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参考论文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施是市场经济改革，这种改革被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参考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参考论文篇一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一个方法论解释》
摘要：知识来源于实践决定了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征;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则遵循了个体的实践知识向大众知识过渡并最终成为一种正式社会制度安排的演进理性主义路径。基于经验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的制度变迁模式则在逻辑以及实践两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关键词：知识;制度变迁;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7-0001-03
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知识和信息的分散性和异质性否定了中央计划的可行性;同时，文明的发展导致社会的个体分散化的文化演进趋势则奠定了知识和信息分散、质变的逻辑基础。在经济制度选择方面，分散的经济决策权和收益索取权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逻辑基础。
一、知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发现知识、积累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1]对于知识的产生及其扩散在知识的认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以来亚里士多德的本源主义哲学占据着一个统治地位，直到思想启蒙运动，笛卡尔的二元主义哲学崛起，将理性主义引入到方法论当中，形成了他的一套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主义传统[2]283-297。
最初的知识来源于实践的经验。自然以及人类的实践活动将感觉映射入人的大脑，人类通过记忆能力和提取经验的能力发展出一些初级知识;随着初级知识的积累，人脑衍生出逻辑功能;知识的积累和逻辑功能的增进为知识的自我繁衍提供了基础。但是，在笛卡尔之前，古希腊人对待知识的传统一直在西方传承，他们“对知识怀有深深的敬畏”，认为知识只是一种智力上的产物，还没有在知识与实践当中建立起一座桥梁;直到思想启蒙运动理性被引入到人类生活当中，希望打破古希腊人对待知识和生活的分离状态，培根认为，“当时欧洲的知识既不繁荣，也没有很大进步，要恢复健全和健康的状况，必须重新开始知性的全部工作”，“为此需要一种可靠的计划，一种新的理解方式，一种探索的艺术，一种工具”。一种建构理性主义受到了时代的呼唤，“断言确定的知识产生于空洞的头脑”，“不信任过去的知识，也不承认未经确定的知识”，“否认了思辨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存在”[1]。
理性主义包含一个内在的局限，“它所推崇的知识只是一种理性的工具性运用，而不是理性本身”[1]，因此被波普尔所抛弃。波普尔认为科学是经验主义的。科学原理是假设性的，它不能被证实;但是，可以通过实践检验而被证伪。因此，波普尔放弃了科学知识方法论上的归纳主义，改为依靠检验。他主张一种“开放社会”，鉴于人类知识的不完美，一个以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次优选择就是人类社会的最优选项。
二、个人知识向社会制度的演进
只有单个的、能动的人才是知识发现、发生的主体。知识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传播，此时知识就变成了信息。哈耶克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的一个主要作用就在于收集并扩散信息或者知识，“像市场这种收集信息的制度，使我们可以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从而“以这种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和传统产生之后，人们再无必要(像小团体那样)在统一的目标上求得一致，因为广泛分散的知识和技能，现在可以随时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标。”[3]11-12因此，市场竞争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发现以及扩散的过程，它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计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在比较原始的小团体时期，由于满足目的的工具的有限，往往采用集体主义的方式集中可能的所有的工具――主要是指资源――来满足对集体最优先的目的。随着知识的不断累积，工具从数量上来讲不断扩张，质量上来讲不断进步，在满足原先的集体目标之后还有更多的剩余，个体成员就会想办法利用这些剩余的工具满足那些除了集体利益之外的个体利益;由于工具具备了，目的也开始多元化。这是知识和信息在横向上的扩张。在纵向上，则体现为代际之间的利益均衡以及知识和信息积累。这种横向和纵向上知识和信息的发散、扩展体现出知识发生、扩散的方法论意义。新发现的知识通过遗传传递和文化传递得以传承，从而成为传统;而新知识的发现则归功于智力的发育，它“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它主要是以模仿而不是见识和理性为基础”[3]19。也就是说，新知识的发现在于进一步发育的智力对来自于实践的经验性感觉有了更好的把握和理解能力，这是实践知识不断发生并扩散、积累的过程。
然而，个人知识如何扩散为大众知识，并为社会所检验并接受，最终形成制度呢?每一个具备理性的人都有强烈的动机去发现新的知识和信息来满足自己还未满足的利益，它可以是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或者其他任何方面的目的。因此，他就会对知识和信息扩散最有效的渠道――市场――保持一种警觉，这被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定义为企业家才能用来描述人的行为，认为“任何调整当前行为以实现未来目标的人都是在发挥企业家才能”[4]11，“创造、感知或认识新的目标和手段意味着调整行为者的知识，也就是他或她发现以前不曾拥有的信息”，而且“这一发现也改变了行为主体所拥有的信息或知识的整个图景或背景”[4]21。他们还对企业家知识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界定：(1)它是主观的和实践的，而非科学的知识;(2)它是排他性的知识;(3)它是分散在所有人头脑中的知识;(4)它主要是隐含知识，因此也是不可言说的知识;(5)它是通过发挥企业家才能，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知识;(6)它是能够被传递的知识，主要是在无意识中的极为复杂的社会过程传递的。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就是企业家知识不是科学知识，它是主观知识和实践知识的综合体。从概念上来讲，我们可以将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知识，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另一类是还没有被完善组织起来的知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发展尚不及，或者是由于这些知识自身分散而难以被证实或证伪的特征，我们称之为非科学知识。非科学知识向科学知识的发展需要经过逻辑和实践的双重检验。在这一双重检验过程中，逻辑检验保证了知识远离投机主义，而实践检验则保证了知识远离空想主义。相应地，一套科学完整的经济理论应该包括逻辑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内容，逻辑构成了理论演绎推理的部分，而实践则构成了演绎推理的预设假设并且应用理论以检验理论的科学性。预设假设、推理演绎以及实践应用构成了理论系统的完整性，而通过对于实践的认识不断修正预设假设或者通过实践应用对理论科学性的检验则确保了理论系统的开放性。
由知识到科学知识还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科学知识如何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完成其构建性和工具性双重作用的有效结合。哈耶克通过对宪法政治的研究，基于知识和信息的筛选机制提出了三种制度变迁的进路，“第一，纯粹自发的制度变迁模式，它适合于非公性规则，是语言、习俗、惯例、道德、时尚等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第二，普通法的制度变迁模式，由法官从个人准则中筛选法律规则，从而使法律体系不算演进;第三，政治化的普通法的制度变迁模式，它更适合于具有公共性质的正当行为规则之发展。”[5]38第一种制度变迁模式主要指那些指导个人之间追求独自的千差万别的个人目的的非正规制度的形成，而后两种模式则是针对具有特定的整体价值取向的正规制度的形成。另外，诺斯从意识形态方面阐述了个人信仰如何扩展为社会信仰。他认为，“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这些习惯、准则和规范最初是从家庭(最初的社会化)，然后通过教育过程和其他机构，诸如教会(第二次社会化)取得的”，“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由‘普通’的知识来指导和这些知识基本上是理论性的时候，意识形态就努力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6]52-53。个人信仰――也即知识或信息，最终演变为制度的东西――之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其他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或者为某种信仰所侵入的过程，这种放弃或者侵入的动力来自于相对价格的变化：“1.产权的改变，即否定了个人对其过去一直拥有的资源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已被人们作为习惯或公正予以承认(例如，公共土地的圈定);2.在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上，交换的条件偏离了已为人们认为是公平交换的比率;3.在劳动力中，一个特殊的集团的相对收入状况发生了偏离;4.信息成本降低的结果是，人们相信不同的或更优惠的交换条件可能最在别处占优。”[6]55在这种相对价格变换导致人们对实践认识的不断变化，最终认识到共同接受和认可的一些信仰也即知识和信息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逐渐地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制度衍生出来。
三、从整体主义向分散决策过渡的方法论演化
