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十篇关于原副总理陈永贵同志不常见的文章
目 录
01、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简历...........................................1
02、陈永贵：华把毛的江山丢个一干二净...................................4
03、揭秘陈永贵因为什么迅速升迁国家副总理...............................8
04、陈永贵顶撞张春桥反感江青 坚决抵制四人帮...........................30
05、陈永贵晚年：人生最后一段艰难路程..................................41
06、陈永贵：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50
07、陈永贵为何骂胡耀邦是“胡乱邦”....................................55
08、陈永贵升职后骄横：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64
09、陈永贵为何说，邓小平那天的笑非常可怕..............................67
10、由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三人引发的思考............................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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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简历
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乐平镇石山村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98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1920年，陈永贵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1941年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天，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1953年38岁，任初级社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1955年12月40岁，任高级社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赞扬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宋玉林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名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革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在九大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1973年58岁，9月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上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常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央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8年63岁，年初出访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全会；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1980年65岁，9月五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1982年67岁，落选中共十二大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5年70岁，夏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1986年3月26日71岁，北京医院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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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永贵：华把毛的江山丢个一干二净！
（迅雷军事网2016-08-22日文章）
陈永贵在临终前吐真言道： 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
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毛曾经召集过和纪登奎，吴德等人。他对我们说：
“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的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的多，水平也高出一等。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让上，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
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
这些话我记得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过。
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旁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
江青接到绝密电报，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正常，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错牌，她虽然在打牌但是紧张的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
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间，高兴的要死”，这不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这样可以让人知道更加清楚地识别经验教训。
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说：
“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我们不要搞那些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给，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完全在原则和范围内进行。”
据我了解，江青不但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我亲眼见到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就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来三百多块钱给王的。
你们都知道江青喜欢照相，她使用的相机和胶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了伙食费和生活开销，我的钱实在不够花。但我不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问他：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如何?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我在粉碎他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
毛泽东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的很清楚，华国锋也看得很清楚。
他也曾当着江青的面说：“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忠实的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我听了觉的可笑，感觉华国锋像小孩子讲话一样。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草包，他没有毛的千分之一。把毛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来了，把你放在眼里吗?”
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不尽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他多傻瓜!
华国锋在幻想他让步以后，邓小平让他继续在党任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是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
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
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工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人还要再说什么?”
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意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有一次国务院开会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我问了他那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的非常可怕。
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在四人帮在台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是有发言权的!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察一下自己吧 !”
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我讲完这些话，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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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揭秘陈永贵因为什么迅速升迁国家副总理
( 山西老乡俱乐部山西老乡俱乐部山西老乡俱乐部山西老乡俱乐部2014-09-24日山西老乡俱乐部“早上版”文章）
1963年，一年中大寨连遭七次灾，超常磨难成就了陈永贵;毛泽东赞扬道：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陈永贵可以说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尽管今天有人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也想否定毛泽东树立的大寨这面农业旗帜，但陈永贵和大寨秉承了毛泽东肯定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成为他所树立的典型中最真诚、最经得起检验的一个。陈永贵正是靠着自己战天斗地、不断进取、脚踏实地的精神和淳朴、忠诚、耿直的品格，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短时间内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一跃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令世人刮目相看……
大寨的展览馆有一张照片，陈永贵浑身泥浆，膀子上挂着烟袋站在一群人中间微笑。而围着他的人们却脸上挂着泪。这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那极不平凡的一刻。
1963年，是大寨极不平凡的一年，一年中大寨遭了7次灾，数百年不遇的大雨正好赶在了那年夏天。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可预料的超常“磨难”，才成就了陈永贵和大寨的英雄豪杰。
那年8月，庄稼正在出穗的关键时刻，老天却一连下了7天7夜的大雨，不光地里难以照顾，连家也保不住了。那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开会，他在电话里指示：不愿撤的强迫撤!
县里的会一散，陈永贵就往家赶，由于心急而一头扑进汹涌的松溪河，甚至忘记自己不会游泳。人们见了他眼泪汪汪，一片哭声。他焦急地询问受灾情况，当人们告诉他人和牲畜都安全时，他幽默地说：“那我给大家贺喜了!”
灾情造成的破坏的确不小。村中央满是红黄泥浆，家家户户墙倒窑塌，总共几十户人家，全塌了的77间，住人的窑洞塌了113眼，粮食也淹了两万多斤。地里更是不得了，几十条堤坝被冲毁，近两百亩不见一棵苗，收成无望的面积达四百多亩，没冲走的苗歪倒在一片烂泥里。大寨的地全毁了。
人们把生存的希望都寄托在陈永贵身上。
慰问电话和电报不断飞到大寨，县里也来了电话，说为他们拨了一笔医疗费。公社来电说组织了大批席子，给社员们盖临时住所。过了一天，县里又来电话，说上级拨给他们1000元!那时候的1000元，的确不是一个小数目。陈永贵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感谢上级领导的关心，我们心领了。”
人们的猜测没有错，陈永贵从一开始就决定不要任何援助。他宁愿累死，也要有英雄气。他要保住劳动模范，保住大寨的红旗，就不能让人挑出毛病。他要让所有人看着，他陈永贵能干别人不敢干的事，他这个先进不是吹出来的。
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擅自作主是得冒着得罪全队乡亲的危险的。
拒绝援助比抗拒灾害更难!
不要外援就已经不简单了，陈永贵还有大手笔。他提出不要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资的“三不要”之后，又提出了一个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的“三不少”。
在大家艰苦奋斗的时候，陈永贵又制订了一个“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的计划。结果恢复土地只用了两年，三年社员就全部搬进了新房。当第一批上下两层的房子盖好后，他激动地围着新房转了好几圈，高兴地说：“过去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装上电灯、装上电话，不就成了吗!”
陈永贵顶住了最难顶的灾害打击和最难拒绝的各方援助，也令人信服地取得了最大成就。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中共山西省委号召各级党委党组织学习大寨藐视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尚风格。
元旦刚过，陈永贵就接到去北京的通知!
