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论文
民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根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民俗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一：浅析生肖文化对民俗文化的若干影响
[摘要]中国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生肖文化在其中占据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它对中国文化各方面产生了诸多的影响。本文对此影响管中窥豹，概括总结并提出个人思考
论文关键词：民俗文化,生肖文化,文化的影响
一、十二生肖文化的积极内涵：
十二生肖具有便于数年纪岁的优点和吉祥祝福的寄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得以代代相传，相沿成习，是我国影响面很大的群众性的传统民俗。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团结和谐，吉祥祝福”。十二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龙为虚拟之物)源于先民各部族的图腾，反映了当时人类对动物的敬畏和崇拜，体现了早期人类与动物的亲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自然观，对于现在保护自然、保护动物仍有积极意义。十二生肖是由中华各民族的图腾，经过长时期的选择组合相融定型而成，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产物，现在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十二生肖。十二生肖连结着中华民族的每个家庭每个人。生肖文化，经过二千多年来的发展和沉淀，丰富而深厚，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生肖动物形象，广及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影响极其广泛。生肖属相围绕“福、禄、寿、喜、富、贵、康、宁”等吉祥内容，是每年元旦、春节的热门话题，激励人们积极向上，是推动民族文化持续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内容。十二生肖习俗，现在不仅仅为中国所有，已成为世界现象，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的十二生肖习俗已开始传入周边国家，现在日本、朝鲜、韩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不丹、越南、泰国、老挝、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均有与我国基本相同或完全相同的生肖习俗，并已成为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文化的一个部份。
二、十二生肖文化对民俗文化的若干影响：
1.生肖和艺术的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人与动物就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祖先就认为人类与动物有着血缘关系，对它们的崇拜，胜过了对人自己。自古至今，人们对动物形象的描绘与刻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十二生肖系列的装饰图形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传统美术史上一颗灿烂的明星，也反映出历代民间艺人热情、饱满的创作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古代器物制造方面，早在春秋的青铜器上就雕刻了龙，这里的'龙'代指是成功者，龙的形象表现出狰狞、神秘和端庄的总体效果。至汉代，它以奔放有力的弧线、精巧的点，构成大结构、大动势的主调，突破了神秘离奇气氛的束缚。唐代，又赋予它平和温驯的人化性格，形成富丽雍容、生机勃勃的风貌。宋元至明清时期，讲究靡丽之风，由精工细巧转向繁琐堆砌，介与凤的龙凤图案却始终保持着质朴、明朗、简练、生动的风格，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唐代绘有龙型图案的铜镜因地域不同，它所饰纹的式样也就各不相同，北方的铜镜朴素简略，南方则制作精巧纤细，饰纹繁杂和华丽。
生肖泥塑工艺品也独辟蹊径，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1971年，湖南湘阴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一套生肖陶俑，均为兽首人身造型，通高为20至22厘米，形象为身着宽袖袍，两手向胸前作拱状，中间留有一个可以插物的长形小孔。这种十二件生肖俑，分别置放于墓壁四周的小型壁龛内，是用来表示方位的。北京民间工艺品'兔儿爷'在清代《燕京岁时记》中就有记载：'每届中秋，市人之巧者用黄土抟成蟾兔之像以出售，谓之兔儿爷。有衣冠而张盖者，有骑马者，有默坐者。大者三尺，小则尺余。'对于骑虎兔儿爷，人们说是卯兔驭寅虎。成语'寅吃卯粮'形容入不敷出的窘境。而骑虎兔儿爷，让卯兔驭寅虎为坐骑，寓含卯吃寅粮、生活绰绰有余的意思。山东高密聂家庄的泥塑，独具一格。据说捏这种泥玩艺，不是消遣玩，而是谋生的需要，从明朝万历初年就已开始，娃娃、禽、兽、虫、鱼等题材都有。直到清朝嘉庆年间，聂家庄泥塑由静态发展到会动、会叫、会斗趣的活玩艺。这期间出现了叫虎、叫鸡、叫猴等。制作时分为首、尾两部分，中间用皮革或牛皮纸连接，内装钢丝弹簧、哨子，用手摇动则会发出鸣叫声。并极力夸大老虎的头部，特别是虎口，以显示老虎，威风凛凛，居百兽之王的神态。为了便于生产，又不使孩子玩时碰破，在耳朵和鼻子的设计上，只稍稍突出一些。老虎的尾巴和四肢的处理也很特别，虎尾本来是长长的，却设计得特别小，仅在虎腚上露出一短短的凸突，四肢短而粗。在头部的圆盘中心，留有插哨子的空隙，这样只要按动虎头和虎尾，老虎就可发出稚气响脆的叫声。
