田需要更多的劳力和肥料。但是，水田防灾抗灾能力强，是高投入高回报的农业类型。
总之，受城区大市场影响，北平郊区形成了种植菜蔬、水稻等商品化较高的农业类型，并非如华北其他农村一般以出售小麦或棉花等作物为主。[19](P296-305)，[22](P50-51)这种农业经营模式是一种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集约农业，是农民创收的途径之一，在人多地少的郊区还能解决人地矛盾。
二、土地所有情况：以半自耕农为农业发展中坚
对于农业，土地的数量、肥瘠直接影响到其他生产要素的运用和农产品的种类、数量，因而考察京郊农户土地所有情况、租佃关系很有必要。所谓自耕农，即农户耕种自有土地，没有租佃行为。半自耕农指的是农民除了耕种自有土地外，还租种其他人的土地。就市郊总体而论，自耕农占了绝对多数。[23](P26)若按照农村距离城市的远近不同进行细分，则离城越近半自耕农越多。根据李树青对距北京城40里以内的农村所作的调查，"各村农家，以半自耕农为最多，占46%,为平郊农村特点之一。佃户次之，30%.自耕农较少，19.6%……地主亦以距北平稍远的地方为多，如东小口，回龙观，东北旺，太舟坞及白家疃等村。可见，近郊地主，均居在北平城内也".[17](P22)"城里的地主即使卖地，也一总转移到另外一个城里的人".[16](P99)因此，地主离乡的情况不会因个别家庭的变化而改变。其他调查中的西郊水磨[20]、炸货屋子[17](P48)、挂甲屯[24](第一部P29-30、第二部P104)，[25](P91)等村也是由于地主的离乡导致半自耕农、佃农较多，这些村均距离北京城十里左右。这一特殊性的形成与北京的城乡交流有莫大的关系。费孝通认为："只有当城乡金融关系密切的时候才出现不在村地主。"[26](P28)明清时期江南就已有不在村地主，这是商业化与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表征。[27]
在商业化发展相对迟缓的北方，不在村地主尚不多见。这一现象与中国人的土地观念密切相关。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农人们对农田工作有明显的喜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放弃农耕。[28](P28-29)但是，商业带来的都市浮华浸染着郊区农村。土地在郊区农人心中是资产，并非亲自耕种不可。"能下地而不下地不但表示有钱，更表示有闲".[16](P69)有闲之人可以出外谋仕进，谋商业利益。更何况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清朝时京郊就有公田，民国之后很多土地又被军阀、政客、商人所占，因此不在村地主更多。
就小自耕农而言，一方面市郊多实行小家庭制，每户人口不多，[29](P479-483)析产分家必然导致土地分割得零碎，专靠自有土地的产出无法维持日用。另一方面，郊区人多地少，地价较高，不易购置地产。郊区的地租也高，民间地租大抵是一季收获量的一半左右，获利不易。[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