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委和北京人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报告会，首都一万多名各界人士，听他讲着大寨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故事。他从容不迫，条理分明，侃侃而谈。据说赵树理评价他，陈永贵没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是辩证法。一个庄稼汉，目不识丁，却在如此庄严的地方慷慨陈词，恰到好处地驾驭着那么多人的情绪。
1964年3月，毛泽东南行。到了河北邢台，通知河北、山西两省的领导人向他汇报工作。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时谈了几个典型，只有大寨和陈永贵的事例使毛泽东感动。他对陈永贵这个人感兴趣了。
毛泽东问：“陈永贵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每说一点，毛泽东就点头称是。陶鲁笳说，陈永贵提出党员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说到大寨的评工记分，毛泽东欣喜地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汇报到陈永贵会讲话，会用辩证法，毛泽东有点赞扬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火车继续南行，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就向奉命来汇报的省委领导们讲着大寨。
陈永贵的事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为了弄准确，4月，他派了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去大寨实地考察。
廖鲁言在大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考察，对各种材料上的情况逐一核对，不敢有丝毫遗漏。考察的结果是基本符合事实。
9月，《人民日报》再一次刊登大寨的事迹。到此时，应该说再没有什么障碍了，也不该再有人提出不是了，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陈永贵出身贫苦，却当过日本人的“伪代表”，入党问题让他颇费周折;当“大跃进”的热风吹到大寨时，他第一个成立了人民公社。
陈永贵的身世很苦。其父陈志如13岁来到大寨，终年劳动也不能养家糊口，先后卖了妻子、女儿和陈永贵，换下一小块荒山地，土地瘦，又加上自己体弱多病，一年打不出多少粮食，生存无望，回到石山村老家，吊死在祖坟地的树上。1915年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降临人世，便开始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7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羊、扛活。悲惨的家世，使他对阶级剥削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
1940年日本鬼子占了山西，昔阳成了沦陷区。日本人的政策是叫中国人治中国人，在找人为日本鬼子卖命时，富人怕吃亏，没人想去，便推出一些没吃没穿的穷人，陈永贵就这样被当作一块肉扔了出去。
陈永贵知道为日本人干事是不光彩的行为，就在这时，有个人找到了他，让他进了日本鬼子的“新亚反共救国会”。这个人便是共产党独立营姓曹的同志。老曹让陈永贵表面为日本人干，暗地里为自己人干，说不定还可以探出一些敌人的消息，为自己人提供点情况。从此陈永贵真的当了伪代表。
干了一段时间，日本人发现了这个代表暗地干的和表面干的不一样，将他抓进宪兵队，打了个半死。
日本鬼子投降，昔阳解放后的头一件事就是惩治汉奸。陈永贵被村里抓起来审查，问他为什么当伪代表。他分辩说自己是受共产党派遣去的，但没人听他的，弄得他一辈子都憋着气。
不久，农村开始搞土改，陈永贵分得了土地，夫妻俩加一个孩子，这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但是，过了不多久，他就不满足这么埋头种地了。旺盛的精力和表现欲促使他要干出些事情来。那时共产党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威信很高，陈永贵想进步，想入党，于是便向老党员贾进才靠拢。在支部大会上，陈永贵按照他懂得的对共产党的粗浅认识，谈了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的事业甘愿牺牲一切，包括生命的誓言。
以前入党很简单，支部通过就行了，现在卡严了，必须报请上级组织批准，还得由区委书记签字。过了好久，区里来了一个姓严的组织委员，一到就找贾进才，询问陈永贵当伪代表的事。陈永贵生性敏感，他预感到这是冲他入党的问题来的。他便作了个重大决定，找区委书记去。在区委书记面前，他讲着自己的过去，讲父亲的惨死，讲他对党的感情。说起他当伪代表的事，原来其中颇多曲折。区委书记张怀英凭着细致入微的调查和先前与陈永贵的接触，认定陈永贵没有问题，他郑重地在陈永贵的申请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中，陈永贵已经成了赫赫有名的劳动模范，成了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有人又提出了伪代表的事。张怀英时任山西省党委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他给山西省主要负责人刘格平写了一封信，详细谈了当时的情况。直到刘格平找陈永贵谈话，鼓励他不要背包袱，陈永贵才知道张怀英为他作了多少工作。从那时起，他就将张怀英当成了他的好友。
1946年，大寨村农民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成立了以贾进才为首的互助组，这个组由15户村民组成，其中也包括陈永贵。陈永贵虽然仅是一个普通组员，但他聪明能干，肯动脑筋，加上一身干活的硬功夫，使他在贾进才组中也有些名气。1947年，贾进才组在县区干部的帮助下，由一个互助组扩展为两个互助组。一个是由贾进才继续领导，另一个由陈永贵领导。贾进才组有二十多户，陈永贵组只有9户。陈永贵在组织领导方面得心应手，胜人一筹。他以同甘共苦的精神把互助组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激发了组员们的干劲。因此，陈永贵组的发展逐渐赶上并超过了贾进才组。1949年，大寨的两个互助组，不仅人数增多了，而且从临时性和季节性的变工形式转化为长年互助组。大寨人带着希望和憧憬揭开了大寨史上新的一页。
就在陈永贵当上党支部书记不久，他作为山西省农民代表团成员，第一次走出山西，去天津参加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天津之行使他从精神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回来后积极要求办社。1953年，陈永贵的合作社取名为“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的合作社平均亩产240斤，比单干户多得多。
陈永贵搞合作社取得了成绩，既证明了毛泽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社在当时的正确，又给他以后进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了让大家看到合作社的好处，他们搞庆丰收大会，给社员分配的现金都用红纸包着，有的困难户在领到红包时竟然流下了泪。这么一弄，许多不愿入社的人也要入社了。以前是不想入，现在倒怕人家不要。
1955年，在低级社向高级社转化时，陈永贵仍然表现得不同凡响。互助组产的粮食还是个人的，低级合作社是按土地分红，高级合作社的粮食就要归集体了，担负着完成国家的上交任务，集体留储备，给社员分口粮等统筹任务。在入社时，属于个人的土地和耕牛农具都要变成集体的，但又不能让个人吃亏，就要作个价交给集体，在以后的分配中得到好处。村里成立了估价小组，这是个既有特权又容易得罪人的职务。为了让大家抱成团，唯一的办法是先牺牲自己。陈永贵说：“那就从我家里开始吧。”他自己介绍说，“一头牛花了140元，用了3年，去年耕地了脚，生人看不出来。”人们给他这些东西作价，牛140元，母猪作价80元，一张犁作价8元，一共228元。应该说这个评估是合理的。可是陈永贵却说，这头牛最高不能超过80元，一头母猪值40元，犁5元就够了。一共125元，差不多砍去了一半。
毛泽东有一句至理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身上体现出来的两大特点，一是迷信，一是狭隘。当天塌地陷时他也许不会管，到手的利益却是不肯丢掉的。连许多国家干部们，在涉及自己的利益时也是如此。陈永贵在这件小事上，却表现出了他的英雄本色。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书。这句当年的名言，在大寨得到充分体现。陈永贵无疑是这句名言的“标本”。
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陈永贵从来没有二心。当1958年“大跃进”的热风吹到大寨时，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大寨社员认为：如今我们积累多，猪羊成群，骡马满厩，要粮有粮，要钱有钱，搞合并岂不是找亏吃?但陈永贵却另有一番见解。当他听说河南新乡地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后，便对“一大二公”的特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公社人多力量大，所有制更纯洁，公有化程度高，还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将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他积极地向县委请示，要求立即批准他办公社。1958年8月24日，成立了昔阳第一个以大寨为中心的红旗人民公社。
成立人民公社这本来是陈永贵所盼望的，他也曾为此衷心欢呼过，不想真的“一大二公”来到他的面前时，带给他的却是迷惘。
公社成立后一切超前。产量不是在秋收之后，却改到了收割之前，显然是全凭一张嘴了。冬末春初，省里开了“山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为1959年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会推荐人才。陈永贵去参加会时心里就已经不踏实了。放卫星之风也吹到了大寨，在他去开会前，到处就已经在刨坑堆肥搞什么千斤田万斤地了。会上领导安排人去套他的话，陈永贵微微地一笑：“哪个亩产达到了万斤，我请他吃拉面。”领导们见他没表示，就请他报，往多处报。问他亩产多少斤，他说，540斤。领导比较保守地请他报两千斤。他想了想，多1000斤可不是闹着玩，把牙一咬，干脆一斤也不多报，还是按照本年的报：540斤!大寨的红旗就这样丢了。
