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二十八）)吴万伟：忧心忡忡的国度
马克·埃德蒙逊 著 吴万伟 译
在世界历史和国民身份认同的众多难题中有少数问题异常突出。有人可能询问，曾经是世界上到处流浪的恐怖海盗的维京人怎么成功地变成温和的北欧社会主义者，反而教导我们如何体面地生活和追求优雅的艺术？曾经征服世界的凶悍和好斗的罗马人却成功地演变成迷人的、热衷享受的意大利人，他们天生喜欢美食、美酒，喜欢争吵，整个社会总是乱哄哄的。
很快，有人提出了有关美国人的类似意外问题。一个在大洲定居，创造了庞大财富，经历过一场又一场战争并赢得胜利的国度怎么竟然全都变成了胆小鬼？这种转变怎么会这么快？二战时的一代美国人愿意离开家乡奔赴世界各地与法西斯分子作战，如今我们的国民似乎基本上由田鼠组成，一旦感觉到不友好的阴影就惊恐地颤抖不停。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似乎把安全和繁荣放在首要地位。一旦有人威胁或似乎要发出威胁，我们就变得困惑、害怕和生气。
世界各地不喜欢我们的人（这种人当然不在少数）倾向于把美国人看作强大的帝国主义野兽，残酷地追求我们在全世界的目标。我们强大、暴躁，如果想要什么，我们就动用压倒性的武力去掠夺。但这是真的吗？
我们对风险的宽容度越来越小
有些事情在外部世界看来是欺负人的霸道行径，是在展示肌肉，但在我们看来，如果仔细考察后会发现这些行动其实不过是出于恐惧而已。美国人是痴迷于安全的国民。我们对被视为安全威胁的东西有超级发达的想象力，而且表现越来越明显。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年后，珍珠港遭到猛烈的袭击后才说服美国人最终参战的时刻终于到了。一旦被说服后，他们义无反顾。现在只需要最小的刺激就能让我们感到威胁。哪怕最隐蔽的力量或条件令我们称为“安全”的东西面临风险，我们就会使用动不动就吓坏了的人的那种愤怒发起攻击。
最显著的例子是：我们与另一个国家伊拉克交战，因为我们相信它拥有威胁到我们的武器。这些武器怎么会威胁美国的和平与繁荣呢？即便那些武器存在，伊拉克人也没有办法对伤害我们。萨达姆·侯赛因没有可靠的运载系统，在可见的将来他也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系统。但是，我们去抓他，去攻打伊拉克。这是帝国主义意志的表现？毫无疑问，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我怀疑，更深层的原因是恐惧。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根本无法容忍风险的国家和国民。
2001年9月11日，我们遭受了袭击，这是怯懦的和破坏性的袭击。我们需要做出反应。但我们不是搜查和惩罚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而是侵略了阿富汗整个国家。一小撮激进群体---基地组织之所以能够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推入战争中就是因为其成员正确地认识到美国过于缺乏安全感，根本无法容忍任何风险。恐惧造成反应过度；恐惧导致滥杀无辜。
我们为什么常常称敌人是恐怖分子？乍一看，称某人是恐怖分子似乎是贬低和打击他们的方式。恐怖分子神出鬼没，让人看不见摸不着。恐怖分子使用肮脏的手段，没有胆量穿上制服直接面对敌人。他安置炸弹，袭击无辜平民目标。不错，人们明白了。
但是，恐怖分子这个词及其滥用有可能告诉我们自身的更多东西而不是敌人。恐怖分子是能够让我们感到恐惧的人，是能激发恐惧的人，显然，人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现在，美国的所有敌人似乎都被称为恐怖分子。大国的领袖萨达姆·侯赛因是恐怖分子，卡扎菲是恐怖分子，阿萨德是恐怖分子，塔利班成员是恐怖分子。有时候甚至每个怒气冲冲手拿电脑的男子都是恐怖分子，连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和一两种破坏稳定的思想也被称为恐怖分子。
我们称他们是恐怖分子是因为他们令我们感到恐惧。我们称他们恐怖分子是因为无论大小（多数很小）他们都让我们感到害怕。我们为什么这么轻易地感到害怕呢？
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种恐惧的表现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不仅出现在国内生活中而且体现在外交政策上。美国现在热衷于安全协议和机构。在机场我们接受安全检查；我们担心身份信息被盗；害怕密码被盗。（就像参加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俱乐部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密码）我们走上前去的每个门都是锁着的；每次进门都要求接受检查。金属探测器无所不在；工作人员总想看你的身份证。你的证件符合规定吗？你是不是冒充者？
