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岳阳楼记书法

2017-04-09

范仲淹岳阳楼记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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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无奈

齐宣王在自己的雪宫里接见孟子，这雪宫估计是齐宣王的别墅或者什么的，否则齐宣王也不会一见孟子就得意洋洋的问：贤者亦有此乐乎?

众所周知，孟子用的是打蛇贴棍式的战术。齐宣王本是炫耀，可孟子不管你是炫耀还是不炫耀，反正就着你伸出的小棍儿就贴自己的仁政：“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我不知道，孟子这些话对齐宣王有什么触动，但是我至少知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对后世的君主来讲，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宋朝的时候，这种本就式微的对君王的道德要求，被中国的士大夫们扛到了自己肩上，始作俑者，应该是范仲淹吧。范仲淹在自己的《岳阳楼记》里，把它改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唱出了自己对待仕途进退的心声，由此引起中国诸多士大夫的共鸣。

这种共鸣，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士大夫们胸中装有全天下的气概和胸襟，从背后看，则是君主专制体制下，士大夫们对于自身仕途进退把握不得的无奈和凄凉!自身进退都把握不得，这种心中装着全天下的气概，未免就有些自作多情的嫌疑了。比如杜甫，壮年时穷到自家孩子都养不活的地步，老年时更惨，连个茅屋都住不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惨啊，这种感觉我也有过，我小的时候，虽然已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了，但是村里几乎家家都还是茅屋，茅屋逢雨就漏，内外皆往下掉泥块，顶上三重茅一般没有被刮下去过，即使刮下去，由于那时的道德风尚较高，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被顽童们抱走!但是那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心理感觉是相通的，一者，屋内漏雨，身上衣薄，身冷心更冷;二者，秋雨浸淫，茅屋怕倒，晚上睡觉都做噩梦!不过，与杜工部的共同语言仅止于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境界我就没有了。因为我那时候正穷急呢，在学校天天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呢，特别是后一句，于我有栽赃的嫌疑，我什么时候笑开颜了?简直要气死我了!也许，这就是圣人(诗圣)与凡人的区别，圣人自己都快冻死了，还在想着天下寒士;凡人就怕自己冻死，所以连一个笑开颜都吝啬。

杜圣的这种境界，后来被范仲淹大而化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他这么一大而化之，就完了，大违孟子的初衷，国计民生，天下疾苦于皇上没有什么干系了，全扛到士大夫头上了!

仲淹倒是能吃苦，21岁去长白山上的醴泉寺读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韭菜末，再加点盐，就算是一顿饭!我初中时，师生们经常背后窃笑我的语文老师，据说他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我们那时候，属于民间常说的“穷得都傻了”的群体，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东西，更不知北大是什么东西，语文老师是打到穷乡的右派，每天面对的是我们这一帮群傻，有招也使不上，所以他教书只有一招：从不讲解课文，只要求我们背书!至于他的吃饭方式，倒是与范夫子有得一拼，如果师生想去他房间喝些水，那你得有起码的心理准备：一个干净的饭碗也没有!他是好几天做一回饭，一大锅稀饭里煮众多的窝窝头，窝窝头的个数可能要超过一个班，逼近一个排。他每顿饭一碗稀饭，一个窝窝头，直到把它们全部消灭为止。饭碗更是用一个扔桌上一个，直到把所有的饭碗用完为止。那时的群傻们虽然傻，但还是接受不了这种军团推进式的吃饭方式的，所以免不了在背后偷偷地笑他。如今看了仲淹的故事，才算彻底明白我那北大毕业被打到乡下的右派老师，原来是仲淹式的人物。只可惜，他没有像仲淹那样扬名后世，默默地终老我们那乡下中学了。

仲淹后来在宋代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南京应天府书院读书，干脆就是个特困生，所幸的是，那时候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实行并轨制，学杂费是没有的，所以，五年苦读之后，仲淹中了进士。

仲淹后来到中央担任秘阁校理(秘阁是皇家藏书楼之一，校理是负责藏书的整理和校勘)，他对自己的工资特别满意：“我的官职很小，俸禄不算多，但每年也有三百贯铜钱，相当于两千亩地一年的收成。”但是仲淹贫能守志，富也不会即安的，他心里装的仍是天下民生，这就注定了他要凄苦一辈子了，进也忧，退也忧，当官忧民，不当官忧君，快乐的日子是永不会有的了。

照我看，当官还不如做生意，比如欧文就比较实干，用自己开工厂挣的钱，搞共产主义新和谐的实验。所以杜工部最应做房地产，弄诸多安乐居，一色的红砖青瓦，天下寒士一人一套，多好!至于范仲淹，就适合做相声小品大师，每年发愁上央视春节晚会的事儿，每年逗全国百姓开心一回，才算是真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吧?

从道德境界来讲，范杜都是高昂的。但是我觉得这高昂很是没劲儿!君主把全天下当作自己的家，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家畜，把官员当作自己家的牧童。牧童再高昂，无非是轻轻的挥着鞭儿，再轻轻的打下罢了，它改变不了百姓沦为家畜的实质。而牧童本人，在皇君家里，顶多也就一个家奴，你再多情，无非是想得到家畜们一个感恩的眼神儿，又怎么的?仲淹也曾搞过改革，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可是最后还是半途而废了。“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

一句话，你倒多情，可惜统治者不领情!

饶有意味的是，仲淹一生为官，三次被贬，愈是被贬，名望愈高。第一次外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安慰说：“此行尤光”。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看来，做下放右派既成了士大夫们的光荣，那么士大夫更无意构筑自身之安全堡垒了，所以，他们的思考永远不会出轨，他们将永远是皇家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他们所谓的改革，也就永远拘于体制内，封建的制度与体制也将永远的风雨不动安如山了。于是，恶制出圣人，昏君出贤臣，士大夫们的忠诚与悲情，就成为百姓们永远的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