在民间美术领域，生肖文化占有一席之地。利用十二生肖这一题材作为装饰艺术，早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普遍内容。民间的十二生肖剪纸，很多是代代传承，变化不大。在构图形式上有'全家福'式的，有单幅的，也有两种生肖双双入图的，最常见的是《蛇盘兔》，蛇首兔头相对，蛇躯环绕兔身。因为在民间有'蛇盘兔，必定富'的说法。另外，还有生肖与人物共同构图的，大都是兽面人身，逐一排列。 在年画中，十二生肖也是传统题材。年画多以雕刻木版单色或套色印刷。河北武强清代年画《莲生贵子图》，是用红、黄、绿、紫四色套印，画面两个大圆占了画幅大部，一圆内用两个儿童身躯环绕拼成四孩;另一圆内以三个儿童头脸、五个儿童身躯环绕拼成六孩，圆圈内的儿童俯仰卧立。此双圆之上为生肖图案，龙、虎、兔居中央，鼠、羊、牛、马依次排于右侧，蛇、鸡、狗、猴、猪依次列在左侧。'连生贵子'与十二生肖齐备，以祈多儿多女。在年画中，《老鼠嫁女》的题材很多。四川夹江的清代年画《老鼠嫁女》，说的是四川有天府之国美称，物产丰富，米粮满仓，因而老鼠也很多。这一天，有一老鼠嫁女，远看场面宏大，仪仗齐全，有提灯、有旗锣、有吹鼓手、有花轿、有伞盖……各种执事与轿夫均由老鼠扮演，只有新郎与新娘绘成人形，十分有趣。古老的生肖题材也被搬上'国家名片'--邮票，我国邮电部于1980年发行了第一枚《庚申年》的特种邮票，这枚邮票上的图案是一只昂头凝视前方的金丝猴。设计者既注意了题材的民族性和传统特色，又特别着意于体现时代特点。《辛酉年》是一只引颈啼晓的彩色大公鸡。第一轮的最后一张邮票是《辛未年》的羊，其图案是一只回首而立的羊，因而被集邮界称为'回头羊'。设计者采取回首造型，一是因为它是第一轮生肖系列邮票的最后一枚，头向后，形成首尾呼应的格局，以求系列邮票的整体美感受;二是含有回顾往昔的意思，回首二十年，弹指一挥间，提醒人们珍惜时光。十二生肖纪岁窗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生活剪纸，它与求子生育风俗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生肖剪纸中，十二种动物形象有写实的，也有拟人化的〔1〕
生肖文化在艺术领域具有最大影响及生肖产品中具有最大收藏价值的是生肖钱币。《古钱大辞典》引《稗史类编》：'命钱，面有十二生肖字。张端木日：'此钱旧称命钱，有地支十二字，又有生肖形。'生肖之说始于《淮南子》，则此钱不必出于近世也。今此钱有一字者、两字者、四字者、十二辰全者，大小不等，品种尤繁。'因此，生肖币又称十二支钱、命钱，也是生肖造型中颇有趣味的一个品种。生肖钱币在宋元时期即有铸造。有一种是穿孔之上铸一字，孔下铸相应生肖，如'子'字币铸鼠，'亥'字币铸猪，图案比较简单。另有一种，正面铸子、丑、寅、卯四字，背面铸鼠、牛、虎、兔四生肖。还有一种形式，正面铸'午生'，背面铸人、马图案;正面铸'酉生'，另一面铸人和鸡的图案，这就突出表现了人与生肖的关系。
有一种生肖钱，正面为两重圆圈，内圈铸十二支文字，外圈在同十二支字相应处铸生肖;背面左右'敕令'字样，右有托塔神祗，下为神兽。这类古币，其图形已超出了单纯的地支配生肖的内容。另外一种图案采取连环珠形式的生肖钱。此种形工正面的生肖分别嵌于十二个小圆圈内，穿孔为圆心，六个小圆圈围绕着形成一圈，外圈又由六个小圆圈围绕一周，以云纹图案间隔，十二生肖呈连珠形状。背面铸莲花、芦荻和双雁等图案。
2.生肖和民俗的关系
任何一个民俗文化元素，一旦被民俗主体的人所认定、接纳并取得共识，就会立即约定俗成，习以为常;一旦这个民俗文化元素被民俗主体的人们广泛运用到物质与精神的重要层面时，它就要渗透到所有民俗领域产生最有效的文化功能;这种文化元素也就会转化成民俗主体的一部分民俗属性。这正是人生活在习俗中，民俗性格特征化之所在。生肖，就是这种文化元素的典型，它已经渗透到亿万人的生命时间确定和记忆的习惯中，已经渗透到人的赖以生存的生产、消费的各个环节中，渗透到人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人生重要历程中，甚至影响到精神层面的信仰与命运观念。人们用生肖取名(如唐伯虎);过“本命年”(自己属相的那一年)时穿红内衣、系红腰带;在喜庆时杀猪、剪十二生肖图……〔2〕十二属相像影子一样与每个人相伴相随，难以分离。生肖已成为每个人的出生符号、生命符号之一，是每个人的吉祥物，人们赋予十二个生肖不同的意义，共同表达美好的祝愿和心灵的祈求。
历史上曾有过老鼠嫁女节。一般在正月二十五晚上，当晚家家户户都不点灯，全家人坐在堂屋炕头，一声不响，摸黑吃着用面做的“老鼠爪爪”等食品，不出声音是为了给老鼠嫁女提供方便，以免得罪老鼠，给来年带来隐患。而在湖北江汉平原一带则将小初夜看作老鼠嫁女日，俗称“鼠添箱”。那一天，家家要将插上花的面饼放在暗处，禁止舂米、磨面，大人小孩不准喧哗，如果惊动了老鼠，来年就会捣乱。在青海的一些地区有“蒸瞎老鼠”的风俗。每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家家用面捏成十二只老鼠，不捏眼睛，然后用蒸笼蒸熟，待元宵节时摆上供桌，并点上灯烧香，乞求老鼠只食草根，勿伤庄稼，以保本年丰收。〔3〕
陕西有送布老虎的育儿风俗。小孩满月时，舅家要送去黄布做的老虎一只，进大门时，将虎尾折断一节扔到门外。送布老虎是祝愿孩子长大后像老虎那样有力;折断虎尾，则是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免灾免难。山西各地则流行送老虎枕头的育儿风俗。每逢小孩过生日，当舅舅的要送外甥一只或一对老虎枕头，既可当枕头，又可当玩具，还表示祝福。陕西华县一带流行“挂老虎馍”的婚姻风俗。迎新前，男方的舅家要蒸一对老虎馍，用红绳拴在一丰收，新娘一到，便将老虎馍挂在她颈上，进门后取下，由新郎新娘分食，表示两人同甘共苦。值得一提的是，此馍还有公母之分，公老虎馍的头上有一个“王”字，表示男子要当家为王;母老虎馍的额中有一对飞鸟，表示妻随夫飞。每个老虎脖子前还有一只小老虎，表示祝愿新人早生贵子。
新疆哈萨克放流行“羊头敬客”的交际风俗。新友到来，宰羊招待。吃钣时，先端上熟羊头，羊脸朝向客人的位置，然后主人请客用刀割羊肋肉献给在坐的长者，后割一块羊耳给在座的幼者，再随意割一块给自己，然后将羊头盘捧还给主人。另外，全羊是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的传统佳肴。上席时，将大块羊肉放入托盘，摆成整羊武装，以羊头献客。
3.生肖动物的象征意义及对中国人人格的潜移默化
从古到今，凡中华民族子孙，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一个生肖属相伴随一生，终生不变。这十二种动物不再只是单纯的自然界动物了，人们更是赋予十二个生肖不同的象征意义，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情感，共同表达美好的祝愿和心灵的祈求。仅举几种动物的特点和象征意义，阐述生肖对中国人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
鼠虽然口碑不佳，相貌也不讨人喜欢，还落得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千古骂名，但从社会、民俗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它早已脱胎换骨，由一个无恶不作的害人精，演化出来一个具有无比灵性，聪慧神秘的小生灵.鼠文化使鼠变得越来越可爱，越来越神秘。鼠的第一个象征意义是灵性，包括它的机灵和通灵两个方面。其机灵劲已经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种同人类比的标准，机灵劲已经上了相当的档次，形容一个人行动迅速，顺时应变，我们也常说他“象老鼠一样善变”。民间还认为鼠性通灵，能预知吉凶灾祸。老鼠在人类心目中逐渐变成了通灵的神物。我们通过周公析梦中关于鼠的解释就可略见一斑。鼠的第二个象征意义是生命力强、繁殖力惊人，成活率高，故而民间将子女居群的善生母亲戏称为“鼠胎”或“鼠肚”，比喻它的生育能力特强。鼠的第三个象征意义是精致细小。鼠生就一副小巧玲珑的体态，喜欢上窜下跳，是无法与“大”字联在一起的。鼠总与微不足道 ，无须挂齿连在一起，如鼠窃狗盗指一般的“小毛贼”，《旧唐书·萧铣列传》中描述隋朝末年社会混乱状况时说：“自隋朝维绝，宇县瓜分，小则鼠窃狗盗，大则鲸吞虎距。” 其它如“鼠子”“鼠辈”等具有同意思，并隐含有鄙视，看不起的贬义。三国时王允讨厌凉州胡文才，杨修二人，故意当众说：“关东鼠子欲何为耶?”。谚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虽不是很客观但也形象说明了老鼠的生活习性。由此可见体小乖巧但多少让人生厌的老鼠形象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处世的态度和拟人化比喻。〔4〕
