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的编辑职称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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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编辑职称论文发表篇一
一个编辑的追求
编者按：编辑是什么?编辑的追求和价值何在?“编辑”二字有千钧之重，其内涵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也不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更多的是对优秀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老编辑以其专业的学识、眼光以及对学术不断追求的勇气，经过多年的磨砺与坚守，不仅成就了自己的梦想与追求，更成就了我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内容依然为王，如何大浪淘沙，让更多精萃传播，让更多精彩绽放，年轻的编辑任重道远。我们只有记得什么是编辑，记得编辑的价值和使命，才能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我是“文革”前最后的一届大学生，当时读的是水利工程。毕业后一直在水利部门工作。但我个人更喜欢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所以，在“文革”结束，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我在一九七九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于是由工科生变成了文科生。三年后毕业，分配到湖南长沙岳麓书社。那时岳麓书社刚刚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分出来，建社不足半年，全部人马加起来，也就十几个。大家在一间大办公室上班。另外在不远处新华社湖南分社招待所还租了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小房子，我被安置在这里。用一个大书柜，将房间分为前后两部分，我在后半部分搭了一张单人床，摆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就算安顿下来了。前半部分，则坐着编辑部主任和另一个编辑。因为有书柜挡着，我坐在后面，有一种拥有独立空间的感觉，心里很安宁。到了下班，这间办公室便是我的一统天下，更觉十分满足。我从小喜欢读书，现在天天与书稿打交道，又可以遇上不少有学问的作者，这工作太好了!
主任是个待人和气的半老头。他那时在看《古文观止》译注的清样。《古文观止》是我一直很想读却找不到的书，现在它的书稿居然就在眼前，我很高兴，对主任说：“您打清样时多打一份，把那一份送给我吧。”老主任说：“用不着留清样，出书时社里每人会送一本。如果你还要的话就找我，每个责任编辑，社里会发20本样书。”
我听了这话后简直惊喜极了。这就意味，我今后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很多书。编辑这个职业居然有这么好!
“编辑”两字在我心里一直有很高的地位，如今，我既然做了编辑，就要以张元济等老一代编辑家为榜样，做一个优秀的编辑。
我非常高兴能在岳麓书社这个以出版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为职志的古籍社做一名编辑，我以满腔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
编辑这两个字，在我的心里一直有很高的地位。我们民族的至圣先师孔夫子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大编辑。老夫子一生述而不作，整理编辑《诗》《书》《春秋》，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没有哪个人能超过他。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编辑，如编《文选》的昭明太子，编《唐诗三百首》的蘅塘退士，编《古文观止》的吴氏叔侄，编《古文辞类纂》的姚鼐等等。他们的贡献，并不亚于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作家。近代许多文化名人，都做过编辑，如张元济、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叶圣陶、梁实秋、巴金等。当代编辑中，也有不少文化名人，如张恨水、张友鸾、金庸、高阳、林海音、王鼎钧、巴人、杨伯峻、周振甫、韦君宜、傅璇琮、沈鹏等等。我想，我既然做了编辑，就要以这些人为榜样，做一个优秀的编辑，做一个对文化事业有贡献的编辑。
做一个好编辑，首先得编书。出于这样的思考，在岳麓书社制定庞大的湖南地方文献与古籍整理的出版计划时，我主动请缨接受考验。
做一个好编辑，首先得编好书。
岳麓书社当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湖南地方文献与古籍整理的出版计划，开列从古代到建国前的二千多种湘籍人士的著作，拟陆续出版，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六大全集，即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王�]运、王先谦六个人的全部文字。这是六个浩大的文化工程。
