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理论的学术论文
理论是在某一活动领域(如医学或音乐)中联系实际推演出来的概念或原理。下面是小编整理了纯理论的学术论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纯理论的学术论文篇一
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
内容提要 20世纪文学理语的发展过程中，有文学理论、理论和后理论三种不同的形态：文学理论是在现代人文学科构架中形成的，它强调文学研究的语言学模式和审美特性，因而是现代性学科分化和专业化的产物;理论则是在人类科学语境中诞生的，它越出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强调某种“理语的政治”，形成了某种“大理论”，后理论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境，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后理论一方面更具反思性，另一方面更具多元化。
20世纪有许多别称，这些别称多少反映出这一时段的某些特征。其中一个说法是20世纪是一个“理论帝国”的时代，我们目击了林林总总的理论对诸多知识领域的征服。然而有趣的是，尽管文学一词的现代用法乃是19世纪的发明，但文学研究却在“理论帝国”时代扮演了开风气之先的角色。或许我们有理由认为，文学理论曾作为理论的“帝国统帅”风光一时。它不但开拓了“帝国”内部的疆界，而且还对其他学科领域进行“殖民”。但好景不长，风光不再，80年代以来，“理论终结”、“理论之后”和“反理论”的口号不绝于耳，不但理论被宣判为“终结”，甚至文学也被判定为“终结”了。“理论帝国”的衰落耐人寻味。
人文学科建构的文学理论
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的理论》仔细地区分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范畴，在韦勒克和沃伦的界定中，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原理和标准的研究，因此不同于对具体作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是文学批评，动态的或编年的研究是文学史)。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理论是可以包括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理论的更高层面上的理论研究。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一书中，为了对文学理论及其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做进一步的辨析，韦勒克特别强调“文学理论”这个概念既比古老的“诗学”概念更可取，因为诗通常是指韵文体，又比德文的“文学科学”(Literaturwissenschaft)概念要准确，因为“科学”概念往往局限于自然科学范围。在韦勒克心目中，文学理论完全是一个现代概念，因为它比诗学这样比较含混或容易引起歧义的传统概念要更加精确，因为文学有自己的边界，诗歌不过是文学中的一种文类，文学还包括叙述、戏剧等其他文类。所以他一再重申，文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必然是有关文学的系统知识，是文学理论”。换言之，通过文学理论的建构，可以确立一种系统的关于文学的系统科学知识，此乃文学理论。韦勒克坚信，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所以不同，乃是由于两者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历史处理的是文献，而文学理论面对的是“不朽的作品”。正如他特别指出的，文学研究的是“艺术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价值问题：“文学研究者所面临的，却是一个有关价值的特殊问题，他的研究对象――艺术作品――不仅包蕴着价值，而且本身就是价值构成的大厦。”另一方韦勒克之所以不同意德文的“文学科学”概念，因为在他看来，文学理论如果采用“科学”这样的概念，很容易引起混淆，亦即模糊了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的学科属性，而简单地混同于自然科学了。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当韦勒克写《批评的诸种概念》时已是60年代初，他自己亲眼目睹了新批评派的衰落，但是，他仍信心十足地宣称：“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建立一个文学理论、一个原则体系和一个价值理论的任务上来。”“重新回到”这个说法似乎暗示了一个事实，即已经一时或长久地偏离这个任务了，所以才有重新重返正确路径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在韦勒克的这一诉求中，他认为，建立一个文学理论，也就是建立一个原则体系，也就是建立一个价值理论。注意，这里他强调的是“一个”，也就是说，在韦勒克内心，的确存在着“一个”可以通过努力建立起来的普遍的、本质的关于文学的“原则体系”或“价值体系”。然而3年后，当德里达在霍普金斯大学以题为《人类科学之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演讲时，解构主义幽灵的悄然登场，韦勒克的梦想从此遭遇到了空前的威胁。