1959年春，地区有个叫雷震一的人随《山西日报》一位副总编到大寨，按省委的意见再一次做陈永贵的工作，希望他能上北京。陈永贵埋着头说：“宁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
但是，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陈永贵还是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发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陈永贵应邀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席;“文革”使许多劳动模范陷入泥潭，陈永贵则凭着大智大勇，再一次化灾难为机遇。
1964年11月，陈永贵作为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其实，当选人大代表，是水到渠成的事。1963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曾插话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在同年6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自此，毛泽东正式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更让陈永贵想不到的是，在这次人代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用了相当篇幅讲了大寨。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一个国家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惜篇幅，具体、详细地向全国介绍大寨的点点滴滴，这的确值得大寨骄傲和激动。
好事成双。会议期间，也就是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1岁生日，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置了3桌席，要宴请陈永贵等著名劳动模范，让中央其他领导人作陪。毛泽东自己没有搞过一次生日宴，这是破天荒的唯一的一次。
毛泽东对陈永贵早就感兴趣了，握住他的手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被幸福冲得昏头昏脑，加上又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便连连点头。
毛泽东向陈永贵介绍湖南菜，要他吃一点这，吃一点那。毛泽东边吃边问：“永贵多大年岁了?”陈永贵回答：“主席，我今年整五十岁。”毛泽东笑着说：“五十而知天命嘛。你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回来后，陈永贵的干部们、老哥们看见他一个个眼泪巴巴。陈永贵知道大家此时的心情，他要大家不要怕。他兴奋地讲着北京的见闻，讲着毛泽东请他吃饭的一切细节。后来他说了一番从心底发出的话：“我是个农民，不但被选为人大代表，还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这不是我个人的荣幸，也不光是咱大寨的荣幸，是亿万农民的荣幸，……我作为一个长工，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请吃饭，这是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荣誉了。”
农业学大寨在全国开始不久，毛泽东根据对国家政治形势的判断，为了防止“在中央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1966年5月，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持续了1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劳动模范在这场“革命”中身心受到了摧残，信念被摧毁，也使一些劳动模范稀里糊涂走上歧途，栽进泥潭。陈永贵则凭着大智大勇，再一次把一场灾难化为机遇，不失时机地顺水推舟，使他和大寨更上了一层楼。
运动开始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没底，他冷静地注视着动向。他知道，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永贵在大寨也是个当权派，虽说大寨没有人有胆子出来整他，但是外头的人他可管不了。有关他的出身问题的大字报就出了不少。
1966年11月，陈永贵带上了十几个苹果，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他到国务院说要找总理，支吾着说了3条：第一条是革命要搞，但生产也得抓。第二条，大寨现在很热闹，参观的人太多，每天五千人左右，把玉米棒子都掰了。第三条，说了当年所谓的“反党集团”，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都被整得惨，从省里、地区到县里的基层的好多领导都在挨斗，生产受到了影响，他内心十分焦急，想向周恩来总理讨教个什么办法。周恩来似乎看清了陈永贵此时的心情，意味深长地说：“群众运动嘛。”周恩来见陈永贵望着自己仍有点迷惑，于是就给了他几个“红卫兵”袖章。陈永贵立刻就明白了这场斗争的性质。
说来很巧，就在陈永贵刚离开北京，《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论：《劳动模范要站出来，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运动》。这仿佛是专门给陈永贵的信号，他如鱼得水。
回昔阳时，昔阳已经有三十多个组织夺了各单位的权，并且都给陈永贵空下了第一把交椅，有的甚至写出大字报，称他们的组织是陈永贵的组织，叫他“总指挥”、“总司令”。此时，陈永贵虽然无官之职，却有民之权。他是中国第一个特殊人物。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神的话，那么说陈永贵在昔阳人的心目中是个“神”也不为过。
他给那些在“四清”中挨整被赶出了昔阳的人传过话去，请他们回来，保证不会有问题。那些干部很快就想办法跑了回来，回来没两天就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字叫：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
经过一番周密的组织，当时机成熟后，陈永贵宣布夺权了。他大造声势，广播、传单、大字报呼啦啦一起上。声势造足了，再召集掌了权的头儿们开会打招呼，头儿们都拥护他。于是1967年春节前在礼堂开了一个大会，三十几个组织将夺权后得来的公章交给了陈永贵，决心跟着陈永贵革命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
他宣布成立“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他任总指挥长。在会上，他说，不能闹派性，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也是在那个会上，他还宣布了与革命极不协调的宏伟计划，3到5年内将昔阳建成大寨县!他到处串联，谈的都是如何搞建设。
正月十五夜里，他非常得意地跟周恩来总理通电话，说：“我们成立了革命组织，从走资派那里夺了权。我们把那些以前挨整的好干部们找了回来，以后就要搞生产了。”“要在三五年内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没有想到陈永贵搞生产有一手，搞政治也有一手，怪不得毛主席欣赏他呢。
4月，昔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陈永贵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开始领导全县18万人。也就在这个月，周恩来到了昔阳，陈永贵作为县里的领导来接待，那个“造反总指挥部”和“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就成了官方认可的正宗权力机构。
他公然宣称：“学大寨没权不行。”由此可以看到他夺权的动机就是落实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他夺权不是要坐江山，要的是搞生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昔阳在全国恢复生产最早，是少数几个没有派性没有武斗的县之一，十年动乱中昔阳取得的农田基本建设成就最大!昔阳解放干部相比之下最彻底，恢复党组织活动最早。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陈永贵又被请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陈永贵格外亲热，拉着他的手连声说：“永贵好?永贵好?”是问候?是关心?还是肯定?毛泽东对陈永贵、对中国农民的感情交织在了一起。此时的陈永贵激动得只是连连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不知是陈永贵没有听清楚还是怎么，后来毛泽东话中的两个问号去掉了，最高指示就成了“永贵好!永贵好!”毛泽东都说了“永贵好”，哪个还敢说他不好?
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激动的陈永贵开口就说“我现在民愤很大……”;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干”字。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陈永贵当上了中央委员。有他这么个人进了中央，可给昔阳露了脸。那些从“坏人”圈里解放出来的干部们，竟然比陈永贵本人还要激动。县革委委员们拿来了一瓶酒：“老陈，你当了中央委员，我们都高兴，就拿了一瓶酒，是这个意思。”那酒极其一般，陈永贵心里着实高兴，就说：“那行，一人喝一点儿。”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公报发表，城乡高音喇叭都开到了大音量，政治局委员名字中出现了陈永贵3个字，这下他的家乡便掀起了一股狂潮。人们奔走相告，接着鞭炮飞炸，锣鼓齐鸣，人们拥上大街，欢庆这一胜利。昔阳还没有出过这么大的官。他这次回来，昔阳的大街小巷又挤满了人。
接见会在小礼堂召开，座无虚席，他一露面，就立即爆发出狂热的掌声。见惯了大场面的陈永贵，一不留神却出了洋相。不知是激动还是漫不经心，陈永贵劈头说道：“我现在民愤很大……”张怀英赶紧提醒他：“是名声很大。”于是，陈永贵也赶紧纠正：“对，名声很大……”
他回到家乡自有荣归故里的洋洋得意，但想想进那个不可知的圈子后将是如何生活也不无忧虑，于是他推心置腹地问张怀英：“咱是个跑山路的，你说，他们要我当这个政治局委员是什么意思?”
“我正要问你呢。”张怀英说，“这之前总理没跟你通个气?没有别人给你透露点什么?”
陈永贵摇着头说：“会上念中央委员名字时，有的鼓掌，有的没鼓掌。念毛主席、周总理的名字时，都鼓了掌，念纪登奎时也鼓了掌。念到我的名字也鼓掌，当时我还不清楚什么意思，以为因为我是劳动模范。后来我才知道，鼓了掌的人都是要进政治局的。”
张怀英看出他当时确实蒙在鼓里，接着问了一句：“以后总理跟你说过什么没有呢?”