龙虎作为十二生肖中相对威武有力的形象，历来是广泛关注的对象。在所谓的歌曲排名中经常会见到'龙虎榜'的字眼。'什么是'龙虎榜'?〈〈新唐书·欧阳詹传〉〉中说欧阳詹中进士时，与韩愈、李观、王涯、崔群等天下名士同登一榜，时称'龙虎榜'，意思是名流名家、巨星同聚于此。看见龙和虎的形象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不可估量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老虎是威严与权势的象征，言谈举止一派凛然不可侵犯的王者气度，是不可得罪的也是惹不起的。民谚中的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老虎的胡子谁敢摸?”、“老虎未吃人，样子吓杀人” 有其本质的深层含义，表现出某种人生哲理，或提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或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或者在这些谚语的背后，潜藏着意味和生活的情趣。这种谚语实际上是种比喻，可能是某种象征，都是思维的美丽之花，是人们出于某种目的而设想或虚构出来的。又如：“老虎头上扑苍蝇”、“老虎头上搔痒”、“两虎相斗，必有一伤”、“羊披上虎皮，见到老虎还是害怕”、“羊跟老虎交朋友，总有一天会吃亏”、“猪给老虎拜年，有去而无归”、“苛政猛于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从这些故事的历史背景及产生的社会心理来看，他们反映了人类在强敌面前保护自己、免受虎害的心理。但在另一个方面人们对于生肖又寄予生活的思考。老虎虽然威武凶猛，但也有英雄壮士不畏虎凶虎威，有勇气有胆量去打“虎”.人们将“虎”与某种强权恶势联系起来以英勇无畏之气魄去“打虎”、“斗虎”、“灭虎”，这里的“虎”已不是自然界之虎，而是强权恶势力的象征之物。而敢于同强权之“虎”抗争的如武松似的民间勇士则是人人称道的英雄，也是社会所颂扬的理想的人文至士形象。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又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把自己自诩为“真龙天子”，后代为“龙子”“龙孙”。皇权的至高无上权威在龙这个虚拟的生肖形象下变得高不可攀。而那些敢于对抗皇权的行为称为“拔龙须”“剥龙磷”等。
在这些话语中体现了劳动人民不畏权贵的反抗精神，“龙”也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寄托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愿望。龙的文化象征意义是出类拔萃，不同凡俗。人们常常把那些志向高洁、行为不俗、很有能耐、出息和成就的人称为'龙'。如诸葛亮自谦为“卧龙”。
憨态可爱的猪在今年是其“本命年”。年初的“金猪赐福”“金猪贺岁”到随处可见的“猪宝宝”就可见一斑。猪在华人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龙，古代传说猪就是落在民间的龙，而且在古汉语的篆书文中猪的字形和龙相似。从生肖崇拜到生肖文化，形成了亙古不变的崇龙宠猪文化!史记汉武帝本纪里有记载，汉武帝14岁前，叫刘卮，卮就是小猪。而其父皇景帝给他起这个名字的寓意在于，将来让他成为储君，意为猪是真龙最小的儿子，但是为避旁人洞察其废长立幼的未来举措，不便明说，遂于冠礼之前改刘卮为刘彻。猪一方面代表着愚笨、懒惰、贪吃、肮脏，往往成为了蠢笨、懒惰、贪婪、丑陋的代名词，但另一方面又象征着勇敢、厚道、忠诚、谨慎、诚实、宽容。猪是衡量勇敢的尺码。不但“家”的含意是在房屋内养猪，就连当时的社会活动，也以与猪有关的事为中心，例如“事”甲骨文象双手举长柄网捕捉猪或野猪之状。古代举子欣赏猪的奋勇向前，有进无退的精神，猪成了青年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都赠送红烧猪蹄，预祝赶考人“朱笔题名”
4.生肖和数年纪岁的关系
我国传统的历法农历，采用了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符号与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符号配合而成的“干支纪年法”，但民间却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符号上，各配一个动物的名称：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为年的别称，作纪年和计算年龄用，民间称之为生肖年或属相。如元代就有“泰定鼠儿年”(泰定是元泰定帝的年号，鼠儿年即甲子，为公元1324年)的记载。古代劳动人民非常崇敬动物，对大自然中很多动物都有着一种图腾情结。比如我国一些如蒙、维、藏族等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十二兽法用以纪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图腾情结就与天干地支联系起来，并用于纪时了。以动物纪年的方法最初起源于我国古代西、北部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中。《唐书》载：“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清代著名考据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考证云：“益北狄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至汉时呼韩邪(单于)款塞人居五原，与齐民相杂，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5〕用动物纪年的方法，后来同干支纪年法融合，产生了十二生肖说。它的产生最晚不过汉代，东汉王充《论衡·物势篇》中有“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的记载。《四讳篇》中也有：“子之禽鼠，卯之兽兔”的记载。南北朝时期，十二生肖已普遍流行于民间。《北史·宇文护法》中，记载了宇文护的母亲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表明当时民间已有12生肖的用法了。
参考文献
〔1〕叶舒宪. 生肖文化及其起源〔J〕. 《寻根》 1998年(1)
〔2〕张方著. 中国生肖文化. 外文出版社 2001年
〔3〕陈勤建. 生肖趣谈—中国民俗文化丛书. 2005(5)
