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节黑板报内容

2016-12-02

青年节黑板报内容资料推荐一、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 “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 “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 “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 “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活动。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又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6月4日出动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力声援北京学生。特别是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发动了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宣布 “批准”曹、章、陆三人 “辞职”。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 “民主”和 “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 “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此开始深入工人群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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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节黑板报内容资料推荐二、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

在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中，五四运动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启迪了人们的心智，影响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选择。正是在五四运动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变，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青年》杂志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3年春，青年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在湖南一师求学过程中，毛泽东目睹了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军阀、官僚和财主们的横行霸道，更看到了穷苦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和呻吟。面对这一切，毛泽东的心，一刻也无法宁静，他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和方法。

在这个时候，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正悄然兴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创刊了。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一师，唤醒了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

当时，湖南一师教授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后来曾对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1917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以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上。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变化，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学会在毛泽东等组织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此后，学会的主要会员，大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勇猛急进的无畏战士。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后来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并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直至热血和生命。

第一次到北京，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了。那时刚好有鼓吹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传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人去法国做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于是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修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四等舱从上海去法国。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这一运动的又一成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革命干部。

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是艰辛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时他们每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毛泽东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了很低，但是就这几块钱的生活费还是很难解决。10月间，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虽然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也能够糊口了，而且还能够在图书馆里读书，毛泽东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遵循“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让他非常兴奋。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很有帮助。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得到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青年登船赴法。之后，他决定回湖南去。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工资不高，但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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