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的怎样刻成的
第一集：横空出世。
母亲生我那一年，轰轰烈烈的举国上下齐动员的大跃进炼钢终于宣告失败，苦苦支撑了两年的人民公社大集体大食堂终于宣布解散。身上浮肿无力的社员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在这样的氛围中，上过两年私塾的父亲，高兴的把我起名叫‘解放’。
父亲是个中等个头的中年汉子，常年剃着短短的平头，一对不怒自威的剑眉。剑眉底下，一双疾恶如仇的大眼睛让人望而生畏。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连女人看了都羡慕得要死。其实父亲的眼睛不好，深度近视。带个眼镜看书还要把书几乎靠在镜片上。父亲说他一生吃亏就吃在眼睛上，当兵，单位招工都让眼睛给挡住了。不然的话，早已经吃上商品粮。
父亲三十岁有了我这个带把的男孩，高兴的是笑得合不拢口。在那艰难的岁月，父亲居然还请了一桌的客，吃了两斤大米加了一升的荞麦粉。听父亲说，那可是我们全家人一个星期的口粮。在我的前面有两个姐姐，我两个姐姐的前面还有四个哥哥和姐姐，只不过这四个哥哥姐姐的命不好。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逗留多长的时间就走了，其中我的四哥还活到了三岁。哥哥姐姐一个个的死，母亲的眼睛差点哭瞎了。为这事母亲那个时候都快急成疯子。每天不停的叨唠观音菩萨，一到晚上就跪在菩萨的面前好几个小时不起来：“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阿弥陀佛，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不知道到底是感动了天，感动了地，还是感动了菩萨。母亲顺利的生下了我的两个姐姐，并且能够健康的成长。生下我，我就更成了他们的宝了。
刚生下的小孩见风就长。我一天天的长高，一天天的长大。长到两岁半，母亲又生下了我的弟弟。我们就成了一家六口人。
四岁的时候，我慢慢的就懂得一点事了。家里嘴巴多，要吃的东西多，可粮食永远不够吃。生产队开粮仓分粮，那秤杆好多人都伸长脖子围着看。生怕分哪家的粮，秤杆往上翘。往往是秤杆高了又压，秤杆低了又抬。真的仿佛世界上只有秤杆是再公平的砝码。我跟在挑箩筐父亲的后面，手里拿了一个玩耍的竹筒。轮到给我的父亲秤粮谷时，我就假装绊着箩筐的绳子摔倒在谷堆里，乘机在竹筒里面装满谷子，然后迅速用手掌把筒口盖住。除了第一次的红脸外，其如的我都是演得那么的逼真，毫无破绽。
小时候的外婆家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要坐一毛钱的火车后再坐一毛钱的班车，然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正月初二和七月十一，【七月十一是外婆的生日】一家老小准时要上外婆家。那个时候我就老是问母亲：别人家的外婆家好近好近，吃完饭就可以回家。我们家的外婆家怎么这么这么远？坐完火车还要坐汽车？母亲永远不解释，总拿眼睛望着我。家里离火车站有十余地。全家出门非要提前两个小时走。每次要到外婆家，火车也总是晚上到。我就想不明白，到外婆家的火车怎么年年都是晚上开？上火车，六岁长高不长肉的我，明明身高不到一点一，可乘务员就是非要看着有。要花一毛钱买半票，哼！我是绝对不干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把票拿在手上，把票拿在手上。哎，小孩，你的票呢？”乘务员挡在车门口，摇着脑袋。
“我的妈妈在车上，我要妈妈？呜呜，我要妈妈。”我嚎啕大哭同时又用一只眼狡黠的遛着乘务员。
“喂！哪个妇女这么粗心？孩子丢了都不知道，来，大人让一下。让小孩上去。”乘务员拖住乘客已拉上车门扶手的手，把我顶了上去。
火车站到汽车站的距离是半个小时的路程。为了赶班车，母亲用两只手牵着两个姐姐不要命的跑。肩膀上扛着我，一只手搂着弟弟一只手提了个包的大汗淋漓的父亲就跟在后面拼命赶。赶到汽车站，抱着父亲的脑袋，被父亲颠得不行的我颠着脚不停的大跳：
“鬼外婆家这么远我不去了，我要回家，呜呜，我要回家？”
“听话，马上就坐汽车了，来，乖！我的儿子好乖哦！”母亲哄着我。
“那我要吃冰棍？”我用手抓着自己的眼泪和鼻涕。