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对“文学理论”概念的反思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在其《文学、理论和常识》(1998法文版，2004英文版)一书中，他具体分析了“literary theory”和“theory of literature”这两个通常都翻译为“文学理论”的概念上的差异。他注意到韦勒克和沃伦的那本书所用的是“theory of literature”，而非“literary theory”。他认为，韦勒克意义上的，“theory ofliterature”，“通常被理解为总体文学或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它旨在反思文学的条件，以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条件;它是批评的批评或无批评。”也就是说，韦勒克所强调的那种文学理论乃是一种总体文学的理论，它研究的是文学的一般性问题，亦即韦勒克所说的文学原理和价值标准问题。在贡巴尼翁看来，“literary theory”则是另一个意思，它自身呈现为意识形态的批判，包括对某种“theory ofliterature”的意识形态批判。一个人总会有一种理论，因为人们总会依赖于他那个时代的或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即是说，“literary theory”是一种局部的、地方性的理论，因而与总体性的“theory of literature”相区别。具体说来，在当代文学理论中，前者是包罗万象的理论，与哲学和美学较为接近，后者是以语言学理论模式为基础的特定现代文学理论。就像贡巴尼翁比较“history of literature”和“literaryhistory”所指出的那样，前者是综合性的，后者是分析性的。或者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theory ofliterature是对一般概念、原理和标准的反思;literary theory则是对良好文学感的批评，是指形式主义。”由此来看，至少我们可以区分出文学理论的两个不同层面：总体性和局部性，前者是对一般问题的讨论，后者是采用某种理论来分析，尤其是形式主义的理论。这个区分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学理论是存在着不同的层次的。它们的理论抽象程度有所不同。就像韦勒克所具体分析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是理论家，而圣伯夫则是批评家。
尽管文学理论的职业古已有之，但在今天学科分类日益细化和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日益强势的条件下，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职业，其性质和边界并非自明的，需要文学理论家的不断阐释来确立其合法性。人文学科是现代文学理论所以能在大学体制中平安栖居的“保护伞”，在人文学科旗下，文学研究不断地张扬一种与自然科学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科特性，就像斯诺“两种文化”的概念所表述的那样，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形成了二元对立。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特性，文学研究才得以在现代知识生产和教育体制内占有合法的一席之地。更有趣的一点是，自然科学的强势和影响，往往造
成对文学研究的人文学科范式的改造，因此，文学研究要坚持自己的学科特性，就必须刻意强调其研究对象、方法和理念的特殊性。所以韦勒克在为文学理论正名时，反对使用德语的“文学科学”概念，其主要原因就是怕文学研究混同于自然科学。不难发现，文学研究早已成为人文学科最有影响和最核心的构成要素，它在当代知识生产系统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又如何与人文学科的其他部分相区别呢?如果没有这个区别，文学理论自身的学术上和体制上的合法性仍然是可疑的。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我们便会发现文学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发展存在某种主导倾向(thedominant，雅各布森语)，那就是较之于偏向于哲学和美学的总体性文学理论，局部的文学理论不断扩张其势力范围。保罗。德曼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只有当文学文本的研究方法不再基于那些非语言学考虑，诸如历史的或美学的考虑后，“literary theory”才出现。他甚至直言：“当代文学理论产生于诸如此类的事件中，如把索绪尔的语言学用于文学文本。”这就意味着一个判断，只有和语言学结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理论。在我看来，当代文学理论有一个倾向很明晰，那就是文学理论乃是关于文学的而非其他的特定理论，因此它有必要保持某种的文学的“纯粹性”。这种“纯粹性”努力最显著地反映在所谓“文学性”的观念上，亦即文学的某种语言学特性。这一努力的必然结果就是把一切非文学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把一切非语言学模式的理论和方法从文学研究中驱逐出去。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学派，从新批评派到结构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贯穿了这样的理论纯粹性的诉求。这样，文学理论在验明自己人文学科的特性时，又可以保持自己不同于哲学、历史、艺术等其他人文学科的独立属性。唯其如此，文学理论在现代大学体制中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建制，它反映出现代知识体系越发专业化和细分的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新批评还是俄国形式主义，不论其理论有什么不足和局限，但它们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和职业的确立是有重要贡献的。
人类科学建构的理论