“说了，我说我当不好，周总理笑着说：‘慢慢学吧。你不想当，还有人想当呢。’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他说的这番话是真是假无需考证，但他的政治敏感性不亚于任何政治家。周恩来什么时候对他说过这话，当然不会是假的，他听得出那弦外之音也是真的。尽管他还不知道里面的具体内容，却已经感觉到在那个圈子里的矛盾不会低于大寨社员们评工分。
陈永贵给自己的定位在“干”字上，是准确的。大老粗一个，除了一个干字再无其他法宝。
一个农民干部进了政治局，对各省的大领导们启发有多大可想而知。因此，骤然间刮起了一阵学大寨之风。应各省之邀，陈永贵带着一帮由昔阳和大寨干部组成的传经送宝团，开始了他的漫漫行程，将他的大寨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
每到一个地方，见个面，跟他一起去的其他人讲时他就走了，驱车在那个省下面的公社走一走，看一看。除了要他上台讲的那半天，其余时间他总是在有土地的地方奔驰。陪着他的人都有些吃不消。到了沈阳，居然没时间顾得上到故宫一游。他下到最基层不是做样子，为了上报纸，更不是为了应付周恩来、毛泽东，他确实感到在那里既能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自己也开心。
东北冰天雪地，为了迎接陈永贵的到来，为了表示学大寨是真学实干，就是在零下30度的时候，那里的领导也将人们赶了出来到地里劳动。陈永贵见了一排排人的嘴里喷着一股股的白雾，奋力地刨冰下面的地，说：“这么弄就会种好地?纯粹做样子。”他批评黑龙江：“那么好的黑土地，庄稼却没有增产，这就是领导没有抓好。”看到路上有许多马粪。他不无惋惜地说：“这些马粪白白浪费了。如果把马粪收起来下到地里，可以增多少产?”
进入东北，沈阳军区见一行人穿的衣服不适应东北的气候，每人发了皮帽、皮大衣和靴子，到黑龙江要坐上飞机走时，他却将衣服脱了下来，说不能把衣服带走。同行的人只好也脱下来。
吉林接待站有个去大寨参观过的老汉，知道陈永贵烟瘾很大，出于对这位老劳模和大领导的尊敬和爱戴，就把他老伴在烟厂里发的长支烟给他拿了些来。陈永贵很高兴地接下了。离开时，吉林的领导也特地送了两条“人参”烟，陈永贵却坚决不收。因为那是花的公款。
1975年1月全国第四届人大召开，陈永贵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人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但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在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确表现得不同凡响。他四处奔走呼号，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了高潮。收自留地，批资本主义，早晚开会……在昔阳和大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了群众运动。
陈永贵在钓鱼台深感寂寞，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搬家，毛泽东立即同意，批示：“钓鱼台无鱼可钓”。
中南海，是万人仰望的地方，陈永贵在那里却有说不出的孤独。
刚到北京时，他和秘书、警卫都住在京西宾馆，吃住“一条龙”。中央的领导人似乎习惯下午和夜晚办公。他偏偏又起得很早，只能在花园散步。警卫们不敢懈怠，他一出门就必须跟着，这一点让他很不愉快。他要喝水时，勤务赶紧去泡茶;他要开门，警卫抢上前，他也不高兴，硬邦邦地甩出一句：“我又不是没长手。”走廊一个大吊灯，晚上要亮着，他总觉得浪费了国家的电，动不动就给人家关了。每天早晨起床，他害怕服务员来叠被子，就自己叠，自己扫地。
那时候电视还非常稀少，他的房间有一台彩电，服务员常跑到他的房里看电视。此时他异常高兴，给他们泡茶，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客人一走，他就自己洗杯子，倒烟缸，擦茶几。宾馆里的服务员们都叫他老陈，没人叫首长或是什么别的称呼。
中央要工农参政，就让他强化学习。他和王洪文一起进的政治局。每日下午就到他那里学习马列主义、《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每次回来就如大病一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有一次实在烦了，他就给“王办”打电话：“你就说我不在了!”
在中南海与最高层的人们相处，使陈永贵感受颇深。吴桂贤是工人委员，两人有时碰面，倒有些惺惺相惜，可跟其他人相处不好。尤其跟张春桥搞不好，那个人一脸严肃，一本正经。陈永贵知道张春桥对自己有偏见，又不好当面反驳，总是躲着他。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躲来躲去还是在涉及张春桥时一不小心出了问题。
1975年1月，陈永贵到广西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许世友来陪他喝酒。陈永贵觉得许世友与自己同是大老粗式的，便跟许世友瞎聊起来。许世友在南京当司令员时，张春桥当过政委，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不来。陈永贵认为和许世友有共同的话题，便没遮没拦：“他老说人家是个臭老九，我看他才是个真正的臭老九!”回到北京，周恩来请他去：“永贵呀，你在外头说过什么没有啊?”他想了想说，没说什么呀。周恩来拿出一封信，是许世友写给毛泽东的。他不说自己对张春桥有看法，却借陈永贵的话来“客观”地写信，说陈永贵同志对张春桥有意见。陈永贵一看吓坏了。回到昔阳他就去找张怀英，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闯祸了!”
周恩来大智若愚，知道张春桥的那一套。张春桥人缘也不好，没有谁把这件事捅给他。张春桥也知道，陈永贵在背后少骂不了他，但又怎么不了自己，跟陈永贵斗没意思不说，还有些掉价。
1975年底，在庆祝毛泽东82岁寿辰的酒宴上，陈永贵使出了他的牛脾气。酒席是江青设的，到场的都是政治局委员。江青特别活跃，席间谈古论今。陈永贵没有插话的机会，感到受冷落。酒喝得差不多了，江青要大家再喝一杯。张春桥举杯说：“陈副总理，干一杯。”那笑容让陈永贵觉得是含着讥讽。他不理张春桥，站起来说：“毛主席的生日，我高兴。每人一杯，我替大家喝了。端酒来!”24个人，端来了24杯酒。他一口气喝个干净。
钓鱼台让他开了眼界，他这才明白，神圣的地方在远处看让你觉得高深莫测，走近了就没了神圣。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他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是“三三制”：三分之一在中央，三分之一到处跑，三分之一回大寨。除了这一点，他还请求搬家。
只要是陈永贵提的建议，毛泽东差不多常表扬。毛泽东从湖南回来，就接到了陈永贵的报告，马上就批上了：“钓鱼台无鱼可钓。”1975年5月3日开会，毛泽东拉着陈永贵的手说：“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
毛泽东表扬了陈永贵，还顺便拖出了一帮子人来，他对吴桂贤说：“你也搬出去。”“陈永贵下去了，你们怎么办?搞社会调查，是我们党的传统，所有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
这一下得罪了一大片。事后江青就冲陈永贵悻悻地说：“你有地方搬，我搬哪里去?”