“我也要吃冰棍？”弟弟也晃着圆圆的脑袋。
“现在过年，又不是六月的天？哪里来的冰棍？”父亲的声音有点重。
“上次我吃了，你是怕用钱？我就要？”我把鼻涕涂在了脸上。
“妈……妈，我要吃冰棍？”弟弟坐到了地上。随即就在地上打起了滚。
“嗯！我的宝宝乖！来，起来哟！你看你把新衣服都弄脏了？”母亲拍打着弟弟身上的尘土。
我和弟弟的纠缠，无可奈何的父亲只得花了六分钱，买了两个打得狗死的包子。我乘父亲不留意，剥了两块包子皮，塞到鼓着长长嘴巴两个姐姐的手中。
外婆家的山是很高的山，很美的山。高耸入云的大山，常年云雾缠绕。奇形怪状的大石头在云雾缠绕的密林深处若隐若现。参天遮日的楠竹飘舞的翠玉般的叶子带着点点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宛若一颗颗金光闪闪的金豆。林间无忧无虑追打的小鸟欢快的笑声，让你有临梦幻般的仙境。
外婆家的水是很清的水，很绿的水。水从高山顶处的云端里，带着扑鼻的清香飞流而下。清脆无底的深潭边，长满着数也数不清的野花。当流入谭中的瀑布，溅起了金色的浪花，无数的花蝴蝶就在这潭边的野花丛中翩翩起舞。不甘寂寞的金丝鲤鱼也不时的摆动着自己灵活的身躯，钻出水面，一上一下的游玩着。喜得和我们一同玩耍的小黄狗是又蹦又跳，狂叫不已。
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就到了外婆家的藕塘边。走过长长的大堤，竹子挡住的外婆家的屋顶就已经能够看到半个头。老远就看到外婆眯着眼睛穿过竹林，从长长的石梯上一步往下走，一边往前看。这都是外婆每年的老习惯。外婆手里拿着我们爱吃的红薯片，后面跟着又已经长大了的小黄狗。一年不见，昔日的小黄狗已经长成大黄了。而外婆头上的青丝也变得有灰有白。外婆特喜欢我，特喜欢我的嘴巴甜。
“外婆，给您拜年了，恭喜你新年大发财，越来越漂亮。”我跑进外婆的怀里。
“哦，我的小乖乖，看看今年又长高了，外婆最喜欢你。又重了哦！来，张开嘴，吃块薯片。”外婆把我搂在了怀里。
“喔喔，喔喔。”黄狗跳得老高，用嘴来抢我手上的红薯片。吓得我把我咬得咔咔响的红薯片吐在了地上。
“去，去……绝狗毛，要死啊。别吓着我的小乖乖？”外婆对着大黄狗就是象征性的一脚。
“喔喔，喔……”大黄狗肆意的叫着，摇着尾巴不停的望着我这个似曾相识的朋友。
外婆家的第二天，第三天。那就是我，姐姐，表哥们的世界了。外婆家的山上有好多好吃的东西：茶树上的白花片，田埂边的红刺球，长在地里的肥葛根，都是我们青睐的对象。尤其是长在岩石缝里的葛根，好肥好大。姐姐和老表们费九牛二虎之力挖出来，就只能由我掌管了。小的我懒得理，我只要最大的。回到家里洗干净，好肥好大的一根就放在火上烤。那香味？嗯！香得你直流口水。烤熟了，姐姐老表们就用眼睛看着我用菜刀分，我分他们一人一小块。乘下的我就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而他们吃完我分给他们的小块后，竟然‘傻’得连其它的都不吃，就一个劲的‘傻’站着看我吃。我也就越吃越有味，越吃越来劲。当我吃完了一节用菜刀再分开另一节的时候，只听见菜刀‘卡拉’的一声，扑的在我的食指上就是狠狠的一口。当时咬得我的血就从我的手指头直线喷出：“哎哟，妈妈呀！不得了了，出血了？我要死了哟。哎哟，哎哟！”我大叫的声音把整个的房子都抬起来了。这一刀砍得厉害，确实很厉害，手指头差不多砍进一半了。医生说如果刀再重一点的话，我这个手指就报废了，我留下了一生永远也洗不掉的疤痕。从那以后，外婆家就慢慢在我的记忆中淡化了。
第二集：调皮捣蛋
从外婆家回来，转眼就到了鸟语花香的春天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三月【我们习惯说老历生日，也就是阴历】的春风把冬天的寒气驱赶得无影无踪。山坡上争奇斗艳的映山红，田野里竞相开放的草籽花；土墙边嗡嗡直叫的野蜜蜂；道路旁互相嬉闹的小伙伴。就构成了一幅春天的图画。正好刚满六岁的我，显得特别的‘成熟’和霸道。生产队里像我这么大年龄的娃娃有七八个，我是他们绝对的‘领导’。我叫他们摸鱼，他们不会游泳。我叫他们掏鸟，他们绝不会下树。看到大人们把有步枪的我邻居叔叔叫做民兵连长，我就让他们也叫我连长。吃过早饭，我头戴别着红星的‘八路帽’，腰里插了把自制的木头大手枪。手上缠了条从姐姐书包里偷的红领巾。威风凛凛早早的站在自家菜地围墙边的樟树上，贼遛遛的眼睛严密地注视着应该快来的老‘部下’。一个，两个，三个……全部到齐。