〔4〕吴裕成. 生肖与中国文化.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3 (10)
〔5〕宋丙玲 崔霞. 十二生肖与中国文化丛书. 齐鲁书社出版社 . 2005年(9)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二：论析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及其民俗文化特征
论文导读:：汉代长安虽没有设置漆器生产中心。西北地区包括陕、甘、青、宁、新五省。它能反映出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的发展。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民俗文化生态层。尤其是漆器手工业发展环境优良。
论文关键词：汉代，西北，手工业，民俗文化，漆器
一
从地理上划分，“西北地区包括陕、甘、青、宁、新五省，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1]《汉书·西域传》载，秦汉时期西北地区已有30余国分布在此，故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秦汉时的“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的广大地区。但“如何正确理解西北的涵义，乍看起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是存在着不同理解的，需要一个统一的认识。先前有些人把西北地区统称为西北边疆，在西北地区虽然有边疆地区，但西北地区的很大一部分不属于边疆，因此，不宜笼统地把西北地区称为西北边疆。”[2]事实确实如此，中国今天的版图，大地圆心就在陕西省的泾阳县，位于西安、咸阳之间偏北的位置。历史上甘肃南部和陕西省是周秦的发祥地，周武王灭殷后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建都地方，也在西北地区之内，而不在西北以外的其它地方。秦朝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设置了内史、汉中、上郡，在甘肃省境内设置了陇西郡、北地郡，说明今陕西省及甘肃省的部分地区处于秦朝统治中枢的近临地区。汉朝在今甘肃境内，除仍然保留秦朝设置的陇西郡和北地郡外，又增设了武都、金城、天水、安定、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这些地区生活着众多少数民族，他们为中国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西北地区的文化是形成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源头。解放前，在北平市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门口，有一副对联，共8个大字：‘羲皇故里;河岳根源。’关中会馆是陕甘两省共有的会馆。写这副对联时的甘肃，是包括甘、青、宁在内的。这副对联的上联，说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下联则说的是孕育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江均发源青海，而屹立在在中华民族心头的山岳，均发源于新疆西南的帕米尔高原。人们都知道：羲皇庙位于甘肃省天水市;轩辕黄帝陵(黄陵)位于陕西省黄陵县;炎帝陵位于宝鸡市”。[3]
西北地区一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这块共同生活的土地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存在密切的联系。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汉族是多元一体的，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也是多元一体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并通过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西北地区文化的内涵有三个重要的构成体系：一是以蒙、藏、哈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包括先前的匈奴、突厥、回鹘等民族文化);二是以维吾尔族为代表的绿洲农业文化(包括河西走廊地区);三是以汉族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中西部旱作农业文化(包括西夏和回、东乡、保安、土族等文化)。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保卫西北，曾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因此，西北地区史中，需要充分体现少数民族对缔造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功绩。
西北地区是古丝绸之路的主道所经过的地区，对于促进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对于促进东方各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曾经起到过巨大地推动作用。从新疆轮台县的克孜尔、库车县的洪木土拉、土鲁番县的木头沟，到甘肃境内的敦煌县的莫高窟、永靖县的炳灵寺、天水的麦积山，直到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有为数众多的东西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方，以丝绸为主，兼及药材等，曾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到这些地方进行贸易。伴随着商业活动，西方各国的文化和宗教，也传入了我国，如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欧洲的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教派)，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与这些宗教同时传入的，有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希腊、罗马等国的文化。这些宗教和有关文化的传入，对我国的哲学、天文、医药、音乐、文学、造物等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古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既加强了与外国的文化交流，也巩固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
二