依照伊格尔顿的说法，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时间标志，第一个是1917年，那年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了《艺术即技巧》一文。因为这篇里程碑式的文章已在强调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必然关联，旨在否定文学研究与历史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和哲学的关联性。另一个重要的时间标志，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此时，“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登上了历史舞台，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思潮流行起来，后现代的范式在此刻出现了。伊格尔顿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是西方社会和文化产生激变的重要时期。这时文学理论显然已经不同于什克洛夫斯基发表《艺术即技巧》的世纪初。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两个所谓的重要时期。什克洛夫斯基是从内部颠覆了文学理论的传统范式，亦即保罗・德曼所说的非语言学基础的诸种方法。60年代后期开始，literary theory范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与其说是文学理论内部的转型，不如说是外部种种社会斗争压力所致，特别是伊格尔顿所说的那些背景各异的人进入了现有的学术体制，并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于是，社会斗争从外部彻底改变文学理论原有形态。在我看来，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转型可作多种解释：从现代文学理论向后现代理论的转变;从基于语言学的文学理论模式，转向多学科或跨学科理论探索;从纯粹的文学理论知识向理论政治的转变，等等。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最成问题的也许是这样一种假定，即文学体现了普遍的价值观。这一思想上的危机是与大学本身的社会构成方面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其二，“1970年代(或至少在前半期)，是社会希望、政治斗争和理论高峰的十年。这种关联状况绝非偶然：每当日常社会实践和思想实践有所松动，遇到麻烦，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时，大理论(theory of a grand kind)便会异军突起。……理论出现的契机就是某种实践开始弯回到自身仔细审视其可能性的条件之时。”前一段话可以说是对理论取代文学理论的社会一文化语境的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明，那就是普遍价值(观)的衰落;后一个说法则是揭示了这个语境导致了社会希望、政治斗争和理论演变的必然关系，特别是伊格尔顿强调的“大理论”的出现。所谓“大理论”显然不同于保罗・德曼所说的以语言学为模式的现代文学理论，也迥异于韦勒克意义上的theory of literature。它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的、整合的理论。我以为，60年代后期以来的诸多重要的理论派别，无论是德里达或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还是杰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或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研究，或是鲍德里亚媒介技术的社会理论，或是阿尔杜塞或马歇雷的意识形态或文学生产理论，比格尔的先锋派研究等，均越出了文学理论的边界，显现出不同程度的“大理论”特征。其典型代表就是所谓的“法国理论”。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的后记中分析了理论所以取代文学理论的原因。第一，传统的知识分类方法已经失效，而文学理论可以说正是这一分工或分类的产物。去掉“文学”两字而成为“理论”，标志着一种新的整合已经悄然发生。第二，学科上的不确定性取代了原有的分工或分类的确定性，预示了文学理论作为其一个分支或部分的人文学科的危机。古老的人文学科所安排的种种研究路径和方法已经不再有效。第三，人文学科的危机其实也就是普遍价值的坍塌，就是精英主义文化观和虚假平等主义的衰落。换言之，传统的人文学科正是建立在普遍价值基础之上的。当普遍价值陷入危机时，人文学科必然陷入危机。
假如说文学理论的困局暗含了人文学科的危机，追求普遍价值和知识分化的知识遭遇困境的话，那么，理论本身又有何新的拓展呢?“法国理论”超越人文学科(以及古典人文主义)的动向似乎提供了某种说明。1966年德里达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所作的里程碑式的演讲，其题目是(人类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这里，德里达使用了“人类科学”(human sciences)，而不是“人文学科”(humanities)。这一概念使用上的差异值得深思。国内通常把这两个词都译成“人文科学”，这是有问题的。
从学科谱系上说，人文学科是古老的知识系统，源于古希腊，最早是关于修辞或语文学教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科意指语法、修辞、历史、伦理学、古希腊及拉丁文著作的研究。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认为这一知识已彻底僵化，而19世纪人文学科重新登场，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一个独特领域。今天，人文学科特指大学教育体制中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那些学科门类，诸如语言、文学、历史、 哲学、艺术等学科。人文学科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人性或人的价值的研究…。然而，由于大学体制化和学科分化的缘故，人文学科越来越局限于某种专业的、技术性的知识系统，如伊格尔顿所说，人文学科自身的精英主义文化观的局限性，尤其是它对普遍价值强调，已使文学研究不可能沿着老路发展了。