“连长，我刚才来，看到斑鸠进了杉树上的鸟窝，肯定里面下蛋了。”老流鼻涕，外号叫‘红鼻子’的男孩用袖子抹着自己的鼻涕。
“连长，昨天我看到我爸爸在仓库后面的窑洞里拿东西，里面有好多的红薯。”我的得力部下，家里父亲当保管员的‘大脑壳’晃动着他特别大的脑袋。
“哥……哥，爸爸回来了，你快……跑。”我看到了弟弟从家里菜园的后门口歪着走出来。“爸爸手里拿了好大的棍……子，要打你……哟。”
“嘘，马上进树林。”我像猴子一样，从树上一跳，就弹到了地下：“你们跟我来，谁也不准做声。”我发出了号令。
“哥，哥，我也要去。我不告诉爸爸。”不满四岁弟弟幼稚的声音。
“听话，回家。哥哥带好多好吃的东西给你。”我骗着弟弟：“你太小，跑不动，我们有大事要办。”
“我不……嘛？我就要去。”弟弟纠缠不清。
“给你，‘啪果’！哥哥的手枪给你，听话，回家。”说服了弟弟，事情就好办了。
“红鼻子，你和小眼睛去看看鸟窝里是不是下蛋了？如果有蛋的话？记得蛋不准打烂了，蛋拿好了马上回。快去？”我开始下命令。“谭新和背背你们俩人马上回家拿两个袋子到仓库的后面来。”我转向‘大脑壳’：“你回去把你爸爸的钥匙偷出来，速度要快，你不要让他发现了。其余的跟我到仓库那边去考察地形。”我安排周到，超出了我年龄的范围。
时间不长，‘红鼻子’和小眼睛俩人掏出了树上的斑鸠蛋赶到了，偷钥匙的‘大脑壳’也把钥匙偷来了。谭新和背背则拿的是他们家哥哥姐姐的书包。我从‘大脑壳’手上抢过钥匙，迅速打开了仓库的大门。哟，里面好大的一堆红薯。我高兴的拍不急待拿上一个在身上擦了擦，就全力咬上去了。部下们也学着和我一样，拿着红薯也是大口的大口使劲咬。每个人是足足的吃了两个。眼看着渐渐鼓起的圆肚皮，我知道我们也吃得差不多。于是我叫他们放下书包使劲的装，不能装的就楼在怀里往外面拼命的搬。人多力量大，不到半个小时，前前后后跑了三趟，把里面的红薯就搬了好大的一个洞。这么多的红薯往哪里放？我有的是办法。把红薯埋在我们‘办厨’的灶底下，盖上泥巴，然后再盖上草。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事后，我交待哥们对这个事情绝对要保密，谁说了，我就对谁不客气：永远的开除和我们一起玩耍的资格。
事情往往超出了想象。吃了一天的红薯，到晚上吃饭时，我就明显感觉自己有点不对头。坐在饭桌上，肚子里面的肠子搅得我翻江倒海，豆大的汗珠顺脸而下。我死死的扛着。但扛了没多长时间，就痛得倒在了地上。这下把父亲吓得要死。他二话没说，把我紧紧的抱在怀里就拼命的往外面跑。一路上我的叫喊声和父亲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眼睛高度近视的父亲一高一低，奔跑在模糊不清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上。一不留神，抱着我的父亲就跌倒在满是水草的田野里。父亲可不管这些，他爬起来继续跑。在他的心里，儿子就是他的全部，没有什么比儿子是更重要的……满身淤泥大汗淋漓的父亲抱着我奔波了十来二十里地，总算是到了人民公社的卫生室。接诊的幸好是位刚从县医院退休了的头发都透顶了的，戴着眼镜长着很长的灰白胡子的老医师。看着他那比父亲还要深邃的眼睛和已经透顶了的脑袋瓜，就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医生？而且应该就是医道高手中的高手？这不，只见他用手摸了摸我涨得顶瓜顶瓜的大肚皮随即在上面敲两下，然后又用从我肚皮上滑下来的两只手扳开我的嘴巴用他的鼻子在我的口里闻了闻，苦苦的思索了一下。终于，他总算是发话了：“嗯！味道不是那么好闻？有一股馊味。你的孩子一定是吃了很多不干净的东西，可以说是属食物性中毒。”老医师用他那捉摸不定游离的目光对着我面目狼狈的父亲说：“吃下去太多不干净的东西，消化不了，时间长了就会转发成肠炎，现在要马上做手术。你带钱了没有？”父亲一听老医生说是要变肠炎还要做什么手术的，吓得脸都白了，浑身颤抖。他一把就抓住了医生的手：“老医生，您一定要救救我儿子，不管用多少钱我都要救我儿子。儿啊，你要是得了肠炎病，那你还怎么活呀？”父亲泪流满面焦急的望着老医师。“你说什么话？猪得了肠炎病就活不了，人得了肠炎病又没什么的了不起，这是个很小很简单的手术，只要是医师都会做。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带钱了就好办。”老医师边说边准备东西。