焦虑的时代
这种安全痴迷的侵入有两种方式。它让我们感觉更好些：公共活动和地铁上有摄像头。我的银行每次都要检验我的在线密码并询问若干个人问题。交通安全管理部门的官员在我进入机场时要打开我的行李。但这里都有潜台词，不是吗？如果我们在安全问题上使用这么多的资源---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时间，那肯定是有某些东西是我们需要确保安全而防范的。如果根本就没有魔鬼，为什么投入所有这些资源来控制魔鬼呢？
但是接着就有了现实问题：他们这么做都是有原因的，不是吗？那里的确有令人害怕的东西。这是符合逻辑的：肯定要感到害怕。
我们反复地询问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枪支？因为法律说我们可以合法拥有枪支---至少这是部分原因，但肯定还有更多理由。拥有枪支的部分原因是支持禁止枪支者永远也不懂的东西。他们就是不听枪支持有者一再告诉他们的需要拥有枪支的理由。那些愿意增添对步枪拥有者实行限制的人往往认为枪支拥有者是野蛮的、危险的家伙，他们容易使用暴力或欺负人，他们情绪激动，打猎吃肉，暴打妻子、大骂孩子。
但是，让听听枪支拥有者在谈论防卫自己的需要时实际说的话。他们说得很简单：我的枪是用来防身的。我使用枪支防止有人进来伤害我和家人。他们知道拥有枪支很危险。他们知道发生过意外，家人相互伤害或因为可怕的变化而自杀。但他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日常的危险更多，只有拥有枪支才能让他们呼吸顺畅。我相信他们说的是实话。
没有枪可能比持有枪支更安全，至少若你害怕的是被枪打死的话。忘了这个事实吧。虽然更多的人意外射杀了自己或家人（或在盛怒之下）而不是危险的攻击者，但这个现实并不能说服持枪者改变主意。惊慌失措的时候，你很难理性地思考问题。持枪者--至少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吓坏了。他们总是想告诉我们，但我们就是不听。
或许我们过于焦虑而不愿意听。我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告知，焦虑是生活背景中缺席的情感---我们生活在焦虑时代。2013年，《纽约时报》刊登了论述焦虑的系列文章，多数都是焦虑者所写。其假设是这些人讨论的问题影响到我们所有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结果有一百万种焦虑，一百万种迹象和症状。人们在地铁车厢里四处溃散，因为他们相信列车可能出了故障；如果参加就业面试、面见老板或者撞见从前的恋人，他们的脉搏和血压可能升到天上去。竞争者相见都竭力紧张地相互躲闪。似乎人人都处于焦虑之中。
焦虑不容易定义，但它通常被描述为对我们生活中可能到来的东西感到惊恐不安。我们对未来、前景、尊严、繁荣、安全感到焦虑，我们害怕陷入贫困，害怕落入遭到忽略的丢人处境。
该如何纠正呢？人人都知道答案。吃抗抑郁药物帕罗西汀(Paxil)和左洛复(Zoloft)。只要能稳定情绪的药都吃，当药物不起作用时，就吃别的东西。从医生和医药公司那里购买信心，购买安心，购买保证，购买平静。如果你性格更坚强些，你可以锻炼、协商、改变饮食，以及从有机体角度征服焦虑。
勇气需要辛苦工作
焦虑难道不就是恐惧的另外一个名称吗？常常如此，虽然不一定。焦虑者往往感到害怕。惊慌失措没有什么特别错误之处，恐惧是生物性反应，但是我们因为放纵它而放大了它的影响。多个世纪以来，人类明白恐惧是你必须战胜的东西。战胜恐惧的确很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一个法国将军在参加危险的行动前说“你在颤抖，我的身体，你在颤抖！等着直到你看见我不久就要战胜你。”那是意志战胜自我保护的冲动。但至少将军的恐惧与其风险相匹配，他真的可能战死沙场。事实上，他的死亡几率的确很高。
相信地铁车厢肯定要出车祸的人的感受当然没有多大的事实根据，但她的颤抖与决定英勇献身沙场的将军同样强烈。我并不怀疑有些形式的焦虑可能与可怕的心理疾病有关，如狂躁抑郁交替症、精神分裂症等。那些焦虑需要同情、尊重和治疗。但是，很多形式的焦虑---如果《纽约时报》的表述准确的话---要平常得多，它们基本上是过分积极的想象力造成的或者愿意屈服于恐惧的施虐然后用药物治疗。你越是每天用药物治疗恐惧，你能控制恐惧的可能性就变得越小。勇气需要工作。
如果有一个纪念碑表明了我们屈服于恐惧文化，那就是美国监狱。监狱就像庞大的坟墓一样在全国各地大量出现。这些监狱和生活在其中的两百五十万人是21世纪美国恐惧的地理位置图。美国把国民关进监狱的比例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比俄国、中国甚至北朝鲜更大。美国的监狱人口比印度、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大得多。这些监狱最初不是用来改造犯人的。美国监狱中的囚犯之所以被关起来主要是惩罚和将我们与那些可怕的家伙区分开，其中37%是黑人（虽然美国黑人占人口的比例只有13%）。
