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军事科技论文
在军事科技发展进程中，其传统价值被广泛认为是不断增强武器的杀伤威力，增大其作用距离以及加速信息的传递。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军事理论军事科技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军事理论军事科技论文篇一
浅析军事科技文化对武器装备发展的影响
摘要： 军事科技文化是从总体上促进军事科技发展进步的文化因素，对军事科技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作为军事科技物化成果的武器装备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受到军事科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军事科技文化的人文性、创造性和社会性等因素对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Abstract：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is the cultural factors to promote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ess from overall， and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it is inevitably affected and restricted by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especially the humanities， creative and social factors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has a large leading and promo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apon and equipment.
关键词： 军事科技文化;武器装备;发展
Key words： mili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weapons and equipment;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E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4-0293-03
0 引言
军事科技文化是促进军事科技发展的文化因素，对于军事科技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军事科技是战斗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发展历史几乎与战争的发展历史一样久远，而军事科技文化的产生则在近代以后才逐步出现，源于西方国家对军事文化认识程度的逐步提升，各国开始系统性、计划性的展开对军事科技文化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军事科技文化在军事领域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军事科技的不断发展以及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日益凸显。前苏联基里扬中将认为，“军事技术进步是科学技术进步在军队的表现形式，它包含着武器装备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每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甚至变革，继而对军队战斗力的提升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回顾武器装备的变革历史，军事科技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决定性影响，其人文性、创造性和社会性的因素对武器装备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从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热核兵器时代到机械化战争时代和信息化战争时代，无不受到军事科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1 军事科技文化的人文性决定武器装备发展趋于人道化
在军事科技发展进程中，其传统价值被广泛认为是不断增强武器的杀伤威力，增大其作用距离以及加速信息的传递。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发展，不少有识之士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提出采用增强武器破坏力的方法以达到消灭战争的目的。19世纪，西方不少科学家相信通过武器的破坏作用将最终消除战争制度，工业化进程会彻底将战争变为历史。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认为武器的完美化和对爆炸品的研究是达到全面和平最好、最可靠的手段。诺贝尔也在1892年写信给友人说：“让临头的危险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么你将会亲眼看到一个奇迹——如果武器是细菌性的，那么一切战争将立即停止。”[1]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却并未随着现代武器越来越大的杀伤力而变为现实。相反的，战争的残酷性却伴随武器杀伤力的升级而递增。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科技为战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高精度杀伤武器得以运用;飞行器的出现使得原本集中于郊区的战场转移到市区的上空，大量的平民在战争中丧生;“小男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人类深刻感受到大规模的不人道杀伤武器的恐怖，并像挥之不去的阴云笼罩在世人的心头。
军事学家和科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必须以人文精神来校正其发展方向，失去人文精神的指引，军事科技的发展将是盲目的。爱因斯坦写给美国化学家、和平主义者莱纳斯的信中，承认自己一生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签署了一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主张研究原子弹的信，尽管他从未参与过研究工作。在他逝世前几天，还签署了当代反核战争和平运动的重要文献《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核冬天”后，人们对武器装备提出了人道化的要求，以国际公约和国际法的形式来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并抵制会对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的研制。各国的军事学家逐渐认识到，具有战略威慑作用的常规武器，可减少对核武器依赖，提高战略威慑的灵活性与可信度，使战略武器的威慑与实战界限趋于模糊。军事科技的价值逐渐转变为借以有效的暴力使用达到有限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益。随着军事科技文化人文性的逐步增强，会进一步促进战争及武器的“人道化”，致使战争的地位衰落，直至消亡，而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方向恰恰是一致的。
2 军事科技文化的创新性推动武器装备发展趋于革新化