我很认同这个出版计划。第一，历经多年劫难后，有许多好书已极难找了，现在重印，可以为读者提供方便。第二，从古到今，书籍浩如烟海，绝大部分其实没多大价值，亟需人作一番清理。把那些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有意义的书挑选出来，重新印刷，以便引起读者注意，既造福当代，又可将它们引入人类文化长河中。第三，趁着大劫之后，还有一批宿学老成者健在，给他们创造一个传递文明薪火的平台。总之，这是一桩功德无量的事。我向社领导主动请缨：我愿意来做这件事。
这件事，说起来人人都认为是好事，但是做起来毕竟太枯燥乏味，且极耗时日，许多编辑并不愿意参加。于是我的主动请缨很快便得到批准，而且做的是六大工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即做新版《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我很感谢社领导对我的器重，把这样一个重担交给我。这个信任，促使我以极为高昂的热情投入工作。
接受《曾国藩全集》责任编辑的任务后，才感受到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出版任务，而是一项巨大的出版工程。
说起我将从事的这个工程，的确非比一般。
首先是曾国藩这个人不一般。他出身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进了朝廷的权力圈，然后又以文职官员的身份，白手起家组建一支军队，平定太平天国，改写历史。他不但立功，而且立德立言。百余年来，他几乎是所有平民子弟的励志榜样，尤其备受政治家的敬重。梁启超认为他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大政治家，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大政治家。蒋介石以他为榜样，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但同时，也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刽子手，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革命头子。评价上的反差之大，历史上少有人可比。
其次，老版《曾国藩全集》影响很大。曾氏死后不久，由李鸿章兄弟等人组织编辑刻印的《曾文正公全集》即问世，该书可谓近代个人全集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蒋介石将它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毛泽东也很喜欢读它，至今韶山故居还保存着四本线装版曾氏家书，每册左下角都有“润之珍藏”四个端正的楷书。梁启超从中摘取数百条语录，编辑成一本《曾文正公嘉言钞》。蔡锷则据此编辑《曾胡治兵语录》，作为他的部队的教科书。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编的新版全集，很有传奇性。 曾氏是一个档案意识极强的人，他的所有文字包括家书、日记这种私密文字都留有副本。战争年代，每隔一段时间，他要派专人将他的副本，从前线护送到老家保存。他死后，这些文书档案成了曾氏家族的镇宅之宝，世代典守，秘不外示。解放前夕，他的第四代嫡孙宝荪、约农姐弟将其中的一部分手迹，辗转带到台湾，大量的文件则依旧留在曾氏老家富厚堂内。解放后，曾氏家族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充作公产。房屋、田地、古董以及室内的所有家具摆设都成了抢手货，唯有书籍和那些文书档案无人要，被堆放在富厚堂内的砖坪里。摆了一段时期后，有人建议，干脆一把火将这些反动的材料烧掉了事。正在这时，省里的有关人士知道了，决定将这批东西运到省会长沙来，交给湖南图书馆的前身中山图书馆保管。那时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图书馆没把这批东西当回事，随便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屋子堆放着。然后一把锁，将它们紧锁起来，从此无人过问。后来，大家也慢慢将此事给遗忘了。
不料，这种待遇恰恰保护了这批材料。到了“文革”时期，在“破四旧”的狂热中，正是因为被遗忘，这批材料才侥幸逃脱那场劫难，被意外地完整保留。无知无畏的我承担起了《曾国藩全集》出版工程的联络、协调，甚至包括全集体例统一的事情。要知道，这么重要的出版项目一般应由资历较深的主编来负责。
上个世纪八十年初，中国重返正途不久，中央便成立了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各省也陆续成立了相应机构。在湖南古籍规划整理出版小组的领导下，学术界和出版界联手，对湖南近代历史文献作了调查清理。于是，尘封湖南图书馆30年的曾氏旧档得以重见天日。学者们将这些材料与光绪年间的刻本《曾文正公全集》一比较，发觉有很多没有收进来。当时的全集，其实是一部选集。大家都认为，很有必要以这些档案为基础，再将台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汇编》合起来，出一部新版曾氏全集。上报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得到批准，于是便有了这样一个项目。
然而，要将这个计划变为现实，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得组织一个队伍。明明是一件好事，但学者老师们对此积极性不高。主要原因是高校、社科院不将古籍整理视为科研成果，在评职称、晋级、获奖这些方面都不起作用，他们做此事，除一点微薄的整理费之外，没有其他功利性的收获。好不容易从三四个单位组织了二十余人的专家队伍，因为种种原因，又不能产生出一个主编来。于是，所有的联络、协调，甚至包括全集体例的统一等等事情，便都落在出版社的身上，具体来说就是落在我这个责任编辑的头上。当时的我，因为无知也便无畏，毫不犹豫地就充当起这个角色来。