“人类科学”据说最早出自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在狄尔泰那里，“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baften)亦即“人类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的学科。狄尔泰具体规定了这一学科的特性：关于人类科学、关于历史的科学以及关于社会的科学所表示的东西，构成了一个由各种精神事实组成的领域。其研究方法与科学的实证主义截然不同。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社会学、道德科学、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因为这些学科所涉猎的范围过于狭隘，而精神科学(人类科学)这个概念的优点就在于“它能够适当地表现由事实构成的核心领域”。在狄尔泰的表述中，精神科学已经不再有人文学科古典知识的意义，毋宁说它是一个现代的知识系统。
假如说狄尔泰的界定还比较接近通常所说的人文学科的话，那么，20世纪60年代兴起“法国理论”极大地拓展了这一概念。以福柯为例，他在《词与物：人类科学考古学》中对这―概念做了独到的解析。在他看来，“人类科学”是对表象或再现(或表征，representation)的研究，因为“表象是这个知识形式的一般基础，这个知识形式正是在表象的基础上才成为可能的”。这与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的分析是一致的。换言之，表征与话语最终都集中到所谓的认知型(或知识型)问题上来，此乃福柯理论的核心。除此之外，福柯还谈到了“人类科学”的一些重要特点，比如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资源，具有某种不稳定性，其边界模糊不清，它不停地反思和批判自身等等。由此来看，“人类科学”超越了人文学科界限，具有某种跨学科甚至反学科的特征，它关心的不是具体的业已形成专业性话题，而是作为知识系统根据的表象和话语，是隐含在一切表象和话语后面的某种认知型，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与知识的共生状态。在福柯的用法中我们注意到，“人类科学”被赋予了更加广阔和复杂的意义，它与那种日益体制化、学院化的人文学科概念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差异。我想，这些差异正是我们思考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的征候所在。
首先，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其知识范式不再囿于俄国形式主义以来的语言学根据，而是越出文学理论边界，从许多其他学科甚至难以归类新理论中寻找资源。依照杰姆逊的看法，60年代后期以来，以巴特、拉康、阿尔杜塞、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理论”，从哲学、社会理论、历史、政治理论等多种路径进入文学研究，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研究的原有格局。他注意到，一代人以前强调的是各专业领域迥然不同的技术性话语，比如哲学不同于社会学;而今天却出现了一种单一的话语，它涵盖了以往分离的各门学科。这就是“理论”的核心所在。正像福柯对话语和表征的权力/知识共生现象的分析一样，它可以渗透到几乎一切文化领域，从医院诊所到大学体制，从历史考察到文化研究。唯其如此，理论向其他领域渗透的“殖民化”才有可能。伊格尔顿发现，理论创新的最佳位置就是“既在其内又在其外，在边界上质疑地徘徊的同时占领这个领域”。也就是不同领域、文化或知识体系之间的碰撞、渗透和交融所产生的“视界融合”。其实，“法国理论”并非孤家寡人，与此同行的还有“英国理论”和“德国理论”，前者以英国文化研究为代表，后者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标志。这三股潮流合力形成的冲击波，深刻地改变了晚近文学研究的格局，促成了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的大势。
其次，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虽说摆脱了形式主义和语言学模式的研究路径，但却进一步强化了“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作用。就像杰姆逊所指出的，结构主义的影响乃是雅各布森和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人类学)、心理(心理分析)、历史(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等不同领域，形成了更加综合性的研究视野。换言之，语言学模式在人类科学架构中生发出更加整合性、总体性的大理论视野。恰如福柯在讨论人类科学的研究特点时所概括的那样：“人类科学是这样一种分析，即它在人的实证性所是(活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话的存在)与使得这同一个存在能知道(或没法知道)生命的所是、劳动本质及其法则所在和他能以何种方式讲话这一切之间延伸。”这显然越出了什克洛夫斯基以来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关于修辞、手法或风格等传统范畴的分析，它是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上对文学的透视。我们也许可以模仿马克思的话来说，理论的“幽灵”不仅仅在文学研究中徘徊，而且在各门学科的领地中徘徊。学科间壁垒森严的界限打破了，甚至文学研究的理路也渗入其他学科，有人把这种状况概括为故事讲述重新回到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文化研究的崛起。