在中国西北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等地区都存在着大量汉代文物，尤其是漆器作为当时较为奢侈的生活用品广为流传，漆器是研究汉代手工业及其文化历史的“活教材”，它能反映出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的发展，更能反映出相关手工业的兴盛。
(一)陕西
汉代长安虽没有设置漆器生产中心，但陕西独特的地理与政治优势，漆业兴盛。西有武都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西北有天水郡，自从西周时期，就有大漆种植。东有河内郡、河南郡、颍川郡、南阳郡等，《汉书·货殖列传》：“陈、夏千亩漆”。南有巴蜀郡，《三国志·黄李吕马王张传》：“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馀里，旧出盐铁及漆”，《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蜀广汉主金银器”。《汉乐府·艳歌行》：“南山石息息，松柏何离离。……被之用丹漆，熏用苏合香，本是南山松，今为宫殿梁。”可见，南山，即秦岭之南的巴蜀地区，多产漆树与松木。而《汉书·地理志》：“汉中郡，……成固，沔阳，有铁官。”以上史实，说明陕西汉代手工业，尤其是漆器手工业发展环境优良。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陕西汉代漆器的分布看，出土汉代漆器地点主要集中在渭河南北的华县、西安、咸阳、扶风、陇县，以及陕南汉水旁的安康，还有陕北的甘泉和榆林靖边县等。但主要集中分布在长安与渭城(咸阳，元鼎三年，始更名渭城，属右扶风)地区。漆器种类有木奁、竹奁、木耳杯、木盘、盒、案、木器、囷、枕、革、罐、镜、棺，陶胎漆器有鼎、囷、仓、盒、奁、罐、灯、熏炉、壶、钫、锺、盘、灶、盆以及漆器之饰件等种类。从功能上分类，大致有饮食用具、生活用具、化装用具、储藏用具、棺葬用具等。饮食用具如木耳杯、木盘、罐、陶盆、陶鼎等，生活用具如案、木器、陶灶、陶灯、陶熏炉等，化装用具如木奁、竹奁、盒等，储藏用具如陶囷、陶仓，棺葬用具如漆棺等，一部分如陶仓、陶囷、陶灶等为明器。可见汉代陕西漆器生产由一定规模。
(二)甘肃
秦始皇分全国为36郡，甘肃东南地区为北地郡和陇西郡，该二郡均为国家手工业基地。《汉书·地理志》曰：“北地郡，秦置。……县十九……弋居，有盐官。”《汉书·地理志》也曰：“陇西郡，秦置。……有铁官、盐官。”至汉代，国家先于甘肃置凉州，《汉书·地理志》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至元封五年(前106)，甘肃先后又改置武都、陇西、金城、天水、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10郡。此时，甘肃仍是国家盐业、工业与手工业之地，《汉书·地理志》曰：“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盐池。”再曰：“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县二十一……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武威郡位于河西走廊东部, 汉帝国开发河西,建立四郡, 武威即是河西四郡之一。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汉书·武帝纪》)所以武帝分置四郡后, 即从内地大量移民开荒, 这样才巩固了汉代在河西各郡的政治经济基础和统治地位, 也打通了中西交通要道。天水郡素有“陇上江南”之称。《汉书·地理志》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代甘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官营手工业及其漆器生产发达。
从考古出土漆器的地点来看，汉代甘肃漆器主要分布在武威(磨咀子与雷台)、天水放马滩、灵台县沟门、高台县骆驼城南、成县尖川、永昌水泉子等地，另外还有静宁县李店乡王沟村(静宁县博物馆：漆耳杯)、甘谷县新兴乡七甲村(甘肃博物馆：漆棺、漆耳杯)等地。甘肃汉代漆器型按照功能分类，主要有日常用具、丧葬用具与天文仪器等。日常用具有漆几、漆奁、漆碗、漆碟、漆盘、漆盒、漆樽、漆锤、漆耳杯、漆案、漆纚笼巾、漆匣石砚、漆针线盒、漆箸、漆钵、漆葫芦等;丧葬用具有漆木车、漆木马、漆棺等;天文仪器有拭盘等。汉代甘肃漆器生产种类齐全、实用科学，并且富有民族特色。
(三)青海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汉书·西羌传》)。从此，中原文化开始入驻西羌部落。莽新朝时期，“今谨案已有东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汉书·王莽传》)于是，在湖北岸置西海郡。东汉中后期，“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后汉书·西羌传》)西羌文化逐渐与中原文化融合。
由于西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西羌传》)至少从目前考古来看，青海汉代还没有发现有漆树种植的记载，这对青海漆艺发展极为不利。但青海的邻省甘肃、陕西、四川等地都有漆树种植的记载，它们为青海漆艺提供了资源支持。青海是中原通往西域、吐蕃的重要交通通道,河西走廊南面的羌道(即青海道)是当时通向西域的一条重要辅道。汉代青海“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后汉书·西羌传》)独特的地缘为青海漆器运输中原大漆或漆器提供交通条件。所以，青海漆器制作原料或部分漆器可能源于中原、巴蜀等地。
考古发现，青海汉代墓群主要集中在平安、大通、民和、乐都、湟中、互助、西宁等地。但漆器保存完好，且最多的是青海平安县汉代墓，漆器以木胎为主，也见汉代青海木漆器加工手工业十分发达，从青海不断出土的木简、木马、木牛、木漆器等便是见证。青海汉代出土漆器器型主要有漆盌、木食奁、案、耳杯、碗、牛车模型、镇墓兽、簪、梳、篦、条板等。按照功能分，大致有四类，生活饮食器，如漆盌、木食奁、案、耳杯、碗等;梳妆用具，如簪、梳、蓖等;生活生产用具，如条板等;明器有镇墓兽、牛车模型等。汉代青海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青海汉代漆器民族特色明显。
(四)新疆
新疆，汉称西域，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通之要冲, 东西文化交流之关道。中国黄河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以及希腊文明都曾在此融汇与交流。西域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哺育出新疆民族的多元性、包容性之灿烂文化。汉代国家为了打败匈奴而巩固其统治，“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汉书·西域传》)后又“列四郡，开玉门，通四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汉书·西域传》)太初三年(前102年)战胜大宛后，西汉朝廷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西南)置使者、校尉。后又设置伊循都尉、护鄯善以西使者。“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汉书·西域传》)西汉末，外戚作乱，王莽篡权而内地政局不稳，天山南北各地又陷入分裂割据状态。至东汉初年，匈奴南下，重新统治了西域。