哈耶克将市场看作是人类的自发秩序，进而发展到扩展秩序。哈耶克似乎隐含地假设人类最原始的组织形态就是以集体形式出现的，“个人主义精神的发展要归功于技能、知识和劳动的分化，而发达的文明就是建立在这种分化上”[3]114，也即是说在技能、知识和劳动分化发生之前，个人主义精神并不发达，可能还没有从整体主义精神中脱胎。当然，在原始的生态中，整体主义的合作态度是人类得以生存延续的保障，是人类组织演化的最初形态。
从文化角度来讲，“‘整体’关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从整体的角度注意到人的经济利益的资料也并非没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之所以不发达，重要原因不在于忽视‘整体’的人，而在于忽视‘个体’的人。这种忽视表现在个人的经济平等权、自由选择权和私人财产权没有得到制度的保障”[7]51。国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可以通过整体主义路径达到特定目的的集体，不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6]20，整体主义在动员资源方面具有效率优势，在追求具体明确的目标方面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然而，人类活动总是充满了“非意图的结果”[8]，整体主义的路径由于其巨大的“逆转成本”[9]53而放大了其走向消极的“非意图的结果”的风险，在实验意义上封死了个体主义路径导致积极的“非意图的结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以及不对称，存在搭便车的情况下，导致整体主义方法的资源效率低下。
随着知识、技能的发展，个人逐渐从整体中独立出来;社会也就从原始的无意识的整体演变为不同的个体的独立以及社会性的合作。独立的个体导致竞争，激励了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知识的进化;劳动的分工产生了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和市场诞生了，市场竞争就是一个不断发现并交换新知识的过程。
分散的经济决策权和收益索取权在经济社会的演化过程中独立出来。“这种分权实际上使更多的信息得到了利用，这是否定建构论理性主义要求的主要理由。基于同样的理由，资源配置的权力以可以变化的方式分散在许多能够实际决定这些资源用途的个人手里――这种分散是通过个人自由和分立的财产做到的――才能使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充分的利用。”[3]86
在演化的过程中，制度知识“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它主要是以模仿而不是见识和理性为基础”[3]19。哲学上由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到笛卡尔二元论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作了明确区分，通过智力的学习能力我们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通过这道桥梁，制度记忆得以保存。
四、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法论特征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知识和信息的不完全，我们走上了一条整体主义的国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道路。但是，我们不认同那些攻击计划经济体制的研究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由建构理性通过智力设计出来的过程观点，虽然我们认同计划经济无效的实质观点。中国的政治经济史说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分权型经济改革过程同样是一种演化的结果，脱离不了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道德价值追求的衍生物。
同样地，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也是一个深深植根于历史记忆和学习的制度变迁。首先，我们对改革的需要是通过国家之间的比较以及竞争而导致的学习过程――通过比较和学习，我们发现了自己的不发展，发现了原来所采取的整体主义道路的国家工业化路径的无效率、不道德。其次，它是植根于实际状态的低绩效及由此激发的历史记忆――国家工业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的饿肚子是最直接的负面激励，这让人民想起历史上那些被强行褫夺但是行之有效的制度，迫使他们从激进的整体主义后撤向渐进主义的路径。
但是，由于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与扩散采取一种更为有效的分散的、横向的模式，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段双轨制状态。这种状态给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发育的“机会窗口”。两者彼此磨合、竞争、合作，最终寻求一个和谐的均衡点，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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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参考论文篇二
《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摘要]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今天，我们要始终坚持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永远铭记和学习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非凡勇气和高超智慧。
[关键词]永远铭记;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
30年前，我们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30年过去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与更替，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当我们回顾总结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辉煌成就时，“我们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没有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巨大勇气和高超智慧，就没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探索和辉煌成就;没有邓小平创立的市场经济理论作指导，就不可能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到了攻坚破冰的重要时期，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任重道远。如何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怎样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学习邓小平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勇气和高超智慧。
一、永远铭记和学习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大无畏精神和非凡勇气
一般说来，在重大理论是非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总是针锋相对、泾渭分明的，如坚持公有制与主张私有化，坚持集体主义与崇尚个人主义，坚信资本主义必亡与鼓吹资本主义永存等，但耐人寻味的是，在“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却完全一致，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上是罕见的。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下，主张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此，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长期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论和观念,而且根本改造了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这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创新,也是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更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模式的革命性改造。由此可见，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要突破“土教条”、“东教条”，也要突破“洋教条”、“西教条”;不仅要突破传统理论，而且要突破现实实践;不仅要突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且要突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友党和自身，其结果很可能遭到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反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拥护，这的确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首先，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敢于突破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不是商品经济，更不是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商品经济理论认为，商品生产的产生和存在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当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再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生产也就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对此，恩格斯在1878年的《反杜林论》中说得非常明确，他说“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1]“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2]总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早已盖棺定论。