说那手术也真的很简单，很简单。老医师在父亲抱着我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大盆的凉水，从药箱里拿了根好长好长的软管子用开水瓶里面倒出的热开水泡了泡。接着把泡了的软管子就放进了桌子上的那大盆的凉水里。他又从药箱里拿了点药的什么的放进了那放着管子的大盆的凉水里后，就叫我父亲用手死死的箍住我的手和脚，说是不能让我动。然后他又吩咐医院另一个大夫夹着我的脑袋扳开我的嘴巴：接下来他自己从桌子上的凉水盆里拿起管子就往我的喉咙里面插，我这才知道他说的手术就是给猪插管的那样的插。管子一点一点的往我的嘴里插，我的喉咙涨痛得的是想吐什么东西的但又吐不出来。那种难受我不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我只记得当时我只能用惶恐害怕的眼神来乞求他，抗议他。我估计那长管子已经插进了我的肚子里，如果再往下插说不定管子就会破‘门’而出。我惊恐无力可怜兮兮的呻吟着，呻吟着……管子总算是不再往下插了，可他又往管子里面死劲的灌桌子上的那盆凉水。灌水就像我平时看到的牛生病要灌药那样的灌。我是那么的孤独和无奈，身上没有半点反抗的力气。水顺着管子源源不断的流进我的肚子里。眼看着盆里的水是越来越少，而我的肚子像是在用气筒打着气，越来越大，越鼓越高，差不多有南瓜那么圆了。如果再加水的话肚皮肯定就要爆破。看到我的肚子涨得那么大的老医师望了一下盆里的水就果断停止了灌水。他不急不忙的把管子拔了出来；接着拿了个马桶放在我屁股底下，然后就逗着我笑：“喂！小朋友，你知道我头顶上的头发到哪里去了吗？”他眼睛对着我眨了眨：“知道不？那全部都是虱子咬断的。虱子咬下来的头发我可不想浪费了，我就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所以我的胡子比你的头发还要长，你摸摸看，是不是啊？”虱子能咬断头发？胡子是贴的？那父亲怎么老是用刀子刮？天真可爱顽皮的我忘记了肚子的难受，伸出小小的手指头抓着老医生下巴的胡须就是狠狠的一下，拉不动：“老光头骗人，你的胡须不是贴的是长的，不然的话怎么拉不动啊？”我一说完果然我就笑了，我一笑“噗通，噗通，噗通……”坐在父亲身上的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底下的闸门，屁股对着马桶就开始了连续不停的轰击“噗通，噗通。。。。。”。接连不断，直冲而下。储存酝酿了一天能量和营养没有休息的肚子，在这个时候有如山洪全面的爆发，势不可挡，刹那间就泻了大半桶。冲出来的东西是要多难闻就有多难闻，那难闻的气味，顿时笼罩整个房间。老医师和帮忙的那个大夫用手捂着鼻子，几乎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出了房间。房子里面就只乘下父亲抱着几乎虚脱的我。竭尽衰竭的我好不容易拉完后，轻松了许多就昏昏沉沉在父亲的怀里睡觉了。
事情远没有结束。没过几天，种红薯的季节就到了。生产队全队人马挖好地，就准备到土里种红薯。当大人们打开仓库进窑洞拿红薯种时，他们全都傻眼了：留种计划的红薯搬了那么大个洞，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这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吗？那还了得？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的老队长当场就发火了：
“马上查清楚，是谁偷走了队里的红薯？有人想我们破坏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门都没有。民兵，你马上报告大队部。”队长扯高气扬，声如惊雷。
“这个仓库只有会计和保管员有钥匙。别人进不来，也没有胆子进来，肯定就是他们两个了？”在一旁对会计和保管员有矛盾的记工员彭叔不怀好意。
“这几天会计家的丈母娘死了，会计没有在家，肯定没份？”会计的亲戚在队里当出纳员的牛伯出来解释。
“保管员回来没有？回来马上把他押到大队部去。”队长有绝对的权利下达这样的命令。
可怜的我得力手下大脑壳的父亲周叔，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在站上【现在叫镇，以前我们叫站上】回来的路上，就被民兵带到了大队部。