党政领导云集昔阳县，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使大寨和陈永贵的声誉达到顶峰。
对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来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使其达到了最辉煌最高潮的时刻。
1975年9月，邓小平、华国锋、江青、姚文元、陈锡联、吴桂贤、李素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各地代表3700人云集昔阳，参加在这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会议的召开有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1971年发生“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以后，周恩来受命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各条战线实行整顿，使各方面工作有了新的转机和起色。毛泽东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江青等人借此机会，竭力把“批林批孔”之火烧遍全国，致使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再度出现拉山头、打派仗的混乱局面，国民经济重新恶化，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前后支持周恩来“组阁”。把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希望寄托在“文革”初期受到严厉批判和被打倒的邓小平身上，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邓小平1975年在经济方面的全面整顿。
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实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他感到：大寨、昔阳的“大批促大干”是很好的经验，是全国农业以致其他行业学习的样板，于是他同意支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试图通过这次会议，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他宏伟战略构想的实现。而邓小平则把这次会议视为他全面整顿的一个具体步骤，试图以此来推动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江青等人感到无法阻止，于是他们试图把会议引入适合自己意图的方向。9月12日，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社员时，发表了一次长篇讲话，在这篇讲话中，她讲的最多的是评《水浒》问题。公然宣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拖拉机厂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主持开幕式，作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致开幕词，邓小平作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的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农业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学大寨，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就是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真学，就表现在学到了，回去就老老实实地干。”
9月29日，会议移到北京继续进行。10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作题为《全党动员，苦战5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10月19日，大会结束，陈永贵致闭幕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以后，特别是在1978年5月的真理标准讨论后，陈永贵对政治风向变得迟钝了。在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3年他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1986年3月26日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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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陈永贵顶撞张春桥反感江青 坚决抵制四人帮
(浅草2016-07-27日文章）
陈永贵火了，他站了起来，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声吼道：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不让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你还看不看事实？你不让我说话，大不了我回家种地！哼！你想不让我说话，你想排斥我，你现在还没有那个权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样尖锐的话是少有的，闹得张春桥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狼狈。
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劳动模范被毛泽东、周恩来所赏识。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十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后，到中央工作，但却与“四人帮”发生了矛盾。
陈永贵热爱毛泽东，亲近老干部，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与“四人帮”有本质上的不同。
陈永贵出身贫寒，有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他家才获得解放，分得了土地，政治上也翻身作了主人。因此，陈永贵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热爱毛泽东。战争年代，他积极支前，努力生产。建国后，他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与那个时代的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一样，他听毛泽东的话，带领农民跟共产党走。所以，从入党那一天起，他就一直坚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５０年代初，他带领大寨全体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之后，率领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巩固了集体经济。５０年代后期，他又带领大寨人走上了人民公社化的道路，大寨成了大寨公社下属的一个大队。
同时，陈永贵又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头脑，有很强组织能力的基层干部。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因此，他依靠群众，工作成绩很突出。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大寨就成了地区、省、全国的先进典型，陈永贵本人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模范党支部书记。 陈永贵和大寨的突出事迹为毛泽东所了解是在１９６４年。这一年的３月２８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专列停在邯郸火车站，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到邯郸火车站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在汇报中，陶鲁笳提到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他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用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然后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不大识字，但讲话很讲辩证法。毛泽东听后更感兴趣了，他告诉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送给他。之后，毛泽东又打电话给周恩来，要他了解大寨和陈永贵的情况。周恩来通过山西省委了解到大寨的实际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也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事迹材料，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从那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大寨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陈永贵十分赏识。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过７１岁生日的时候，在他自费宴请的客人中，就有陈永贵。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人民大会堂时，毛泽东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问了他身体、家庭等许多方面问题，使陈永贵深受感动。席间，毛泽东还特意让陈永贵坐在自己身边。此后，经毛泽东提议，陈永贵以一个农民的身份，逐步走上了领导岗位。那时，陈永贵经过自己刻苦学习，也基本能看懂文件了，能读《毛泽东选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陈永贵当上了晋中地区领导人，不久又晋升为山西省的领导人。１９６９年，在党的九大上，经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名，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十大时，又是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名，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在“文革”中，陈永贵出于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感情，对毛泽东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在宣传大寨经验上，也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但是，他与“四人帮”有本质的不同。
陈永贵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朴素感情，拥护“文革”的，而“四人帮”则是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们想利用“文革”往上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四人帮”看不起陈永贵，却想利用陈永贵，对此，陈永贵不买账。
陈永贵到中央工作后，“四人帮”从心里瞧不起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从来不与陈永贵打招呼，不同他握手。张春桥多次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讲话，江青不是插话，就是挑毛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从来就不提陈永贵，不讲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对于这些，陈永贵心知肚明。他对“四人帮”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四人帮”中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他见面也不打招呼。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陈永贵见到江青时，有时点点头，但也不和她多说话。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江青出于对国务院人事安排的不满，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挨个点名骂了一遍，其中也骂了陈永贵，说他是个老农民，没有文化，政治水平更低。江青骂人大和国务院领导成员的事情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生气地说：她看上的人没有几个。我死后，看她怎么办。
“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想利用大寨的名气，在那里搞一个批林批孔的“点”。对此，陈永贵不买账。他坚持大寨搞政治运动，搞生产，都要自己搞，不要别人插手，不当“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陈永贵也坚持大寨自己搞运动，不让别人插手。而且，他还坚持，搞运动，不要误生产。在政治运动频繁的时候，大寨仍然抓生产，并且连年取得了丰收。看到大寨取得丰收，江青等人又想把大寨连年丰收说成是批林批孔的成果。对这一点，陈永贵也不买账。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姚文元说：批林批孔促进了生产，大寨算一个典型。陈永贵立即接过话来说：不对，没有批林批孔，大寨也连年增产。陈永贵的话，给了姚文元一个软钉子，使姚文元很尴尬。由于陈永贵的抵制，在“文革”中，“四人帮”始终没有机会把大寨当作他们抓的一个“点”。
“四人帮”见陈永贵不买他们的账，便抛开大寨，于１９７４年７月另搞了一个小靳庄，与大寨“争春”。但是，陈永贵并不理睬，也不学小靳庄，而是自己照样干自己的。那时，陈永贵多次在山西省的干部和大寨的干部面前说：小靳庄不搞生产，光是靠唱歌唱样板戏，能打出粮食来吗？他特意嘱咐大寨的干部，有人问小靳庄的经验好不好，大寨人学不学，你们就说，离得远，对那里的情况不了解，谁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对小靳庄的经验，不表态。那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学小靳庄，大寨就是不学。
有两次，周恩来发表讲话时，陈永贵都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这引起了张春桥的不满。
周恩来生病住院期间，一方面同“四人帮”斗争，一方面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届人大顺利召开。开会前，陈永贵就打听周总理出席不出席会议，作不作报告。他也当面问过周恩来。当他听周恩来说，自己要出席，要作报告时，心里十分高兴。每次山西省来干部，大寨来干部，他第一句话就是先告诉他们，周总理的身体好多了，要在四届人大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呢。