再就是繁重的清理复印工作。那时岳麓书社没有汽车，我把社里唯一的复印机搬到板车上，与一个小伙子合作，一路颠颠簸簸地把复印机拖到省图书馆。社里派出另一个同志做复印员。从那以后，我每天进库房，把那些百多年前的曾宅老档都清点出来，因年代久远，保存不当，发黄发霉，脱落，腐烂，虫蛀的文档很多，得一一将它们处理归置，然后交复印员一张张地复印。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就这样三个多月下来，将除奏稿外的藏件全部复印下来。幸而当时图书馆没有市场意识，没有专门因此事收费，如果按照后来图书馆的规定，资料费便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无法筹集到这笔巨款，结果当然是这个事情不能做了。
为了真实地感受曾集的深浅，我自己先来做曾氏家书的整理校点。我在省图藏件、光绪年间刻本，台湾影本的基础上整理出的曾氏家书近百万字，分为上下两册，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为每封家书写了提要，又在书后附上人名索引和内容主题索引。1985年10月，这两册家书作为新版《曾国藩全集》最先推出的部分，由岳麓书社出版了。正当我捧着新书欣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一天，《湖南日报》突然在重要版面上登出一篇文章，标题好像(我记不大准确了)是《为谁树碑立传》。这是一篇标准的“文革”文章：居高临下的气势，貌似堂堂正正的大道理，饱含着阶级感情，充满着火药味，语气格外尖刻。文章指责岳麓书社为什么要给一个反革命头子树碑立传，许多革命老前辈都有家书，你们为什么不出?“文革”才过去不到十年，这样的文章令人心惊肉跳。最令人害怕的是，它或者有背景、有来头!当天夜里，我便到了主管出版的一位省委宣传部领导家里询问此事。那位领导说：“这多半是个人意见，不可能有什么背景与来头。出版曾国藩的全集，是经过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小组批准的，不要动摇。”
好在接下来并没有后续的文章，也没有接到来自领导部门的所谓打招呼的话，我的心才慢慢安定下来。不久，美国纽约《北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社论，专门祝贺中国出版《曾国藩全集》，说出版此书是，“朝着正确对待历史的方向跨出了可喜的一步”，“是中国文化界人士的思想突破了一大禁区的标志”，“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这事让湖南出版界很兴奋，也让参与整理的学者专家们受到鼓舞。过些日子，我写的《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用》一文，被中组部举办的第三梯队培训班选作课外重点参阅论文。此事也成为整理出版曾集的一个正能量。
我的《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用》一文大受好评，这也让我意识到客观科学对待历史的时候到了。我开始一边编辑曾氏全集，一边潜心于近代史与曾氏的研读。
我的这篇文章，其实是遵省委组织部之命而写的，我实事求是地写了曾国藩在识人用人方面的一些成功经验。这事给我以启发，现在已到了可以客观科学对待历史的时候了，只要是抱着这种态度研究历史，是可以得到社会认可的。在整理校点曾氏家书的过程中，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曾氏的世界。说实在话，在先前我对于曾氏并不了解，只是从教科书上知道他是一个大反面人物。这段时期多次仔细阅读他的一千多封写给家人的书信，我发现他信中所讲的许多观念与我的思想相吻合，我很自然地能接受他讲的那些道理。他的有些话甚至让我震憾。比如他对他的儿子说：“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曾氏这一段话不是在宣传革命理论吗?身处他的地位，能将世事看得这样通透，说明这个人非比一般。 我决定，向前辈学习，不仅仅只伏案看稿、改正错别字，而且要独立研究，做一个有学问有思想的优秀编辑家。我从此开始一边编辑曾氏全集，一边潜心于近代史与曾氏的研读中。我的编辑工作逼迫我必须一字不漏地啃读曾国藩本人所留下的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种笨拙的读书方式，让我看到历史的许多细微末节。而这，往往被不少以研究为主业的历史学家们所忽视。我在学术刊物发表了十多篇研究曾氏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在《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曾氏不是汉奸卖国贼的观点。文章在《求索》杂志上发表后，立即被美国《华侨日报》摘要刊载。文章发表至今已有二十七年，没有见到反驳的观点。可见学界基本上是认同我的这个看法的。在全方位地研究曾氏这个人后，我有一个认识：曾氏既非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也不是一代完人式的圣贤，他其实是一个悲情色彩很浓厚的历史人物。他在晚清那个时代身处政治军事的中心旋涡，却一心想做圣贤，一心想在中国重建风俗淳厚的理想社会，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细细品味他留下的文字，可以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是悲凉的、抑郁的，他的苦多于乐，忧多于喜。这种强烈的悲情氛围，要远远超过他的那些风光荣耀的外在表现。
四十不惑之年，我开始日夜兼程，创作以曾氏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
在1986年，也就是我进入四十不惑那年，我作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很大胆的决定：写一部以曾氏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