列宁也曾认为，“社会主义是消灭商品经济”[3]，社会主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4]。但后来列宁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改变了过早消灭商品经济的想法，推行“新经济政策”，主张保留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不过这主要是着眼于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他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
斯大林和毛泽东，虽然他们在领导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察觉到了现实的社会主义离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甚远，他们也程度不同地认为社会主义要允许商品货币关系存在，要利用价值规律，如斯大林针对当时苏联的国情，认为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他说：“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作用的因素而仍然保留着。”[5]但斯大林在论证了生产资料属于两种不同的公有者是商品生产存在条件的同时，他却否定了同一所有制内部商品交换的存在。另外他还把全部生产资料排除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之外。
毛泽东认为，我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有计划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他认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他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但他同样否定生产资料是商品，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单位之间存在商品交换关系。
总之，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保留商品货币关系是暂时的，是无可奈何之举，因此，他们一直视商品货币为异己，要求限制商品货币关系。
邓小平就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下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可想而知，他要否定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势必要突破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理论，面临巨大风险和压力。
其次，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敢于突破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排斥公有制，只能同私有制相结合。他们一直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宣扬和赞美，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来批判和攻击。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搞市场经济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北欧经济学家伊萨克森、汉米尔顿和吉尔法松在合著的《理解市场经济》一书中说：“没有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家;没有资本家，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市场经济。”[6]《现代日本经济事典》提出，市场经济制度有三个原则，即私有财产制度、契约自由原则、自我负责原则，并且认为，“私有财产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英国《经济学辞典》明确提出“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使用时往往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另一方面，他们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等同于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对立，把引导社会主义国家放弃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视为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手段，把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实现私有化和市场化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要标志。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国际阶级斗争和思想理论斗争背景下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因而面临被误解为同西方经济学和西方敌对势力同流合污、搞和平演变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巨大风险和压力。
再次，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敢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和党的传统执政方式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长期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是典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在原苏联帮助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仿效苏联，搞的也都是计划经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计划经济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模式和唯一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我国在经过10年“文革”后，计划经济模式化更是登峰造极。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进行了一些探索，放松和放宽了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但仍然没有一个国家突破和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原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执政，多年来所形成的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就是推行计划经济，反对和排斥市场经济，普遍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来坚持与捍卫，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与反对，对搞计划经济得心应手，而对市场经济既陌生又排斥，如党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主要强调集中统一，行政手段，指令计划，政企不分，党政不分，否认市场调节，忽视价值规律，排斥经济手段等。
邓小平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要遭遇计划经济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的反对和阻力，又面临传统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的抵制和压力，难免要冒被人指责背离社会主义搞修正主义的风险。如在国际上，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就认为中国自从邓小平执政以来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国内则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所以，邓小平倡导搞市场经济必然面临被误解为否定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的巨大风险和压力。
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30年艰难历程，到今天，易改的好改的都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难改的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遇到的难题和困难将是前所未有的，但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深化、必须推进，不允许停滞，更不能退缩和倒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铭记邓小平领导改革，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巨大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闯敢冒敢试，不畏风险、不惧困难、不怕挫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阻力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和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二、永远铭记和学习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高超智慧和领导艺术
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转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从哪里开始，是从改变经营方式入手，还是从改革所有制结构入手;是先农村后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是渐进式还是激进式;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先设计好总体方案再行动;是先争论清楚了再干，还是“不争论”等重大问题上，展示了超群智慧和领导艺术。