１９７４年９月３０日晚，周恩来抱病出席国庆２５周年招待会。陈永贵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那天，周恩来虽然重病在身，但精神很好，他以锐利的目光扫视了全场一周后，开始发表讲话。陈永贵见周恩来声音洪亮，精神很好，心里十分高兴，乐得合不上嘴。周恩来每讲一段话，陈永贵都热烈鼓掌。当周恩来结束讲话后，大家热烈鼓掌，坐在前边的陈永贵与众不同，一个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两只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以此来表达他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坐在旁边的张春桥冷冷地看了陈永贵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一声被陈永贵听见了，陈永贵也冷冷地扫了张春桥一眼，不理睬张春桥，只顾自己高举双手鼓掌，直到周恩来走下讲台。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带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的末尾，周恩来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布：中国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坐在主席台上的陈永贵听到这里，又一次站立起来，双手举过头顶，使劲地鼓掌，旁边的张春桥见陈永贵这个样子，阴森的目光从眼镜后面透过来，狠狠地盯了陈永贵一眼，又一次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这一次，陈永贵也听到了，但他仍然不睬张春桥，只顾高举双手使劲地鼓掌。 当时，张春桥是副总理，陈永贵也是副总理，但陈永贵排在张春桥之后，在副总理里面名列第七，张春桥又是政治局常委，应该说比陈永贵地位高。从两次见到陈永贵把双手举过头顶为周恩来鼓掌后，张春桥便认定陈永贵是紧跟周恩来的，与他们不是一路。但陈永贵不怕这些，他从不去讨好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张春桥。
陈永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了张春桥，老干部们对陈永贵的行为十分赞赏。
张春桥对陈永贵早有成见。“两次起立鼓掌”事件后，他对陈永贵的成见更深了。此后，国务院开总理办公会时，张春桥动不动就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几句。陈永贵对张春桥那种作派也看不惯，但为了顾全大局，一般的事也就算了，但涉及人事安排之类的重大问题，该顶的还是要顶。
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人事安排问题，张春桥提名安排一个人到思想理论界当领导干部。当政治局委员们谈意见时，其他人都不发言，陈永贵却讲了话。他说，这个人我知道一点，他在下边尽搞小动作，我不同意。陈永贵还举出了一些例子。这样就使张春桥十分尴尬。陈永贵一发言，大家都倾向于陈永贵的意见。张春桥一看安排不成这个人了，就很恼怒，但又不便发作，便阴阳怪气地拿陈永贵两次起立为周恩来鼓掌的事讽刺说：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个动作比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人看出来。张春桥这是讽刺陈永贵爱出风头，为周恩来讲话站起来鼓掌，动作大。他虽然没有点名，但陈永贵在政治上并不含糊，立即就火了，他瞪着眼，黑着脸问张春桥：你把话说清楚，你这是说谁？张春桥不理陈永贵，仍然阴阳怪气地讽刺陈永贵。陈永贵更火了，他站了起来，指着张春桥的鼻子大声吼道：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不让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你还看不看事实？你不让我说话，大不了我回家种地！哼！你想不让我说话，你想排斥我，你现在还没有那个权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样尖锐的话是少有的，闹得张春桥坐在那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十分狼狈。政治局其他成员中，除了“四人帮”一伙外，都感到高兴，大家都乐于看张春桥出丑，谁也不出面打圆场，坐在那里看张春桥下不了台，邓小平也坐在那里不吭声，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也怔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会议不欢而散。散会后，陈永贵气呼呼地站起身，瞪了张春桥一眼，“哼”了一声，理也不理张春桥，大步往外就走。这时，有几个政治局委员跟上来，向他竖大姆指，夸他敢顶张春桥，敢捅马蜂窝，痛快。陈永贵回到住处时，又有几个政治局委员打来电话，称赞陈永贵敢顶张春桥，有勇气。
江青到大寨搞一系列“表演”，受到陈永贵的抵制
在邓小平的提议下，经毛泽东、周恩来同意，１９７５年９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大寨召开。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小平、华国锋、陈锡联、陈永贵、姚文元、吴桂贤等都先后来到了大寨。已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江青此次到大寨来，另有目的。她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宣传评《水浒》。此前不久，毛泽东在读《水浒》时，发表了一些谈话，“四人帮”想借机在全国搞一场评《水浒》运动，以此来整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因此，江青一到大寨就对郭凤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大寨来吗？我是要把大寨搞成一个点，要同修正主义斗争，我要大寨人也评《水浒》，同修正主义斗争。郭凤莲一听，心都要跳起来了，她听不懂江青的话，没有表态。第二天，江青又去找陈永贵讲大寨人要评《水浒》的事，陈永贵很客气地对她说：我们农民不懂得《水浒》，只知道种地。江青说：那样的话，你们召开一个全体干部和社员大会，我直接和他们讲。没有办法，陈永贵只好让郭凤莲在９月１２日召开大寨干部和社员大会。江青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先说道：我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非常好，比我好，记忆力强，吃饭好，心脏好。在一旁听着的陈永贵从心里对江青的这个话反感，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江青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吗？同时他心里也明白，江青这是借毛泽东的威望来树自己。因此，陈永贵对江青的讲话颇不耐烦。江青见陈永贵不耐烦了，便转移了话题，大讲起评《水浒》来。她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是投降。现在，我们党内就有人要架空毛主席，搞投降主义，向修正主义投降。你们要同修正主义斗争。现在我们党已经有了十次路线斗争，以后还会不会有第十一次、第十二次路线斗争？肯定会有的。评《水浒》不只是文艺上的事，还是政治上的大事，有现实意义。我们党内现在就有投降派，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就有人提出要删掉。陈永贵听到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他告诉江青：社员们该上工了，时间不多了。江青还要接着讲，陈永贵趁江青说话停顿时，马上宣布：散会。对此，江青心里很不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江青到大寨还带了不少文冠果种子，要大寨种。陈永贵说：我们这里的土地种不了文冠果，给了江青一个软钉子。江青又给大寨带去了电影片子。这些电影片子，都是她主持搞出来的影射、攻击老干部的。陈永贵清楚江青的用意，让大寨人看一遍就封存起来。江青一到大寨，就要这里看，那里看。陈永贵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陪江青到处看，也不情愿地和江青一起照了相，但他始终沉着脸，很不高兴的样子。江青的许多“表演节目”，由于陈永贵的消极抵制而冷场，有时闹得十分尴尬。
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时，江青多次插话，干扰邓小平的讲话。对此，陈永贵很看不惯，他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表示了对邓小平讲话的支持，他要求全国农业战线要贯彻执行邓副主席的讲话精神。江青看到陈永贵倾向于邓小平，心里有气，但陈永贵是毛泽东赞赏的人，江青也拿他没有办法。会后，江青要求全国放她的讲话录音，受到了华国锋的抵制。江青又想让大寨社员听她的讲话录音，陈永贵表示：中央没有同意，我们也不好放。
粉碎“四人帮”时，陈永贵热烈拥护中央决策。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党中央代表全党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和叶剑英让汪东兴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９号楼开紧急会议。陈永贵也接到了通知，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按照通知规定的时间，乘车赶到了玉泉山。
１０月６日深夜，玉泉山９号楼的院子里、各个房间里的电灯全部亮着，整个玉泉山９号灯火通明。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微笑着环顾四周，见人都到齐了，就宣布开会。华国锋收住了笑容，神情严肃地宣布：“同志们，今晚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件重要的事情。”接着，华国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他当着张春桥、王洪文宣读过的中央决定，对大家念了一遍，然后说：中央已经采取了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说到这里，会场上一片宁静。
陈永贵听到这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接着，叶剑英接过华国锋的话头边打手势边说：“把他们统统抓起来了。”叶剑英的话音刚落，陈永贵几乎和李先念同时站起身来，带头鼓掌。陈永贵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拍得分外响亮。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纷纷站起身来，热烈鼓掌，掌声持续有一分多钟。
掌声停下后，华国锋接着讲道：“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招棋：第一招棋，是七四年、七五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在生前还有一招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的这两招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
接着，叶剑英在讲话中揭发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叶剑英讲完话后，汪东兴向与会同志汇报“四人帮”的政变阴谋和华国锋、叶剑英做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和实施的过程。讲话末尾，汪东兴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东兴讲到这里时，陈永贵补充了一句话：对，他们上台，我们都得完蛋。
汪东兴讲完话后，叶剑英提出了一个简短的动议：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李先念讲话。李先念讲完后，陈永贵站起来发言。他表示坚决拥护华总理代表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他当场揭发批判了“四人帮”乱党乱军、特别是在农业战线上的捣乱和破坏行径，表示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１０月７日，心情格外高兴的陈永贵立即给山西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此，山西省是比较早地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省份之一，也是开展批判“四人帮”比较早的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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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陈永贵晚年：人生最后一段艰难路程
（南方周末、凤凰网《凤凰大视野》2016-04-17日文章）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陈永贵晚年 人生中最后一段艰难路程 坐立不安的一天
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３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１２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２２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１２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
陈永贵与家人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12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１９８３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病逝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便吃了些感冒药。可是这次感冒越来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明显消瘦。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8月，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安慰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5元是不行的。”听说陈永贵住院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也前去探望。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便时常谈起后事。一次，有人谈起报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陈永贵对陈明珠说：“唉，我死了，还不像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这时，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一次，李喜慎来看他，陈永贵说：“喜慎，肺癌能活几天？我去世后，你们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元，社员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说着说着陈永贵流下眼泪。
临终前，陈永贵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回大寨去死。陈明珠把他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嘱咐陈明珠：把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临终前5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永远地睡着了。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好友，都来过医院看望。