第三，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是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一切均是政治，文学实践如此，文学研究亦复如此。只要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稍加审视，便不难发现，研究的关键词总离不开“阶级”、“种族”、“族裔”、“性别”、“权力/知识”“霸权”、“身份”、“差异”、“意识形态”、“后殖民”等等。理论取代文学理论的冲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或政治的干预。就像巴特勒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当理论通过文学解读而干预社会世界和政治世界时，它就变得不纯粹了。”所以我们看到，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和价值中立等科学研究的观念已被彻底摧毁了，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群体利益、价值立场从一开始就左右着理论研究的路向和结果。
在我看来，理论的一个基本设定是“去……化”。被文学理论所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假设，在理论的审视中变得可疑了。最典型的策略就是德里达和福柯的研究。前者通过对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在场的批判，揭示了在一系列看似自然的二元结构(诸如自我与非我，真与伪，意义与无意义，理性与疯狂，中心与边缘，表层与深层，男性与女性等)中，一方是如何依赖于被其排斥的另一方的，进而暴露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不可能性。后者则通过对话语及其认知型的解析，揭露了话语是如何通过各种方法而被规训为真理与知识的，进而实现了权力与知识的共谋。用伊格尔顿话来说，德里达的解构实践乃是一种政治实践，它试图摧毁特定思想体系及其背后的那一整个由种种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形成的系统借以维持自己实力的逻辑。而巴特勒则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强化理论的不纯粹性并加强它的政治特色”。
假如说文学理论假定了人性和价值的普遍性的话，那么，理论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这些范畴的普遍存在，充其量不过是语言的社会建构产物而已;如果说文学理论强调审美和艺术的超然价值的话，那么理论则彻底揭穿了所谓审美和艺术价值乃是特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说文学理论相信自身 是一种客观公正的对文学的探究的话，那么，理论则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所以，“课堂即战场”，文化的战争硝烟四起。现实的政治斗争转入了校园和讲堂，知识被当作是解放的重要路径(伊格尔顿语)。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怪异理论、环境批评等理论风起云涌，形成了一种激进的理论思潮。
“理论之后”或“后理论”
杰姆逊最早发出理论终结的“讣告”，他在90年代初就不无惋惜地慨叹：“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其标志是下述事件：巴特、拉康和雅各布森的死，马尔库塞的去世;阿尔杜塞的沉默，尼柯、布朗特日和贝歇的自杀为标志的‘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终结;甚至还有更老一代的学者如萨特的谢世等。所有这些事件都从不同角度表明，结构主义的有所发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指望能够在语言的领域里找到堪与60年代地震图式转义或结构主义诞生的震动相比拟的任何新发现。”10多年之后，伊格尔顿的“悼词”更加悲观：“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杜塞、巴特、福柯开创性的著作距今已有数十年之久了。威廉斯、伊丽格瑞、布尔迪厄、克里斯蒂娃、德里达、西苏、哈贝马斯、杰姆逊和萨义德等人早先开拓性的著述也有数十年了。这以后并没有很多可与这些奠基者的雄心和独创性相媲美的著作问世。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后遭遇了不测。命运使巴特在巴黎的一辆洗衣行的车下命丧黄泉，福柯因爱滋病而备受痛苦，送走了拉康、威廉斯和布尔迪厄，阿尔杜塞因弑妻被罚而关进了精神病院。看来，上帝并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
90年代以来，“理论终结”的幽灵始终在学界徘徊着，“好时光不再”却是一种普遍的氛围。那么，理论之后的理论(或后理论)该做些什么呢?总体上说，我以为后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首先，尽管后现代理论指出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衰落，但后现代理论范式本身却带有某种大理论的特征。某种程度上说，“理论之后”也就是后现代理论范式之后的理论，照杰姆逊的看法，“我们应该去做些别的事了。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还是以不提伟大的‘突破’之类的虚幻口号为好。”而卡勒直接指出：“‘后理论’就是所说‘大理论’(the grand theory)死亡之后的理论。”看来，后理论的特征之一就是告别“大理论”，不再雄心勃勃地创造某种解释一切的大叙事，转而进入了各种可能的“小理论”探索。这种后理论更强调多元性和具体性，既不同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单一语言学模式，也有别于后现代理论的超学科范式，而是吸取两种范式所长的新建构。这是因为经由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差异合法化的观念的熏陶，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观念被更加审慎地加以考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后理论告别统摄一切大理论之后，就更加注重自身的反思性。