随着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之新疆物产资源丰富，汉代新疆手工业逐渐开始兴盛。尤其是制陶、冶炼、漆器、毛棉纺织、木器等手工业，其生产技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根据考古发现，“民丰尼雅遗址、和田周围的古城遗址、昭苏乌孙墓葬、罗布淖尔地区楼兰晚期墓葬，以及哈密、吐鲁番、焉首、库车、拜城等地，都发现有汉代陶片和制作规范、种类繁多、造型优美的陶器。”[4]说明，汉代新疆制陶业已经相当成熟。同时，考古发现，在新疆的民丰尼雅、洛浦县的阿其克山、库车县的阿艾山等地，都有汉代冶铁地址遗存。据《汉书·西域传》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山有铁，自作兵，后有弓、矛、服刀、剑、甲。” “鄯善国，本名楼兰，……能作兵，与婼羌同。”“姑墨国，王治南城，……出铜、铁、雌黄。”(姑墨国，今天新疆阿克苏)“龟兹国，王治延城，……能铸冶，有铅。” 也见新疆的婼羌、鄯善、姑墨、龟兹等地皆盛产铁矿。说明，汉代新疆冶铁业相当兴盛。毛棉纺织业也是汉代新疆特别发达的手工业，“罗布泊晚期东汉墓葬中发现的毛织物，技艺精湛，别具风格。其中有堆绒毛布、五色毛毯、??、毡等。尤其珍贵的是毛锦。”[5]汉代新疆毛棉纺织图案设计对漆器图案设计影响很大。
从考古发现看，新疆汉代出土漆器的主要墓葬分布于罗布淖尔地区的营盘、楼兰故城、喀什河吉林台、别特巴斯、库车县、乌鲁木齐市等地区。另外出土漆器风格既有中原漆器风格相同的漆器，也有与中原风格迥异的漆器。从功能类型上分类，汉代新疆出土漆器主要有生活饮食具、梳妆用具、生活卫生具、丧葬具等四大类别。生活饮食具，如漆杯、漆盘等;梳妆用具，如漆奁等;生活卫生具，如漆柄草茎刷等;丧葬具，如漆棺等。但汉代新疆本地并不生产大漆。据《史记·大宛列传》载：“宛以西，皆自以远，……自乌孙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说明，汉代新疆没有大漆的种植，主要靠内地的输入。实际上新疆考古中发现漆器的墓葬不多见也能证明之。从出土的少量汉代新疆漆器，其工艺设计在保持自己的多民族设计风格的同时，主要受汉代甘肃河西走廊与中原内地漆器设计风格的影响。
(五)宁夏
商、周时期，宁夏境内有胡(北狄)、羌(西戎)等游牧民，后又称鬼戎、猃狁等。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固原南部属于秦地，其余地区分属义渠戎、朐衍戎等部族。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大举收复河套，宁夏设为北地郡、九原郡。《汉书·地理志》曰：“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县十九……弋居，有盐官。”可见，秦汉以来，宁夏手工业与工商业发达，其中煮盐业属官府经营。汉武帝大举征伐匈奴后，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设置安定郡(今宁夏固原)，辖境内有今宁夏固原、同心、中宁、中卫等县地。《后汉书·地理志》曰：“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县二十……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 也见安定郡三水县有官府设置的盐官，盐业成为宁夏汉代的重要工商业。
汉代宁夏制陶手工业十分发达。1989年10月在宁夏中卫县出土一件汉代博山炉，该炉为夹砂灰陶胎，造型设计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博山炉整体设计规整、对称，新颖别致，由盖、盘、柄、座四部分组成。其顶端有一塔，塔下有环形山峰;圈足与柄有子母扣连接。该炉反映汉代宁夏制陶工艺及其烧造技术十分发达。另外，经考古发现，汉代宁夏的冶铁、玉器、铜器、纺织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
宁夏经济文化及其手工业文化，自从秦汉以来，受中原文化影响很大。宁夏与中原文化的交融是从汉代的移民开始的。譬如，《后汉书·西羌传》曰：“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为了打击匈奴，汉代很重视加强西域的边防建设。在宁夏段修筑长城、养马设苑、屯田戍边、结盟修好等边防措施。如“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汉书·西域传》)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使者张骞出使西域，与天月氏结盟共击匈奴;公元前119年，武帝再遣使者张赛出使西域，张赛及其随从先后至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地。此外，“丝绸之路”的开通，也开始了宁夏与中原文化的交通之旅。从长安出发至凉州(今甘肃武威)段，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线路，就是经过今宁夏南部的固原，即西汉时期的高平。固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这也是从今天考古发现该地汉墓出土漆器最多的原因。
汉代宁夏手工业的发达，对漆器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汉代宁夏与中原的交流来看，汉代手工业设计风格与思想也必然受到中原汉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从目前出土的宁夏汉代漆器分布情况来看，以宁夏固原的汉代漆器遗存最多，其次是同心县、西吉县等地;从出土漆器的功能类型看，汉代宁夏出土漆器有漆棺、漆杯、漆盘、漆奁、漆器口装饰铜扣、漆剑等，但以漆棺为主;从出土漆器胎型看，出土漆器以木胎为主。其中固原市原州区东郊乡雷祖庙村与固原北塬西郊乡两处发掘的漆棺与漆器碎片有漆画，它们是我们研究宁夏汉代漆器手工业重要的文物见证。
三