之所以以小说的形式而不是以评传的形式来写，是基于以下几点：一，借文学元素可以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由此可以将人物写得生动鲜活，尽可能接近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物原型。二，读者喜欢读文学作品，书的发行量会比较大，我的努力所能够获得的认可面也会大一些。三，我在青少年时代极想做一个作家，我要借此圆我的作家梦。从那以后，我上班时间编曾国藩全集，其他时间写曾国藩小说。每天写作到凌晨一两点。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没有任何应酬，除开睡觉外，也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我甚至连天气变化时序推移的感觉都已不存在。为了获取尽量多的时间，我坚决辞掉了副总编辑的职务。我当时已不年轻了，我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经过三年多的日夜兼程，我写出了百万字的初稿。到了将书稿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正式讨论出版事宜时，长期以来心中的最大顾虑，便立即成了最大的拦路虎。这个最大的困难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曾国藩本人。湖南刚刚因为出版了《蒋介石秘录》一书而受到很大的冲击，现在又冒出在很长时期里被主流视为是蒋同一个系统的大人物来，很多人认为不能冒这个险。选题多次申报不能通过。直到1989年底，湖南省出版局换了新局长，我本人向这位新局长当面陈述两个多小时。新局长终于表达：只要没有政治问题，又不是诲淫诲盗，可以考虑出版。新局长要求每个局党组成员都看一遍书稿，并且签字表态。这样慎重地对待一部书稿，过去从来没有过。书稿终于进入正式出版流程。
我的历史小说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也推动了《曾国藩全集》的发行。我认为，编辑虽说是杂家，但也不能太杂，杂中还得专。因此，我的编辑工作锁定在了一定的范围。
还在湖南出版界态度不明朗的时候，我请我的父亲与台湾出版部门联系。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很快表示愿意出版。我请人用繁体字誊写一份，托回乡探亲的台胞带去台湾。1990年8月，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曾国藩》的第一部。三个月后，以《血祭》为书名的大陆版《曾国藩》第一部也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没有想到的是，第一部出版后引发的社会反响，大大地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这部书首先在校对室里便招来一片叫好。出版后，来出版社买书、要书的车水马龙。当时印书的新华二厂在邵阳市，因为供电紧张，常常停电。工厂要求供电所供电，所里的人便说，你们拿《曾国藩》来，我们就供电。连文艺社从不读书的门房，都想请责任编辑送他一本书。我听后很感动，立即自己拿出一本来签上名，亲自送给这位工人师傅。
从第二部开始，局党组不再集体审稿了，发稿一事完全由湖南文艺社做主。1991年，第二部《野焚》出版，1992年第三部《黑雨》出版。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也推出了黎明版的第二部、第三部。那几年，社会上广泛流传两句话：“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这两句话为小说《曾国藩》做了很好的广告宣传，同时也推动了岳麓书社版的《曾国藩全集》的发行。1995年，《全集》第一次整体推出，便印了八千套，半年后又印了五千套。三十本的历史人物的全集，两年内发行一万三千套，这种情况很少见。不但社会喜欢，这部书还得到学界的认可。《辞海》第六版专为岳麓书社版的《曾国藩全集》立了一个词条。
这之后，我策划《胡林翼集》《彭玉麟集》《曾国荃全集》，并担任这几部书的责任编辑。这几个人都是当时湘军中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文集，无疑是研究那一段历史的重要史料。作为一个编辑，我不想四路出击，到处开花，我把目光锁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这个小范围，一是湖南，二是近代。我认为，这样做，无论是对出版社，还是对我个人，都是有利的。编辑虽说是杂家，但也不能太杂，杂中还得有所专。太杂必流于浅薄，有所专才能走向深厚。
在这个过程中，我继续业余时间的历史小说创作，写了《杨度》与《张之洞》两部书。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也框在近代。所以，这三部书被人们称之为“晚清三部曲”。
进入二十一世纪，“曾国藩”出版热的背后是对曾氏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或忽视或淡化或歪曲。这激起我为曾氏正本清源的责任。