有人说，美国是野蛮的国家。美国人奉行的是以牙还牙原则。我们是不能容忍犯罪的刑罚严厉的国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我们是忧心忡忡的国家。年轻的黑人男性令民众感到害怕。因此，过高比例的黑人最后被投进监狱，抓捕的司法程序常常令人怀疑存在瑕疵，仅仅因为参与或拥有可卡因而被重判然后服满刑期。可我们感到更安全些了吗？
似乎没有。有时候你越想消除恐惧，你就越发感到害怕。不久前在我们的小镇，当局逮捕了两位年轻人，他们被控伪造身份证件并在网上销售。其中一个不喜欢使用假身份证。这些假证件可能被用来干种种坏事，但我敢打赌其最常见的用途不过是说服门卫那些20来岁的年轻人实际上已经21岁了而已。到了逮捕坏人时，你可能期待当局要派两名警官到前门，一名警官到后面包抄，只是为了万无一失。
当局派出了装甲车。是的，几年前曾经让全副武装的战斗装备开到了伊拉克城市费卢杰（Fallujah）的大街上。他们派这辆装甲车进入南方偏僻小镇的居民区，同时还有一小队配备了武器和装备的准军事人员，你可能认为他们是要攻占一个恐怖分子集中的地堡。
这种阵势是21世纪美国的安全剧场的一部分。或许这让某些人感觉到更安静些。但人们可能忍不住思考，如果你需要这种程度的火力，如果你需要这种惊人昂贵的安全，那里的危险程度可能令人感到恐怖。监狱、密码、星河战队（the Starship Troopers）和防止身份被盗的92种保护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真的令人恐怖，甚至这些防范措施还是不够。
除了恐怖主义和焦虑之外，越来越惊恐不安的国度还受到第三个场景的困扰。其名称是恃强凌弱的霸道行径。当然，防止人们残酷对待他人是个好主意，这始于小学的时候，那里我们常常宽恕《蝇王》心态（Lord of the Flies 是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代表作，借小孩的天真来探讨人性恶---译注）。但是现在恃强凌弱的霸道行径无处不在：老师欺负学生，老板训斥下属，邻居欺负邻居。对某人说了句尖酸的话（生活中若没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话，生活会是什么样？）就是欺负人。恃强凌弱的霸道行径已经超越了字面意思的应用范围，不仅指校园中大孩子欺负小孩子而且已经变成了一种比喻，指一个人对他人施加看得见的压力的任何做法。我们已经被吓破了胆，这种说法很有道理。我们已经不能捍卫自己，不能相互保护。恃强凌弱的的霸道行径无处不在，我们需要妈妈，需要妈妈无微不至的爱护。
在此过程中，媒体功不可没。现在多亏了facebook和twitter，我们也为媒体的喧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没完没了地上网表达我们的担忧、厌恶和恐惧。灾难新闻！恐怖分子新闻！欺负人的新闻！疾病新闻！
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造成了当今的恐惧文化？美国人为什么如此焦虑呢？简单的答案是9-11袭击造成的。针对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袭击让我们觉得似乎任何时刻、任何一天、在任何情况下，人人都可能砰的一下子全都死掉。毫无疑问这种解释有些道理，但我认为这还不够。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已经奠定了恐惧文化的基础。9-11袭击加剧了已经快速发展的条件和已经出现的性格缺陷。简单地说，我们不再渴望成为勇敢者。英勇无畏不再是我们竭力培养的美德。我们相信自己已经度过了争吵、痛苦和斗争的阶段。所以我们不再教导孩子和自己要英勇无畏了。
勇敢还是安全？
在我们的文化中，自我理解的最基本术语已经转移一段时间了。我们越来越多地用心理学甚至病理学术语看待自我。我们说自己焦虑而不说害怕。我们围绕欲望确立生活目标，或者追求我们在世界上渴望获得的东西而不是着力去培养美德。我们假设自己是像机器一样的动物，需要适当的药物或锻炼或食物或其他微调以便获得最大化的效率和幸福。请注意，我们渴望的不是美德，不是勇敢，不是自我控制而是幸福。当然，对幸福的追求是美国国民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是只是到了最近我们才逐渐一心一意地专心致志地追求幸福，完全忽略了对美好生活至少同等重要的美德的培养。对美好生活来说，美德、幸福都不可或缺。社会批评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的著名概念“心理人”的关键词是欲望，他试图得到在世界上想要的一切，而外面的世界几乎总是障碍，它阻止希望的实现。