科学技术最本质的精神便是创新。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用与别人不同的方式、别人忽略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一定要有创造性。”[2]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一大批新技术的兴起，人类迎来了一场全新的科技革命的浪潮。其来势之猛、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历次变革所无法比拟的。军事科技文化也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浪潮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创新的速度与规模也不断扩大，推动着武器装备迅猛发展，致使其更新换代速度明显加快，从研制、使用到升级，其周期越来越短。在工业时代，西方国家依靠技术创新能力获得了军事上的优势。现在，他们还在依靠技术创新能力，建造新型武器系统，企图继续保持军事优势。创新就是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把新的“东西”和新的“途径”结合起来，即把武器装备的技术创新与编制和作战概念创新结合起来。武器装备的技术创新是未来部队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信息战武器系统、定向能武器系统(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非致命武器系统，甚至生物战系统将改变未来军事行动的方式和特点，大幅度提高作战效能。 武器装备作为提升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的发展一直被各国军队所重视。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将最新科技成果优先应用于军事领域，使其日益呈现出革新化的特点，大量的高技术武器装备不断涌现，不仅大大提高了作战效率，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作战方式。如红外技术、遥感技术以及电子技术的应用，不仅改造了传统的侦察器材，而且为军队的侦察活动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使得部队对情报的获取能力和对战场主动权的争夺能力大大提高。制导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导弹等武器上的应用，使全程复合精确制导成为现实，不仅可以有效地排除敌方的干扰，而且可以对打击目标的种类和范围实施灵活的选择，大大提高了命中精度，从而有效提高部队的攻击能力。集微电子、信息处理、监视与侦察等多种技术于一体的C4ISR系统，能够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情报处理准确及时、作战行动灵活有序，从而大大提高军队的指挥能力和战斗保障能力，随着系统进一步发展，把武器装备纳入本级或上级的C4ISR系统，成为C4ISR系统的控制对象，不仅可充分发挥武器系统的作战效能，而且能使整个作战系统的效能大大提升。光电技术在武器装备上的应用，不仅开拓了电子战的新领域，而且使“软杀伤”成为与“硬打击”有着同样重要作用的作战手段，可以有效地提高军队的电子进攻和防御能力。定向能武器作为人类对核能技术的最新的研究和发展方向，更被各国的军事家和科学家看作是未来武器发展的新趋势。激光武器将用于干扰红外制导导弹，保护大型飞机，以及作为攻击武器，使人眩晕，甚至用于防御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攻击。高功率微波武器即将用于压制防空系统、作为非致命武器攻击人群、破坏车辆和舰艇运行等领域。
3 军事科技文化的社会性促进武器装备发展趋于军地融合化
军事科技文化的社会性，表现在军事科技文化对社会的依赖与通融。军事科技文化从来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发展，而制造武器装备所需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必须由社会来提供。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武器装备发展对社会的依赖性。新的武器装备由于技术含量高，价格也极其昂贵。一架B-2隐形战略轰炸机售价高达22.5亿美元，美国生产B-2隐形战略轰炸机投资高达444亿美元。如此价格高昂的武器的研制并装备部队，必须以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作为依托，必须将现有技术、资源做到最优化组合，合理利用，军民共享。据世界银行2010年统计，发达国家的民用技术有42%来自于军用，美国更是达到51%。军方研发出的技术通过向民用领域扩散，由此产生出很多新兴产业，既节省了军队研发费用、又刺激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成果反过来又促进军事科技发展，为军事科技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足够资金。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要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实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制造到技术和产品采购的有机结合，形成军民高技术的共享和相互转移的良好格局。”[3]我军尖端的军用科技不仅要服务于国防和部队，还要服务于人民群众。2009年10月29日，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研制成功，这一科研成就就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在军民融合的平台上，围绕军地共同需求创造出来的。如今，“天河一号”已经在石油勘探数据处理、生物医药研究、航空航天装备研制、金融工程数据分析等领域承担重要的科研计算任务。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向民用领域已转移了数万项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技术引擎。据估算，仅“神舟”飞天一项，就衍生了上千亿元的相关产业链。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又促进了国防事业的发展，近些年我国国防开支的不断增长正是得益经济发展的成果，大批民用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军事融合走上了良性互动的轨迹。
现代社会，武器装备研发所用到的高技术几乎都是两用技术，具有通用性强的特点。激光技术、雷达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既可支撑多类武器的研制与改造，又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具有鲜明的军民两用性。融合军民两用标准，实现军民通用化是当前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当前世界性潮流。在武器装备的预研、论证、立项、试验、定型的采办管理过程中，充分利用相关民用部门的先进技术，以进一步缩短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周期和加快民用标准在武器装备系统中的应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化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大批军民兼容的高技术产业群，包括微航天技术产业群、电子技术产业群、光电子技术产业群、遥感技术产业群、舰船技术产业群、核技术产业群以及常规武器技术产业群等。这些产业群不仅构成各国的产业支柱，同时也构成世界高科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武器装备发展受益于民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武器装备发展带动的民用科技进步，更可以用千倍或万倍以上的效果来计算。据相关资料显示，军事核工业的三种主要产品核能、放射性同位素、辐射技术分别对能源领域、医学和农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带动了计算机、高真空、深冷、传感、微电子、遥控、遥测、离子交换、萃取、粉末冶金、自动化、机器人、特种加工等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电子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等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结构升级。军用航天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自动控制技术、遥测、遥感、遥控、温控、计算机、密封、精密加工、特种工艺、新材料、测试等技术的发展，导致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在地球引力下进行生产的状况，将产生许多新的产品和工艺，为人类生产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
[1]刘戟锋.武器与战争[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第195页.