陈永贵逝世后，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第三天下午，一辆高级轿车在八宝山火化场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人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贯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
5天后，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只见昔阳县的领导人已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也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围个水池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放声大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 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人物评价
他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窝了一肚子火。当了副总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他本来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质烟。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约与抽劣质烟有关系。
陈永贵刚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觉得很浪费，就去关掉。服务员又打开，他又去关掉。搬进中南海，给他配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围着他转，他十分不自在。后来住进交道口胡同小院，这里空地很多，他抽空开出来，种上豆角、西红柿，吃不完就给警卫班食堂。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辞去副总理后，国家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的是让他有一份养老的工资。他就主动退掉了红旗车和一切公家的东西，搬到北京木樨地一幢部长楼去住，出门走路或乘公交车。
对于农场“顾问”一职，他可当了真。不但关心农场的发展，过问作物的合理搭配，还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时还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劳、朴实、节俭的好习惯，赢得了农场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该文最后说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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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陈永贵：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
（铁血网2008/4/29 10:42:42日德国空军元帅文章）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1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1个又1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1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3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1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1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
2年半前，也就是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会前握了1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望着朴素的陈永贵笑了笑，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陈永贵说：“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嘛。”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1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1条沙发上谈了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2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2年半过去，显然陈永贵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刚复出的薄一波也有反映：曾经在1967年初，专程赴京批斗他的陈永贵，12年后又在北京相遇。陈永贵虎着脸对他说：“有个常识你也应该知道，要不是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不管是你还是小平同志都不会平反昭雪，也不会重新站出来，更不会有今天！”
薄一波朝陈永贵看看，微微一笑，说：“按照有些人的本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应该平反。只是由于全党的努力，由于党中央大多数人的力争，有些人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眼前这事实的。”
陈永贵听了，显得有些狼狈。
“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4同志辞职后，中央收到大量山西群众愤怒揭发陈永贵的来信。
邓小平面对山西群众的揭发材料，脸色越来越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找他谈了话。邓小平额上的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斗一拧，说：“你作为1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1个共产党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邓小平眯缝起眼睛，又点燃了1支香烟，说：“1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譬如我在建国以后就2次被打倒，两次离开了中央的领导职务，但是我并没有倒下，也没有搞任何非组织活动，依然是严格地进行自我检查。我不是要求你像我那样，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按照党员的标准和纪律做。你并不是‘四人帮’，中央知道你在过去做了大量工作，这是好的。对于你的缺点和错误，你能认识多少就检查多少，中央并不要求你非要怎样。但是，你一定要严守党的机密，不要和别人搞非组织活动。”
此次谈话后，陈永贵去向华国锋辞别。
他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不久。他头上已摘去了那条熟悉的白毛巾。就连那身白布衣服，也看上去没了往日的光彩。他说：“都过去了，好似1场梦，不过我不后悔。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人总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1个农民。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1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话，我这个人是有造化的，活了这么1把年纪，我在任何社会下都是能够风雨无阻的人，到了我这个地步，你想想1个农民大老粗容易吗？”
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1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1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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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陈永贵为何骂胡耀邦是“胡乱邦”
(原载于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历史不再徘徊》，转载于光明网凌志军[微博]2015-04-28 10:29日文章）
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他还记得十一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涌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六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个县、二十个公社和三百四十个大队的贺礼，收到四百张喜报、一百份“决心书”和至少四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那个时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理位上，却已是昨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入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
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在当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是十八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
姚文元始终不肯屈尊到大寨来，令他极为不满。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时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不过，这一切多是一个乡下农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别所致，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
“四人帮”顷刻瓦解，陈毫无疑问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但是老实地说，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与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凤莲为事态的突变所震惊，一时不知这些人有什么卑鄙的罪行可以让大寨的社员批判，于是求教于陈永贵，陈指点说：“你上去骂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身份作出如此指示，固然浅薄粗俗之至，但是，当时某些评论说他与“四人帮”早有勾结，也实在是一个冤枉。
至于说他没有与“四人帮”对着干，即便属实，也无可厚非。以当时之情景，又有谁能“对着干”？自然不能以此对陈永贵大加指责。这一点，已由邓小平本人加以认定，他安慰陈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当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帮”的大寨，它与小靳庄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江青一手导演出来的一个专门作诗唱戏的村庄。
话虽如此，大寨旗帜的黯然失色，却是由“四人帮”的垮台开始的。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可以为邓小平的改革阵营所接受。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政坛激烈角逐的几种力量中，陈永贵更有可能属于华国锋的阵营。华的诞生地交城县，与陈的大寨相隔数百里，为同一省份。华国锋奠定自己最初基业的吕梁山，与陈的太行山也是遥遥相望，更何况这两个人又同为文革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倾向，乃至种种利益攸关的细节，均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可谓同仇敌忾，同病相怜。
这在二人先后去职赋闲家居的时候，发展为一种至为真切的关怀。这种真情本来极为少有，而在这两个人中间却能至死不渝。大约八年以后，陈永贵终于病逝，华国锋闻讯甚是伤感。就在遗体将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昔日在中南海里的同事们谁都不肯来表示一下悲哀，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后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时，唯华国锋一人蹒跚而入。他在离职之后几乎不再于公众中露面，现在却置身在一个死者身旁。青灯花影，絮语孤魂，昔日中国政坛上两个风云人物，生死两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
陈永贵本人一向热衷于在政治运动中居有领先位置，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之中却一反常态，不置可否，对批判“极左”也只是冷眼旁观，并且暗中嘱咐大寨不要赶这趟浪潮。看来他做得足够周到，所以到了十几年后，很多人想要从公开的报章上发现他此时的立场，都没有成功。陈永贵的豪放久有名声。现在，他却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骂槐，在公开场合则韬光养晦。这局面虽勉为其难，但他终于做到。不过，他还是忘记了官场行事的一个基本要则：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而他私下表达出来的任何情绪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陈在家中逢人就骂的情形不久就传播开来，这引起华国锋的忧虑。他不希望这位农民政治家再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的确，任何人都可以借题发挥，说陈永贵的不满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后来陈对三中全会的决议投了赞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华的劝慰。
其实，华国锋无力阻拦的事，陈永贵更加无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一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这些事暂时还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经使陈永贵感到窘迫。按照他收到的情报，假如不对这种挑战公开还手，事态必将更加严重。但是这个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指挥舆论，陈永贵只好另辟蹊径。这一年阳历10月，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想要召开大会总结十一年间学习大寨的工作，遂将总结报告呈请陈永贵过目。陈指示说与其消极沉默不如主动迎接新的局面，以此来维护大寨的威信。后来李喜慎就宣布说，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也是不应该怀疑的。学大寨的真理已经有十一年的实践来证明。这种精心设计的逻辑虽然悄悄地利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潮流，却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气短心虚，以及论争双方攻守之势的逆转。