首先，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既循序渐进，又积极引导，既海纳百川，又独树一帜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不仅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之中，而且体现在国家的政策和经济体制之上。如何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观念更新和体制转换，邓小平没有急于求成，也没有过于求纯。他深知理论观念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不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也不能采取“休克疗法”的办法，毕其功于一役。而必须遵循理论创新的规律和特点，既积极引导、主动推进，又尊重实际，循序渐进。他清醒地认识到，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取代旧的思想观念，既离不开理论和舆论上的宣传、教育、灌输、引导，也离不开实践、实验、实际的潜移默化影响，任何政党和政府都不能用行政办法强迫人们接受或放弃某种思想观念。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邓小平从1979年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到1992年南巡谈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确立，经历了十三个年头。在这一艰辛的探索过程中，邓小平通过理论和舆论宣传一步一步引导人民群众破除传统计划经济旧观念，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早在1979年，当人们还在狂热地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捍卫，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的时候，邓小平就独树一帜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7]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阐述。在时隔五年之后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首次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次以中央决定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全党的共识。邓小平对《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8]他还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9]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谈话时又一次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0]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1]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又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2]。从1990年12月到1991春节，邓小平多次在讲话中重申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3]“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4]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重申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5]这一论断又一次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心目中计划与市场姓“社”姓“资”的重重迷雾，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正是邓小平这一次一次的谈话、讲话、指示和报告，以及伴随而来的声势浩大的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不断引导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一步一步从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接受和树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引导人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引导和指导人们在实践中改革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力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放松和放宽对农副产品的价格管制，在农村兴起了改革浪潮和发展商品经济的高潮，繁荣了市场，活跃了经济。与此同时，他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既加速了农村城镇化进程，又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改革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1984年，邓小平适时将经济体制改革引向城市，从最初推行企业承包经营，放权让利，到后来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再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行股份制，一步一步使经济体制改革由政策调整转到制度创新，由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到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初步确立。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上，他从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到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引进外资经济，逐步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这一伟大实践，使亿万群众了解和熟悉了市场经济，亲身感受和体验到了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优越性和效率，不知不觉地接受和树立了市场经济观念，掌握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本领，提高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这种看似悄然无声，实际上却波澜壮阔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得以诞生和创立。
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既没有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束缚，也没有受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观念和思维定势影响，他顶住了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的和右的，中国的和外国的种种压力和阻力。他既思想解放，力排众议，独立思考，独树一帜，又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尊重实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广泛听取和吸纳群众的意见和聪明才智。在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他从不千篇一律，一刀切，允许有不同意见和思想反复，对一时推进有困难的改革措施，他不急不躁，耐心等待，认真说服，他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强调要接受实践检验，充分展示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理论创新的高超智慧。
其次，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同社会制度区分开来，为发展市场经济，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扫清了思想障碍，提供了科学依据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症结在哪里?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症结在于以往我们不仅没有把市场经济同社会制度区别开来，而且长期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或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西方学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加之市场经济又正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于是，人们就很自然的自觉不自觉地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相等同，同社会主义相对立，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国家要搞市场经济，关键是要把市场经济同社会制度科学区分开来，澄清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误解。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6]又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7]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属于资源配置范畴，是经济运行机制，不具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性质。市场经济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是两个属性不同、性质相异的范畴。市场经济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属于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或社会经济调节方式、调节手段层面的范畴。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关系范畴，代表和体现社会制度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性质。