[2]黄麟雏.高科技时代与思维方式[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第144页.
[3]胡锦涛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网，2006年1月10日，
军事理论军事科技论文篇二
中国军事科技与军事装备的自主创新
我国军事科技与装备的科研创新是全国各领域科研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对科技研究战线的投入。以2006年为例，按美元计算，我国在科技研究上的总投入已达到600亿美元之巨，当年世界排名第3。为了按照科学规律实现对科技领域的管理，国家按一定的序列对科研项目的类别进行了划分。它们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理论研究和自由探索)，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亦称973项目(重大理论专题研究是其重要组成)，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亦称863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题项目(已知有“神舟”载人飞船、“嫦娥”探月工程等，国务院2009年5月13日又公布了大型飞机等11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在这些科研平台上，为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各领域的创新发展规划了一条宏伟的科技发展途径。例如2006年我国还需耗巨资从国外购买大量的盾构机以满足国内基础施工的需要，但经过我国科技界的努力，到2008年初，我国的盾构机就已研制出来，而且还可出口，近来又自主研制完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直径达22米的岩层挖掘机。
民用技术与装备如此，军事技术与装备的发展更是如此。尤其是我国军事技术与装备的科研创新还面临着困难的外部环境，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可参考的技术与资料极其缺少，主要的研究途径只能是自主创新。而且这一创新，还应是全过程的，即包括理论研究，技术研究，相应武器装备的研制直到该武器装备的综合技术保障的研究等。
为了集全国之力，加速国家民用装备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军事领域与民用领域的“军民结合”，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还分别存在着“军转民”或“民转军”的问题。前苏联的后期，正是由于“军转民”的不畅，曾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我国现时也存在着“民转军”的必然趋势，这一过程虽然也受到某些习惯的惯性滞后。但国务院将国防科技工业局归并到工信部后，军民结合就成为部内的调控问题定会加速推进这一过程。例如在天津滨海新区研制大推力火箭、在上海和西安研制大型飞机。在北京顺义研制航空发动机等，均是军民结合的大举措。
开展军事技术与装备科研项目的技术途径
我国从建国到现在，出现过两条研制武器装备的技术途径。
“技术储备”的技术途径
建国后的前30年，武器装备的研制及相应军事技术的研究，主要以前苏联的武器为参考系。这一时期研制武器系统的主要技术途径为“技术储备”，即以未来武器装备的发展为目标，先期开展大范围的技术研究，并储备其研究成果，以待未来研制武器装备之需。这样的研究途径对大型武器装备的主体是有效的。当前俄罗斯从前苏联继承了这样的途径发展自己的武器装备，并一直在大型武器的主体上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但“技术储备”的研究途径存在明显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本来不存在行业界限，但是以军事装备为目的的技术研究很容易将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割裂开来，而且军事装备的研究费用十分浩大，甚至达到国力难支的程度，这正是前苏联为了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军事地位，虽然军事上可以抗衡美国，但国民经济却十分落后的重要原因。目前，“技术储备”也还是我国武器装备研制的技术途径之一。例如我国所开展的歼击机发动机的研制就具有技术储备的含意。而且我国许多深受“技术储备”研究途径之苦的军工行业，在国家提出“军转民”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也已完全走上了“军”、“民”双丰收的全新发展道路，并在某些领域继续享有“技术储备”所带来的优势。
“系统集成”的技术途径
“技术储备”需要有历史的积累，不是多数单位的所长，只能在少数技术领域上采用这种方式。而当前在大多数情况下，则要采用近年兴起并行之有效的另一重要的技术途径——“系统集成”，来开展军事技术与军事装备的研究。“系统集成”原本是一种指导电子信息系统总体设计的方法和策略，这里所提的“系统集成”，不是单指它的定义与含意，主要着眼于它的社会效应以及这种效应对我国军事技术与军事装备发展的重要作用。我国当前军事及武器装备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主要是现代化战场电子信息化系统的建设与改造，以及各种作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的研制与改造。完全应该采用系统集成的技术途径，加快战场电子信息化建设，并研制出满足现代军事需求的新型军事装备。