大队书记姓徐，五十岁的年纪。有着中央领导一样魁梧的身材和脑袋，经常穿着一套蓝色的中山装。当他把中山装的扣子打开，用右手撩着一边摆动的时候，那简直就是开国元帅。他的嘴巴叼着一个烟斗，右手把中山装摆了摆，接着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就是重重的一巴掌：
“你是队里的保管员，胆大包天？竟然敢挖社会主义的墙角，那就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敌人，那就要批斗，就要游行，你是进入社会主义里面的叛徒内奸和工贼。”大队书记龇牙咧齿面目狰狞地喷着口水发挥他的表演才能：
“民兵把他捆起来，今天晚上看好，明天上午和那个偷白菜的人一起在全大队游行批斗。这个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如果不刹住？那还得了？那我们社会主义就要垮台了。”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周叔在有如皇帝权利的大队书记面前是没有说话资格的。他就站在那里看着书记的嘴巴不停的翻动，至于后来说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不知怎么回事，自己明天要和偷白菜的人在全大队游行了？自己又没有偷什么东西，也没有说什么反动的话？他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周叔那天晚上没有回家，他和那个偷白菜的人关在了大队部的牢房：地下室。
第二天上午九点整，在邻居队的田埂上就传来了蔡久打锣的铜锣声了。
“大家都莫学我的样偷白菜啊，是偷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菜啊！”“当，当……”铜锣的响声。
“大家都莫学我的样偷红薯啊，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啊！”“当，当……”铜锣的响声。
要是平时的话，看的人肯定不多。地主和富农包括四类分子经常都是这样游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但今天是生产队的保管员游行批斗，是本队的‘官’员，所以整个屋场的人都出动了。果然周叔和偷白菜的两个人被四个背着抢的民兵押着游行来到了我们生产队。两个人都被绳子五花大绑的捆着。两个人手里都提着一个破铜锣。偷白菜的人胸前挂了一颗大白菜，周叔的胸前吊了一个大红薯。周叔到了自己生产队自家门前就放声大哭，声音凄惨无比。他想不通，自己昨天还是队里的保管员，今天怎么就成了游行批斗的四类分子了。他哭完后就迅速低着头，眼睛看着地下。轮到他喊‘口号’的时候，他就把口对着天上喊。周叔的老婆陶婶蓬着头，穿着一件短袖的汗衫，光着脚也挤在人群里。她为自己的丈夫感到好委屈，丈夫明明没有拿一个红薯到家里，怎么就成了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人了？她没办法，她也无能为力。看到丈夫满头的大汗，她快速的跑进了屋子，用大碗盛了满满的一碗水端到了丈夫的口边。她也只能这样做，这是唯一能帮丈夫做的事。“当，当。”“大家都莫学我的样啊，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啊？”周叔游行的队伍渐渐远去……
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的得力部下，周叔的儿子‘大脑壳’居然没有看到？我在我眼睛能看到的视线范围内迅速扫了一遍，没有发现他的身影。这小子够哥们？他没有把这个事说出去，不愧为我的好部下，我可是指挥的主谋啊？我当时确实吓得心惊胆战，六神无主。我担心他们说出来后，我也要挂牌子游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担心要发生事，偏偏他就不发生。这个秘密一直没有人知道。只不过大老壳的父亲由于这个冤案，从此由生产队的保管员贬成了庶民。而彭叔就自然而然顶上了周叔的位子：神气地当上了生产队的保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