作为一种知识的系统生产，“大理论”的知识构成往往具有一种“学科帝国主义”的局限性，其知识系统在急剧膨胀的同时，扩大了这一知识视域中的某些问题，而遮蔽了另一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学科帝国主义”缺乏自身的反思批判性，因此需要调整知识生产的策略和视域并形成另类视域，而小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对后理论的讨论常引用德里达的一段妙语：“如同有了新的视觉装置的辅助，人们最终可以看见视线，不仅看见自然风景、城市、桥梁和深渊，而且可以看见看本身。”德里达的说法颇为有趣，看本来是看对象的，或城市或乡野，但却看不见看自身。通过某种视觉装置，看便可以看见看自身了，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身的反思性。转移到文学研究上来，研究文学不仅研究文学，也需要研究文学研究自身。这种“新的视觉装置”就是差异性的后理论。麦奎连等人就指出，后理论是一种思维状态，亦即发现自身处于一个不断地被延宕的状态，处在一种反思位置上的思想体验。
其次，后理论在告别大理论的同时，也警惕另一种倾向，那就是把文学研究降低为某些无关大局的碎屑细节考量。与文学理论同行的一些其他理论，被杰姆逊概括为“深度模式”理论，这些理论全力找寻隐含在文学符号后面的深邃意义和本质。但随着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登场，这种意义和本质被彻底解构了，大理论在泼洗澡水的同时将婴儿也一同泼了出去。文化研究的兴起，更是坚持一种反精英和反经典的民粹立场，将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纳入视野。这就难免摄入一些细枝末节、微不足道的问题。因此，后理论作为一种更具反思性的理论探索必然对这种倾向有所防范。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研究被贬低到诸如性欲或性表征问题上时是成问题的，许多重要的问题被搁置或排斥了。因此，他提出“理论之后”有必要转向那些被文化研究所忽略的“大问题”;诸如真、德行、客观性、道德、革命、死亡、恶和非存在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后理论的真正使命就是对迄今为止尚未触及和思考过的问题进行探索的种种可能性。但这一工作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那些被大理论和文化研究所遮蔽的大问题，反倒可以在理论之后的小理论的视野中凸现出来。
再次，后理论所面临的知识生产的语境已经不同于以前。历史地说，现代文学理论的诸多学派为这一学科的建制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理论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的同时，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学科的体制化，另一方面又为文学研究领域内明星体系确立及其象征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如果我们把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历程视为一个体制化不断完善的过程的话，那么，可以看到，随着知识生产和消费的发展，随着大学文学研究的体制化，那些理论的名角实际上也就是学术体制内的明星。他们的理论创造同时也是象征资本的积累，而这些理论在大学体制中广泛的传播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消费。因此，后理论所面临的是一个高度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消费的语境。实际上，理论的崛起是伴随着政治左派的衰落同步进行的，社会的政治实践转变为书本与课堂的理论论争。后理论的生存环境日益沦入大学体制中的如下技术性活动，诸如学科设置、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教材出版、科研项目、成果评奖、学会活动、专业杂志和国际会议等。当下的理论研究越发趋向于专业共同体内部的书斋切磋型或课堂传授型的知识规训。后理论的反思性自然也包括对这一语境的反思，如何摆脱这种困境而实现理论的超越，显然是摆在后理论面前的难题。诚如卡鲁斯等人指出的那样：“后理论并不是在‘理论之后’、‘理论征服’或甚至‘无理论’状况那种肤浅和未必如此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确切地说，后理论是作为―个事业(并不必然带有从业者的任何责任)。这一事业首先包含了将其体制化和国际化加以理论分析的理论工作;其次，它根据一种‘将要出现的’理论，预见到对理论的‘他者’(被理论所压抑、排斥、从未思考过的东西)的批判性回归。”
最后，后理论也是文学回归的某种表征。在关注大问题的同时，文学作为一种符号的社会建构，其审美感性经验的一面在理论的意识形态分析中消失了。桑塔格早就亮出“反对阐释”大旗，对理论“拜物教”予以致命一击。她强调艺术独特的感性体验，反对那种“进一步将艺术同化于思想，或者(更糟)将艺术同化于文化”的做法，她强调“需要更多地关注艺术中的形式。如果对内容的过度强调引起了阐释的自大，那么对形式的更广泛、更彻底的描述将消除这种自大”。克雷格形象地把这种转变称之为审美对意识形态的“复仇”，他写道：“审美通过展示出某种复杂化力量(同时也是一种动摇根基的力量)，因而获得了它对意识形态的复仇。”诚然，这一“复仇”并不是重归文学理论的语言学或形式主义范式，而是经过理论规训及其“终结”后在反思性基础上向审美回归。因此，“复仇”便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和转向，而是一种经由反思而产生的螺旋上升，它呈现为各种复杂的形态。布鲁姆式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其西方的表征形式。他直言：“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而在今天的中国学界，有关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论争，不妨视为后理论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某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