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在美、欧一些国家的引领下，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得到高速发展。这些技术首先都是以民用技术为发端的，并迅速改变着世界高端工业产品的面貌。特别是这一技术改造的触角已迅速深入到军事领域，在不同的军事技术领域分别出现了“航空电子学”、“车辆电子学”和“船舶电子学”等新型学科。这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的一次“民转军”的过程，西方各军事大国的大型军事系统和各种大型武器装备在这一背景下，通过“系统集成”的途径，实现了信息化改造，提升到现代化的战技水平。
通过美国F-22“猛禽”战斗机的研制过程，可以说明以“系统集成”的技术途径实现“民转军”的过程。F-22的电子信息系统在当时无疑是最先进的，除了大量采用民用标准和民用器件纠，也由美国Intel公司研制生产了一枚专用的核心处理器“Intel i960MX”芯片。但是F-22毕竟有一个研制、试用过程，而需要面向市场不断发展的Intel公司，却无法保持该专用芯片的长期供应，已于2005年停止了该芯片的生产，使F-22的生产和技术更新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后来的F-35战斗机就全部采用了民用标准和民用器件，完全按“系统集成”的模式进行飞机的研制。
我国军事正处于新的军事变革时期，军事技术与装备的创新和改造任务将是大量和艰巨的，而且主要属于电子信息系统的范畴，它的基础技术或基本组件又大都蕴藏于民用高端商品之中。这为我们通过必要的理论研究并以“系统集成”的技术途径开展现代化军事装备中的电子信息系统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可能，这正是“系统集成”的重要意义。
采用“系统集成”的技术途径，通过“民转军”提高军事装备现代化水平的过程，在我国远未结束，国内不少著名专家已多次联名呼吁，提倡“民转军”的军事现代化发展之路。为加速我国军事系统与军事装备现代化的进程，工业信息化部所属的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必然要承担起推进“军民结合”的重要任务。
我国军事科技与军事装备的自主创新
加强武器系统的理论研究是促进我国武器装备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一命题所显示的发展模式是加强军事装备的理论研究并以“系统集成”的技术途径实现我国军事科技与军事装备的自主创新。当然先进的理论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装备实体的先进，因为从理论成果到装备的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是
理论研究却可以找到装备 发展的突破口，是我国当前发展武器装备的必由之路。国家将属于理论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973的理论 专题项目列为国家重要科研项目序列的前两位，彰显了自主创新这一发展途径的重要性。
前苏联和俄罗斯在大型武器主体的理论研究上是领先于欧美的，即使在基础部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大型武器系统总体性能的领先地位。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76年9月6日前苏联“米格-25”歼击机叛逃至日本的事件。当时“米格-25”歼击机是世界上总体性能最先进的歼击机，作为日本盟国的美国如获至宝，派了大批专家前去进行解剖分析。结果大失所望，其组成部件大多落后于美国。这一事件充分证明，系统理论研究的领先，可以弥补基础技术及基础部件水平的不足，使武器系统总体性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大型武器系统如此，那么，在欧美一直占优的电子信息系统方面，是否也能如此呢，结论是，只要善于分析和付出艰苦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是可能的。以陆战平台的坦克为例，它原来只是陆军在进攻与防御战斗中的中坚力量，而由于车载电子信息系统的迅速发展，它在现代战场上的作战功能与作战模式又都将浴火重生地得到扩充。这里就以陆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为背景来探讨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控制陆战平台非制导武器进行射击的系统称为火控系统，是陆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中最重要的功能系统。当我们探讨火控系统的发展时，发现世界范围内，火控系统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实体系统的发展这对火控系统的发展非常不利，不仅是系统的战技性能受到很大影响，其造价也因之居高不下。这一现象的形成，主要是国外军事装备已高度商品化，只注意系统技术的先进性，而忽视了系统理论研究的导向作用。
在我国基础技术还处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加强陆战平台火控系统与指控系统等的理论研究，正是促进我国火控系统、指控系统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突破口。在我国相关科技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陆战平台火控系统、指控系统等的理论研究已形成体系与规模，并逐渐具有了我国的优势。主要有：