因为不能总是得到想要的东西，他只好竭力获得他认为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从心理学角度看待自我的个人把自己看作由欲望定义的人，成功的标准就是实现这些欲望。正如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等人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他们不怎么关心美德。这些美洲心理人（Homo psychologicus americanus）不愿意按传统的标准生活。他们通常对抽象品质如同情心等不感兴趣，很少关注真理追求，对真正的艺术创造也没有丝毫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有自己。
我们已经不再教育孩子们如何做到勇敢无畏。不是训练孩子们勇敢或称赞勇敢，相反，我们却在紧张兮兮地匆匆忙忙地过分保护自己。在本来应该展现勇敢之处，我们却在宣扬安全。
古典文化并不讨论恐怖分子、霸道和焦虑。它讨论敌人（真正的敌人）、竞争和勇气。希腊人和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教育孩子们要英勇无畏。斯巴达男人都要培养成战士，都要学习如何战胜恐惧，战胜对手。柏拉图说过勇气就是知道害怕什么不害怕什么。因此，他修改了荷马（斯巴达人）的观点，即真正勇敢者什么也不怕。但柏拉图描述了人类的灵魂，他从内部辨认出勇敢的核心所在。他称之为精神部分，并解释说受教育者就意味着培养精神之贵（请参阅 吴万伟 “《精神之贵：一个忘却的理想》简评”《社会学家茶座》2014年第3辑 113-122页。http://www.aisixiang.com/data/80299.html ）。你需要不断强化你潜在的勇敢，虽然勇敢总是受理性控制。
美国教育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培养勇敢。当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年少之时，他的母亲---坚强的罗马遗孀教导他要忍住疼痛不哭。她教他勇敢，他变得英勇无畏，站在队伍的前面不顾生命安危冲锋陷阵。我们不是人人都注定成为凯撒大帝，但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方式。我们或许需要帮助孩子们变得更勇敢些。我们需要说：是的，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和危险，但最好的办法是承认这个事实并勇敢地去面对一切。
我们很少人能够摆脱人生带来的可怕意外。我们很多人都必须面对年老体弱和各种疾病。人人都必须死亡。我们能够教导自己面对这些必然吗？现在是否已经太晚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强悍的雅典人的民主教导。他们告诉我们懦夫不配享受民主。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在其赞颂雅典战争英雄的伟大葬礼演说中说雅典人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品质，但他认为最重要的品质可能是顽强不屈。他们常常被打败，但最终胜利还是比失败多。在被打败后，他们埋葬了死者，整理自己后重新再战。他们知道生活不容易，但他们为这个伟大的实验，为民主而感到自豪，为参与这场斗争而感到高兴。他们不想让世界其他地方看到自己畏缩屈膝的样子。斯巴达人天生都是战士，就是要上战场的，就是为战争而生的。但雅典人为了艺术、贸易和赚钱而生，他们交朋友、弄文学、哲学和艺术，但他们也能英勇作战。他们能够奋起抗争，能够激发出潜在的英勇无畏。斯巴达人的生活如此艰辛和严酷以至于离开那样的生活似乎不那么困难。雅典人则为创造美好的生活而感到自豪，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有勇气放弃这种生活。他们明白生活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为了孩子，为了雅典，为了民主的观念和理想。他们克服恐惧的窍门非常简单：竭尽全力地勇敢无畏而已。
作者简介：
马克·埃德蒙逊（Mark Edmundson），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著有《为什么足球重要？》。
此文原刊于The Hedgehog Review 16.3 (Fall 2014)
译自：One Nation Under Fear by Mark Edmundson
http://www.iasc-culture.org/THR/THR_article_2014_Fall_Edmundso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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