市场经济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本身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则不同，它是反映和决定社会性质、阶级性质的制度范畴。对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而言，要么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么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是没有的。正是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科学区分的绝妙之举，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使长期误加、附加、强加在市场经济范畴上的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误解、曲解和不解得以澄清，使笼罩在市场经济范畴上的阶级属性、政治色彩、意识形态迷雾得以清除，恢复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范畴的本来面目。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思想禁区和精神枷锁，为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扫清了思想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超群智慧，不仅表现在他把市场经济同社会制度科学区分开来，把市场经济从长期误加和强加在资本主义制度上剥离下来，而且还表现在他又巧妙地把市场经济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有机联系在一起，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虽然自身不具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性质，但它又不能脱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而独立存在，市场经济总是依附在特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同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市场经济不是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既不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又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的市场经济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既然市场经济是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就必然要受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支配和制约，就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反映和体现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打上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烙印。因此，邓小平进一步认为，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必须反映和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句话，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始终坚持和保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
综上所述，正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范畴同社会制度范畴既科学区分，又合理联系;既巧妙剥离，又有机结合的高超智慧和领导艺术，才有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区分和剥离，就无法破除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的理论禁区和思想桎梏，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就迈不开步。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同社会基本制度有机结合和联系起来，我们搞市场经济就会迷失社会主义方向，偏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轨道，那么，我们今天搞的就不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是“中性”事物，没有姓“资”和姓“社”之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8]搞市场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另一方面，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又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依附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之上，就具有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这就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然市场经济本身是“中性”事物，不姓“资”也不姓“社”，但依附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市场经济则具有“双姓”或“复姓”，即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经济，要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姓“市”，又姓“资”，或既姓“市”，又姓“社”。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搞市场经济问题上，邓小平的回答是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和姓“社”之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这一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邓小平的回答则是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有姓“资”姓“社”之分，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性质，不能不问姓“资”和姓“社”。在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上，邓小平既看到了它们相同相通的一面，又看到了他们相异相反的一面。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同相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积累和形成了一套完整经验、运行机制、科学管理办法和现代手段等，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所缺乏和没有的。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搞市场经济要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习，对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切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都要学习、借鉴和吸收。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9]当然，即使是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成果，也要结合实际、符合国情，有所选择地学习和吸收，而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整体嫁接或移植。从作为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相异相反的，它具有其特殊性，即它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企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等。因此，凡是反映和代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和性质的东西，如私有化主张、雇佣劳动制度、拜金主义思想、唯利是图观念等，不仅不能学，而且还必须坚决予以抵制和批判，不这样，就不能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
三、牢记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根本的性质和最鲜明的特征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和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保市场主体的主要成分是公有制和公有性经济单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也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认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和防止私有化倾向;必须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和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方式，使市场经济同公有制相得益彰、紧密结合，同社会主义制度融为一体。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善于用市场经济手段激活公有制的效率、活力和优越性，用公有制来保障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和秩序，使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优势互补，相互促进。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同发展非公经济的关系。邓小平认为，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同为市场主体，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市场经济是联系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重要纽带，是实现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之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非公经济，相反，它为非公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和制度保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毫不动摇地支持和鼓励非公经济发展，依法保护非公经济的合法权益，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让非公经济享有同公有经济平等的“国民待遇”，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的积极作用和优越性，反对和防止歧视非公经济的倾向，又要依法加强对非公经济的管理、监督、调控、指导和引导，尽量减少和防止非公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