从目前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及其口述史等研究情况来看，汉代西北区域在迁徙、交融与互化的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民俗文化生态层。从漆器手工业视角来看，其装饰、纹样等设计思想反映出汉代西北区域手工业的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是反映西北民俗文化、民俗信仰与宗教的一个窗口，民族手工业与民俗文化共同形成了民俗文化生态层。造物设计，是一种物质文化活动。汉代西北地区的漆器制造是研究汉代西北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譬如1998年9月免费论文，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平安县古城乡北村与沙卡村发掘M7处发掘一漆木镇墓兽。[6]该木镇墓兽头，其形状酷似今天的藏羱羊头。从青海汉代漆器的出土情况来看，其材料多为木胎，正好印证了西羌人的木神崇拜的民族文化习俗。在羌人的眼里，树神是他们的自然崇拜神之一;加之木材又是漆器加工的重要胎骨木性灵活、简便、坚韧，容易加工为漆器，所以用漆木器饰成各种自然物当是他们膜拜的对象。氐羌人属于游牧部落，铁器并不发达，而对容易加工的木材、牛羊角、皮革等材料接触的比较多，而这些木材料也是漆器制造的主要胎骨。同时，《汉书·李广苏建传》：“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羊神崇拜，是西羌传统文化习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羌族有150个种落，“有以动物图腾命名的,如白马、牦牛、参狼、黄羝、黄牛、黄羊等”。[7]可见，西羌人崇拜羊神的习俗。再譬如早期活羊殉葬是是西羌人的一大文化习俗，考古发现，在“卡约文化的遗址中有大量的牛、羊等动物骨骼发现,墓葬中有很多牛、羊殉葬的情况,如在循化的阿哈特拉山墓葬中,就有一个墓中108对羊角随葬”。[8]大约到了汉代，墓葬里用木镇墓兽羊代替原来的活羊，木镇墓兽羊体现汉代青海西羌人的神灵信仰，以羊为图腾的审美宗教也体现西羌人对实用、吉祥与辟邪祈福的文化心理。因为，羊在古代是是吉祥动物。羌人至今还喜欢跳羊头舞蹈，说明西戎民族中的羌族以羊为图腾的信仰传承不息。
牛，也是羌族动物崇拜对象之一。“东夷诸族以鸟为图腾，西羌诸族则以牛、羊为图腾。”[9]至今，羌族每年在农历十一月初一祭拜牛神，举行盛大的牛王会，羌民们宰羊杀鸡到牛王庙烧香点蜡，祈求天神庇护耕牛安全。所以，1998年9月，平安县古城乡北村与沙卡村发掘的汉墓中有漆牛车模型也不奇怪。该木牛车为明器。“用木头削成，前窄后宽，头部凿双孔以示双眼，无腿，身下有四个小孔，推测腿可能已腐朽。牛位于木车附近，故应为拉车之牛。木车(M7:12)，双辕，辕已残断，大车轮高于车身，两轮由横轴相连，车身后部有一马蹄形档板。”[10]该漆木牛车，虽然制造简易，但反映了羌人的牛崇拜文化与丧葬具的设计思想。实际上，诸如苗、壮、瑶、侗、黎、仡佬等民族都有牛崇拜的习俗，如2001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昆明羊甫头西汉墓中也发现牛头型漆木祖形器。[11]这种牛头型漆木祖形器，具有明显的牛崇拜的色彩，也反映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动物崇拜文化。也就说，青海出土的汉代漆器与云南汉代漆器一样有明显的民俗文化特征。
青海羌族的漆器制造，用其特有的民族宗教信仰表达出对自然神的崇拜。也就说，民族手工业体现出民俗文化的思想精髓，民族文化也培育出民族手工业的文化特色。因此，汉代西北地区手工业与民俗文化共同构建整体的生态民俗文化层。
(二)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的造物思想与汉俗文化思想之间形成互动与共生的民俗文化形态。随着汉政府对西北地区的扩张与开发，中原文化开始入驻西北民族地区。譬如从考古中发现，汉代陕西漆器的装饰纹样主要有网状纹、茱英云纹、卷枝花草纹、朱绘云纹、贴金凤纹、兽纹、云纹、车马杂技狩猎纹、朱绘锯齿纹、倒三角纹、卷云纹、四叶蒂形纹、点云纹、点线纹等。这些纹饰类似刺绣纹饰，把刺绣纹饰用于彩绘陶胎漆器图设计是汉代陕西漆器设计的鲜明特色。如靖边县张家坬西汉墓“出土一批完整的西汉中期后段彩绘陶器组合, 尤其是出土的10件囷, 大部分彩绘鲜艳, 色彩有红、白、蓝、绿。白彩纹样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长寿’绣、‘万事如意’锦及新疆楼兰出土的‘延年益寿’汉代织锦茱英云纹样十分接近, 这种纹样在汉代流行的地域极为广阔, 虽然这些标本出土在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 具有不同的风格, 但其基本的纹样却是一致的, 表现出极大的共性。汉代人以为这种植物(茱英)能辟邪, 因而在工艺装饰上颇为流行。把刺绣纹饰用于彩绘陶器中, 在国内还未见报道。”[12]再如咸阳出土的漆器花纹图案设计艺术与思想也非常具有典型性。咸阳织布厂汉墓出土的漆器之饰件中铺首、羊和麒麟，在汉代漆器装饰中也具有代表性。铺首，是汉画像砖上常见的装饰性图案。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漆拭盘的设计，最能体现汉代中原设计艺术的美学原则，即“规天矩地”。该盘分天盘与地盘两部分，天盘为圆形，地盘为方形，寓“天圆地方”。汉代人对天与地的思考进入了新阶段，由先前的简单图形抽象(如八卦)与自然图腾(如动物图腾)，发展到对主体性(如人自我)的思考。漆拭盘的设计，可谓是汉代中原文化中“规天矩地”设计思想在西域的应用。
(三)汉代西北地区漆器手工业生产与市场具有开放性与民族化，也体现了西北民俗文化的包容性与自律性。从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汉代西北地区出土的漆器在种类上、设计思想上、装饰手法上等视点上与中原汉俗文化特点具有相似性。也就说，汉代西北民族手工业是在一个开放的、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在汉代，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是漆器生产资料与产品的重要运输线，它为中原与西域，也为国内与国外的各种生产资料与产品(包括漆器)实现了组织运输与市场交换。《后汉书·礼仪志》：“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朱漆，画云气。公特进樟棺黑漆。”可窥见当时长安一定有运输大漆的情形，所以“丝绸之路”打通了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之塞。汉代政府很重视加强西域边防建设，诸如修筑长城、养马设苑、屯田戍边、结盟修好等边防措施。《汉书·西域传》：“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从长安出发至凉州(今甘肃武威)段，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线路，就是经过今宁夏南部的固原，即西汉时期的高平。固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固原北魏漆棺纹样有日纹、月纹、花鸟纹、忍冬纹、云气纹、龟背纹、动物纹、人物纹、联珠纹、(三角状)火焰纹等。其纹样具有汉代云气纹漆器风格，可见宁夏汉代漆器明显受中原漆器艺术特色影响。《后汉书·西羌传》：“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及武帝征伐四夷，……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寒，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说明，汉代中原文化与河湟地区文化与经济交流频繁，尤其是“徙人以实之”政策，必将为西羌人学习中原漆器制造技术提供契机。