(1)首先建立了现代数字火控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以装备的发展为牵引，将其延伸到战车火控、指控系统和陆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
(2)突破世界性难题，我国首先实现机动目标运动模型和模态的实时辨识，为火控系统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
(3)对实现陆战平台信息化至关重要的“全数字化目标自动跟踪系统”，在世界范围内迟迟未能面世的情况下，我国首先完成该系统样机的研制。
(4)在我国建立陆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新的控制思想，即在理论上实现了多种控制误差的融合。按这一理论设计的控制器，可实现多种控制功能的融合。在火炮控制器和瞄准线控制器中，原有1+N的复杂结构模式，都被1+1的结构模式所代替，其中功能扩充数N已达到3～5的水平。这一理论上的突破，可大幅提高我军陆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的设计水平。
(5)完成了机动平台浮动措载系统动力特性仿真理论的研究。浮动措载系统是决定机动平台主要战技性能的核心系统，它的动力特性仿真一直处于空白，严重影响了大型武器系统的研制。我国提出了运行剖面动力特性的仿真的理论与技术途径，可低成本研制出多功能的仿真系统，既可进行系统和部件的先期技术演示，又可在这一高精度的动力特性仿真 环境中，利用已建立的多个高精度模型，进行系统战技性能的定量评估。
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为我国陆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空间，定将促进我国陆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的长足发展。
全数字化目标自动跟踪火控系统的自主创新
具体到目标自动跟踪式火控系统，它是陆战平台最先进的火控系统，也是各国优先发展的电子信息系统。世界范围内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各个军事大国(美、德、英等)最早开始了目标自动跟踪式火控系统的研究，但至今也未能在坦克上正式装备全数字化目标自动跟踪系统，突出地反映了研制这类系统所具有的理论难度和技术难度。
虽然日本、以色列等国已宣称在坦克上装备了该系统，但那只是利用目标自动跟踪单一控制功能的简易系统，远未发挥该系统可融合各种信息化技术的先天优势。按当前的军事需求和理论与技术上的可行性而言，陆战平台全数字化目标自动跟踪火控系统，应同时具有目标多维信息的数字采集、多目标自动跟踪，跟踪过程目标状态的滤波与预测、目标运动模型的实时建模、包括解算命中问题在内的目标信息处理以目标信息为基础的先进控制技术的实现等多项创新功能。它显然是未来陆战平台电子信息系统的主系统，研制这一重要系统的关键理论与技术有三：
目标状态信息的数字采集
实现目标多维状态信息的数字采集，是进行系统数字化设计的第一步。可在运动的陆战平台中它却成为不易解决的技术难题。原因是目标的运动是在以地面参考物为基准的直角坐标中定义的，对目标运动位移的测量也应是以基准点为基础的测量。但是陆战平台火控系统中只有旋转的球坐标，在跟踪目标的过程中无法对地面基准点进行标定，因而也无法建立统一的观测方程。每次只能测量目标的相对运动量，还需配合以复杂的测量的信息处理才可解决，其测量精度与信息处理算法的先进性关系很大，这常常成为制约全系统精度的关键。
机动目标的动态建模
关于机动目标运动规律的建模是现代和未来陆战平台火控系统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世界范围内坦克低速段的平均加速度已达1.5米/秒 2，美国新型履带式样车更提高到1.9米/秒 2以上。陆战平台在战场上的“规避战术动作”就是以低速段的加速性能为基础的，如果仍按匀速直线运动的目标模型进行射击，其方向射角误差可达1～3毫弧度以上，是火控系统最大的射击误差源，它们的存在导致了命中率的降低。
实现目标自动跟踪系统的全数字化设计，解决机动目标运动模型的动态建模，应是首要的任务。国外一直认为无法辨识而放弃了努力。而在我国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实现了“参数辨识”模型实时辨识上的重大突破。如果在我国的陆战平台全数字化目标自动跟踪火控系统中，最终能够实现“参数辨识”模型的实时辨识，那将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性能突破。
目标的信息处理与先进控制技术的设计
前两项实际是本系统深度的理论研究问题，本类问题则是全数字化目标自动跟踪系统的总体设计。即目标信息处理的算法设计和先进的控制技术设计，它包含有丰富的内涵，是系统设计的主体。而且某一个关键技术的成功解决，都将映射出某一战技指标的突破。例如，多目标自动跟踪中目标间快速切换控制的质量、瞄准线对跟踪线的跟踪控制精度、瞄准线的稳定精度、跟踪线对机动目标的跟踪精度，当然也包括目标信息的采集精度、目标“参数辨识”模型的辨识精度以及对目标射击诸元的解算精度，无一不与目标的信息处理及先进控制技术的总体设计有关。
结语
上述所提及的关键理论与关键技术，我国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此应增强沿着这一自主创新方向继续努力的信心。当然上述的内容还只是一个“个例”，只能说明我国和西方各国一样，也在同步地进行该系统的研究和发展。不过我国在基础器件和系统工程化上的某些差距依然存在，今后只有全国各部门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才能进一步加快我国军事系统与军事装备现代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