尽管李喜慎还在威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弯路。”可是人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致信北京，攻击大寨和陈永贵，这些信件多数都是来自大寨左邻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实情的人。人民日报社所刊登的陈灵风来信，只不过是所有这些申诉者中的一个。在陈永贵的眼里，这件事情的真正威胁还不是一个小小的陈灵风，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公然介入。这中间的象征含义十分严厉，足以在反对者中间引起连锁反应。
很明显，陈永贵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控诉。这局面又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出狱更加动荡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寿，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事情后来以岳增寿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而告结束。岳被拳打脚踢之后继以五花大绑逮捕归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监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仅仅服刑两年便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事情竟会如此巧合，这不是要将人们反对大寨的情绪煽动起来又是什么？陈永贵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后面的鼓励者中，必定还有报纸，还有省长，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甚至可能还有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现在，整个农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钟声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他陈永贵却除了叹息外，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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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陈永贵升职后骄横：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
（人民网-人民文摘2013年05月10日11:01日张广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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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职务上升后，地位变了，权力大了，他的思想作风也变了。他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起来，竟把自己看成是8亿农民的首领。在他的眼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几乎谁也不在话下。他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干部，谁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谁。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李玉秀，因为在“四清”中写了一篇内参，讲到大寨地亩不实。“文革”开始不久，陈永贵把李玉秀揪到大寨进行批斗，说他是大寨红旗旗杆里的“蛆虫”，是刘少奇的“黑干将”，罚他在大寨劳动了半个月才放走。
1968年冬天，陈永贵认为新华社报道大寨不够有力。当时新华社军管小组领导一听慌了神，赶紧把他请到新华社征求意见，并请他给总社全社人员作报告。陈永贵也毫不客气，在全社大会上趾高气扬，大吹一气；同时，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把记者大骂一通：说某某摄影记者拿着“铁姑娘”队长的照片找对象；某某记者嫌大寨招待所的饭不好吃，出去下饭馆；某某记者整大寨的“黑材料”等等，批、骂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要求新华社总社直接组织强有力的记者组去大寨。
陈永贵官大，总社军管小组惹不起，赶紧根据陈永贵的要求组织大寨记者组。军管小组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张广友（《农民日报》原总编辑）的头上，要他牵头组成大寨报道组。一行5人，于1969年初奔赴昔阳。
昔阳县委领导根据陈永贵的旨意，把张广友等5人安排到县招待所，住在一个通铺的房间里等待陈永贵接见。一等就是一个星期，他们天天去问，何时能见到老陈，何时能去大寨？好不容易到了第八天，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全体委员（7人），单独把张广友叫去了，询问记者组的情况，当他听到记者组里有两名山西分社记者时，就说：“总社的，我们欢迎；分社的，我们不欢迎，他们不能去大寨，也不能在昔阳采访，请他们立即回去！”
陈永贵这个人，当了大官，掌了大权之后，一向说一不二。总社没办法，只得按他的意见办。于是，经总社军管小组领导同意，山西分社两位记者回到总社，同去的3人到了大寨，住在大寨村外边的大寨招待所。
大寨门难进，领导难见，群众不能接触。张广友他们每天除了看材料，就是看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大寨的人群，看陈永贵学着毛泽东的样子检阅红卫兵。
他头戴白毛巾，身穿对襟中式褂子，手拿着《毛主席语录》边走边招手，在一片口号和掌声中，连连不断地说：“同志们好！”这些东西实在没法宣传。就这样，3个人在大寨坐了两个月的冷板凳，一篇稿子也没有写成，只好找了个借口，陆续回了北京。
1979年年底，中共晋中地委发的136号文件说：经山西省委讨论同意，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委书记职务，由刘树岗接任县委书记，从此揭开了昔阳问题的盖子。
据昔阳县有关方面统计材料记载：1967年至1979年，陈永贵掌握昔阳县领导权的13年中，全县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因此而死伤农民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在此期间，全县粮食产量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
陈永贵当国务院副总理时，很多公众场合，他将一条白毛巾扎在头上，在高层领导人中间甚是显眼，老百姓戏谑地称他为“永贵大叔”。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永贵大叔”的要求，解除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陈永贵的“乌纱”一丢，揭发大寨问题，披露大寨真相的文章纷至沓来。陈永贵成了“昔日之阳”。当时，中央决定，对陈永贵的错误只在内部总结经验教训，不进行公开报道。
陈永贵这个从虎头山上一步升天的“星”，虽然已陨落多年，但他的错误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损失，给中国农民带来的灾难，将来历史学家去进一步评说的时候，恐怕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重要一章。（摘自《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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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陈永贵为何说，邓小平那天的笑非常可怕？
（《红旗杂志》2016-09-18日文章）
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陈永贵握了一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望着朴素的陈永贵笑了笑，不露声色地说：“今后还得你多指教呢，永贵同志。”
陈永贵说：“只要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什么样的困难都好克服，毛主席离开了我们，还有他的光辉著作嘛，还有他的接班人嘛。”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他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了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二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
陈永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两年半过去，显然陈永贵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
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可怕。
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3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陈永贵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的时候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究竟是要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邓小平不等陈永贵说完，提起公文包转身就走。
“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
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我死了以后要把骨灰埋在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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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由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三人引发的思考
（亿万富翁俱乐部2014-07-27 ）
最近，某官方媒体披露：王洪文在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月薪仍旧是68元。1976年10月王洪文被捕后，搜查者从他在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还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每月15元。”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干部工资，仍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除挣大寨的工分外，中央每天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
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当了副总理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67元2角的工资。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
这则消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王洪文并没有因为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增加工资、提高待遇。陈永贵并没有因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而改变他的农民身份。吴桂贤担任副总理之后，喝杯茶水还都是要掏钱的。官居副主席、副总理却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一个样，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
这则消息实在让眼下那些贪婪成性的各级官员，让那些恶毒咒骂“文革余孽”的改开精英，让那些百般丑化文革、拼命抹黑毛主席时代的反动右派大跌眼镜。在那些龌龊小人的心目中，中国官场应该是这样的：一人得势，鸡犬升天；权柄在握，飞黄腾达；黄袍加身，整个国家就都是自己的了！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当了高官还能如此清贫？鬼都不信！
可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这则消息也让千千万万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让一直蒙在鼓里的底层“屁民”，让改开三十年被忽悠转向的工人农民大彻大悟。老百姓和“屁民”们终于知道，那些所谓的“坏人”其实并不是坏人，他们只是因为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被捕被抓，他们只是因为不肯违心、不肯与小人同流合污才退出政坛。老百姓和“屁民”们因为自己受到欺骗、受到愚弄，从此再也不会相信资改高官们的甜言蜜语、虚伪承诺，再也不会相信资改高官们狡诈的笑脸、假惺惺的眼泪了！
人在做，天在看，两相对比大家心里已经跟明镜似的，再不会像过去那样好忽悠了。
于是，千千万万的底层老百姓就有资格、也有权利质问：如今有哪个中央委员或中央领导敢公示自己的真实财产和收入？有哪个官二代、富二代敢说他们的亿万财富是通过勤劳、通过正当渠道得到的？有哪个高官敢拍着胸口说自己比王洪文、比陈永贵、比吴桂贤还清廉？
几十年来，在改开精英掌控的新闻媒体上，王洪文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是个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陈永贵、吴桂贤等人更是不值一提的“丑角”，是毛主席为巩固自己权利、维护自己统治的装饰和陪衬。既然他们是“坏人”，眼今那些手握重权的高官们，能否与这些“坏人”比一比财产，晒一晒收入，亮一亮心灵，让俺老百姓和“屁民”们也开开眼、长长见识呢？
现在的各级政府官员，也包括企业的主管领导，他们到底拿多少薪金？谁可以知晓？他们如果有一点点良知的话，就不会视公家的钱财为己有。哪怕他们敢于将自己家人的工作公布于众，也算是有一点点小胆。（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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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过去了的事情都成立时。历史是后人写的，也是人民写的。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各政治人物（包括后来者）的成功失败，都是以事实为依据最终定性的，国务院农民出身的原副总理陈永贵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现在的时事怎么定性暂时无关紧要，关键是未来的历史如何定性。这篇文章通过多方筛选，综合网络有关陈永贵正反两方面的文字而构成，对于认识陈永贵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