其次，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要求按劳分配，市场经济要求按生产要素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邓小平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和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要贯彻和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分配制度上的基本特征，也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只有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被改变。但是，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按劳分配，它必须遵循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和规律，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把按劳分配的要求同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使按劳分配原则融入到市场经济体制之内。
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同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市场经济机制使按劳分配更灵活、便捷、科学、富有效率;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使按生产要素分配更公正、公平、合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分配原则有利于提高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既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又有利于提高效率。
第三，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宏观调控，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也有别于现代西方市场经济。首先，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始终同市场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根本有别于传统计划经济那种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的直接调控。一方面，它主要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通过经济杠杆等间接调控来实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调控只限于宏观经济领域，微观经济活动则主要由市场调节。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因而能有效做到把宏观管好，把微观放活，收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之效。
其次，从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和力度看。邓小平历来认为，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虽然经验丰富、手段先进，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不可逾越的障碍，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心有余而力不足”，既缺乏力度、刚性，也缺乏效率，往往是计划年年做、规划样样有，但大多流于形式，无法有效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宏观调控则不同，它以居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为坚实基础，以政府掌握的庞大物质技术基础为坚强后盾，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宏观调控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使宏观调控具有力度，能有效发挥作用。
第四，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企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企业，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引进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构建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另一方面，要求公有制企业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要求，确保劳动者在企业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任何无视劳动者主人翁地位，把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变相变成雇佣劳动关系的做法，都是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宪法所不能允许的，也有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邓小平要求公有制企业积极探索市场经济配置劳动力资源同实现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有效实现形式和有机结合方式，如在公有制和公有性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既要建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新三会”，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又要求保留体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要求的“老三会”，即党委会、职代会、工会。即使是非公制企业,也要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通过国家的法律法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工人同“老板”一样在人格上、政治上、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
第五，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结合在一起，而且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它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很难避免导致金钱至上，惟利是图等消极现象发生。邓小平首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增进社会总体利益相结合，努力做到产业报国、回报社会、服务大众、以人为本、诚信至上、守法经营、艰苦创业、共同富裕，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反对和抵制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惟利是图的利己主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以邻为壑的本位主义，消费无度的享乐主义，以推进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今天，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问题，即，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促进效率提高同维护社会公平的关系;鼓励部分先富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系;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关系;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同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同始终维护企业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的关系;既合理满足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又不断增进和维护人民群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关系。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3):101,323.
[3]列宁全集[C].(15):112.
[4]列宁全集[C].(10):407.
[5]斯大林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下)：550.
[6]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C].271.
[7]邓小平文选[C].(2):236.
[8]~[19]邓小平文选[C].(3):91,83,148-149,203,306-307,364,367,
373,367,364,373,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