写完《张之洞》后，时间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这时，“曾国藩”这个人和有关他的图书已变得很红火了。有人对我说过，曾国藩成了仅次于毛泽东的近代红人。但是，在看似热热闹闹的图书市场里，却隐藏着两个很突出的问题：一是这些图书绝大部分显得浅薄，互相抄袭;二是这些图书感兴趣的是权谋机巧一类的低层次的“术”，对于曾氏身上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或忽视或淡化或歪曲。作为“曾国藩热”的始作俑者，我的心情颇为压抑。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曾氏做一些正本清源的事。于是，我从《张之洞》出版后就明确表示，我今后不再写长篇历史小说，而是做点别的事。 这个事中的最主要一部分便是写“评点曾国藩”系列。确切地说，“评点曾国藩”是评点曾国藩的文字。2002年推出“评点”系列的第一部《评点家书》，以后陆续推出《评点奏折》《评点梁启超辑嘉言钞》。对这三部评点，我的写作宗旨是：以走进曾氏心灵为途径，以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为目标。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认为这才是研究曾国藩的正路子。从2007年到2011年，我又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对十多年前的《曾国藩全集》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为什么要修订?这是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原因。一，这十多年来又发现了一些曾氏文字，特别是台湾出版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曾氏奏折，为数不少，很有补充进去的必要。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所出版的全集存在着不少差错与问题，很有改正改善的必要。三，由湖南省政府出资的《湖湘文库》将《曾集》列入其中，提供了一个全面修订的好机会。
《曾国藩全集》被列入《湖湘文库》，进行重新修订，弥补了当年编辑的遗憾。
作为《曾集》的重要参与者，这十多年来，我一直为当年因为人员众多、政出多门而造成的不少差错而深存遗憾。现在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弥补，且可以增加许多新内容，这是一件太好的事了。我立马中断“评点”系列的写作，全身心投入到修订版的工作中去。2011年11月，在曾氏诞生200周年的纪念会上，举行了隆重的修订版首发式。看着用红绸带包扎的三十一册修订版全集，我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基本上可以无憾于读者、无憾于子孙了!
去年，评点系列的第四本“评点日记”问世。第五本评点书信、第六本评点诗文也会在今年下半年相继推出。明年，我将把这六本评点合起来，再作一些增删修改的工作，以《评点曾国藩选集》的书名整体推出，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方便的读本。到时，我已整整七十岁，我将以轻松的心情退休，结束三十四年的编辑生涯。
编辑要有“传承智慧，打通古今”的责任。回首三十余年的编辑生涯，我一直朝着作家型或学者型编辑的方向而努力。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岳麓书社，我就常常想着这样一个问题，我的职业成就体现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我的职业追求?
我认为传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积累当代文明成果，应是出版社的最主要的职能，至于获得多高的经济收入，创造多大的利润价值，则是对这个职能履行程度的回报之一，而不是衡量它的最重要的指标。具体到我自己，一个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其立足点则要落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上，把古代的知识、技能，把古人的感悟、体验传承给今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人的智慧。一个当代的古籍编辑，要有一种意识，即如何能让今天的读者更方便地接受这一切。所以，我后来慢慢地将这一思想形成为八个字，即传承智慧、打通古今。
智慧，本是人类的高端成果，但其中仍然有低层次与高层次之分。低层次的智慧是可以用文字来表述的。这些年来，我也应邀讲过一些课，其中有一个课程就叫做《曾国藩的人生智慧》。我写曾国藩的评点系列，也是把很大的心血用在挖掘曾氏的处世做人的智慧上，至于我编辑的二曾、胡、彭等人的文集中，自然也蕴含着作者许多的智慧在内。至于高层次的智慧，则不是文字或语言所能表达的。大家都知道轮扁斫轮的故事。出于《庄子》一书的这个寓言，实际上说出了人世间一个最大的真理，即文字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只不过轮扁的“六经乃糟粕”那一些话，说得太过激、太情绪化而已。许多年后，岳飞所说的“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则以平和的心态把这个感悟说得直白而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那么，高层次的智慧还能传承吗?如果能，它会以什么方式传承呢?我认为，人类的高层次的智慧一定是能够传承的，但不以文字或语言的形式来直接传递，而是隐藏在杰出人物对世事的具体处置上。善于观察和思索的人将此化于自心，心领神会而随机运用。我之所以要倾注自己的几乎全部心血去写三部历史人物的小说，其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我希望借助文学元素来再现历史上那些杰出人士的所作所为，让有心的读者从中去琢磨去感悟那些高层次的智慧。
三十多年来，我走过一条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文本解读的道路，看起来扮演了编辑、作家、学人三个角色，其实我一直立足在编辑这个岗位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界提倡做作家型编辑、学者型编辑，我很认同这个倡导。这些年来，我的一切努力，实际上不过是朝着作家型编辑或学者型编辑的方向努力罢了。 (作者系岳麓书社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