汉代新疆漆器设计思想与风格深受甘肃与中原漆艺影响。“1906年,斯坦因在新疆尼雅县北遗址中发现有佉卢文书及东汉封泥,金刻篆文“鄯善都尉”,说明鄯善完全归服了汉朝。鄯善国当在此时才迁王城于今鄯善县地。”[13]具体有以下与内地相似之处的设计思想：其一、汉代新疆漆器纹样设计，具有汉代中原特色。“乌鲁木齐市的阿拉沟、鱼尔沟、艾维尔沟墓葬地处苏贝希文化与察吾乎文化的交界地带,文化因素反映出交融的特征。……随葬品有陶器、木器、铜器、铁器、金、银、漆制品、丝织品等。……漆制品有流云纹盘。”[14]楼兰古城(今罗布泊西岸)东约六七公里处曾发现东汉墓葬区 ,“墓区内发现有大量东汉丝织品,出土有漆、木器、五铢钱及铜镜钱片,……瑞兽纹、瑞禽纹、波纹锦等。”[15]纹样，是线的组合艺术，也是对事物抽象的形态。根据考古发现，西汉后期的出土的漆器自然景象纹样主要有云气纹、流云纹、卷云纹、波折纹、山形纹、背斗星图象纹、勾连云纹、山纹、云纹、编织纹、网纹、绳索纹、星云纹等。可见流云纹样是汉代漆器设计中最常见的一种。云纹也是汉代神仙思想与五行思想在漆器上的集中表现，具有动感与神韵之美。汉代新疆漆器及其他器具上的流云与波纹纹样，显然受到中原漆器纹样的启发与浸染。其二、汉代新疆漆器平面文字设计具有汉代设计思想。“从汉晋时期开始，西域人民便喜欢使用内地流行的梳妆用具。在民丰县尼雅河旁一座古遗址中出土的殉葬的奁盒系用我国南方常用的藤条编成，内装一面篆体书写的“君宜高官”铜镜。另有绸制绣花粉袋、漆花、木梳、线具，与内地所用物品无异。吐鲁番等地发现许多木梳，形式与内地长沙、江陵等地出土的完全相同。此外还发现了铜镜和盛放铜镜的漆奁等。现在民间流行的梳妆用具基本与内地相同。”[16]不仅在器皿上的文字设计，而且布锦上文字设计也具有汉代特色。楼兰古城(今罗布泊西岸)东约六七公里处曾发现东汉墓葬区，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寿光明”、“长乐光明”、“长葆子孙”锦。”[17]“瑞兽纹文句锦缘裁花毛布裤、‘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方枕、‘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锦残片、格纹丝编织组带大概属于同一时期，年代属于东汉至西晋。”[18]这种吉祥文字设计在汉代瓦当设计上最为常见。其三、汉代新疆漆器图案与风格设计有甘肃河西走廊文化特色。“从乌鲁木齐鱼儿沟墓葬出土的漆器、丝织物和小铁刀,都是来自祖国的中原地区。鱼儿沟和阿拉沟墓葬中出土的彩陶,据考古工作者分析,它的图案和风格,显然是受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古代文化的影响,并和玉门清泉火烧沟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图案,有着明显的共同点。”[19]1998年3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楼兰遗址区清理的两座墓葬发现，彩棺五面绘彩,棺体上绘铜钱纹及花卉纹,棺两头封板上分别绘朱雀和玄武。彩棺上朱雀,玄武是汉代艺术设计中典型的“四神”图案。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一起并称“四神兽”。四大“方镇”之神常用来表示方位，它始于汉代，汉陵便有以四神瓦当表示方位的作法。[20]最早的四神图出现在墓室，见于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初的墓葬中。[21]王莽时流行“四神瓦当”，即在瓦当上面绘烧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形象，用以表示东、南、西、北。在汉代画像石中，四灵作为祥瑞的象征，有辟邪驱恶之功能。“在汉代人的思想中。打鬼驱邪是为升仙开道，而驱邪和升仙过程中都离不开神兽。因为龙虎神兽，可使凶煞恶鬼不敢妄动，有助于墓主升仙。”[22]汉代新疆漆器图案中的朱雀与玄武正好对应西与北的方位，也体现出其设计所传达出来的宗教信仰思想。其四、西北出土漆器的墓葬风格基本汉化。“楼兰古城(今罗布泊西岸)东约六七公里处曾发现东汉墓葬区,经先后发掘清理,在一座保存较好的墓竖穴墓室中,发现青壮年男女尸体各四具,仰身直肢,交错迭压,显然是战争中死亡者。‘仰身直肢’则说明鄯善人仍是依汉族葬俗。”[23]“营盘15号墓的丧葬习俗不仅在河西走廊地区,而且在远离西域的长江流域也可找到同类,可以肯定地说,营盘人的丧葬风俗采自汉地。”[24]而且出土的器物中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反映汉代新疆与内地中原一样，具有崇尚厚葬之风。
可见，汉代西北民族手工业生产与市场具有开放性体系特点，这也为西北民族手工业的发展提供契机;在吸取中原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体现出西北民俗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自律性的特点。
四
综上对西北汉代漆器手工业的发展及其民俗文化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汉代西北地区手工业在中原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共同哺育中成长，它是反映西北民俗的文化、信仰与宗教的一个重要平台。西北地区手工业与民俗文化共同形成了西北民俗文化生态层，而且，手工业的造物思想与汉俗文化思想之间形成了具有互动与共生的文化生态性。同时，汉代西北地区手工业生产与市场的开放性也体现了西北民俗文化的包容性与自律性，这种手工业结构形态与汉代社会的思想与生活传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并通过地方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宗教文化获得了本民族身份的价值认同, 从而形成了属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象征事象与文脉传统。
注释：
[1][2][3]刘光华、谷苞：《西北通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卷，第8、8、298页.
[4][5]马国荣：《汉代新疆的手工业》，《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
[6][10]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平安县古城青铜时代和汉代墓葬》，《考古》，2002年，第12期.
[7]何光岳：《氐羌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3页.
[8]刘杏改：《从青海考古发掘看古羌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总第98期.
[9]何光岳：《东夷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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