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了年味关乎胃

我小时候盼过年的主要因素是吃点好东西。6—7岁时正是60年代初，社会归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伟大统帅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计划经济，居民生活的必需品国家实行配给制，凭户口本、粮本领票购买生活必需品。粮油肉蛋，烟酒糖茶，地瓜、火柴、豆腐等等都得用票购买。过年能吃到肉或鱼，确切点说能吃到由爸妈分到自己碗里的几块肉或鱼；能吃到油炸糕、黏豆包、大米饭，尽管只是年初五之前偶尔的几顿饭能有；能吃上饺子，虽说饺子馅里很少能找到肉星，多为白菜、或萝卜、或酸菜加猪油或熬猪油剩下的油渣伴的馅，但毕竟是饺子，也的确很香。记忆中的饺子香，不比现在一个肉丸的，一咬香汁四溅的饺子差多少香味；年前母亲能分给几个孩子每人十几粒糖球，属自有财产，由自己保管自己支配什么时间消费。没人偷也要不停地变换藏匿地点，一天还要打开纸包数几次，因为那些糖球是整个正月自己最为珍贵最为快乐最为有拥有感和自豪感的东西。当然，如果父亲能分给一挂50响或30响的小鞭外加半盒火柴，那年能过的如神仙似的快活。

70年代上山下乡，国家还是由毛主席他老人家指点江山，他老人家提倡过革命的年，正式提法应是：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准贴封资修的对联、招财进宝图案，那是有封建迷信的东西，也不准放鞭炮，其实也没人买得起鞭炮。院墙、门框上写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限制小生产势力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标语口号。过革命的年，思想很容易革命化，但这胃不行，胃不买革命化的帐，还是想着过年吃肉，吃大米饭，吃黏豆包。那是1975年的春节，因为担任青年点的伙食管理员，腊月二十九骑自行车跑到五十公里外的县城，以青年点五十几口人的名义，找同学的父亲买到一条十几斤的胖头鱼，买了十几斤猪肉，高兴地连夜赶回青年点。年除夕，大伙都回家过年去了，留守的一人和我，用钢锯锯下一块鱼，用斧子砍下几块肉放大锅里炖上，加上白菜、土豆、冻豆腐，炖了一大盆，热热乎乎、香气四溢。焖上一锅大米饭，这年夜饭就齐了。喊村里的几位同龄人，有揣一瓶果酒的，有带几个冻得嘎嘎响的黏豆包的，有带点花生、瓜子的，有掏出几个带冰渣的冻秋梨。除了黏豆包常见一些，果酒、花生、瓜子、冻秋梨可是奇货，家家穷的叮当响的年代有如此好东西，年夜饭自然吃得惬意。那顿饭留给胃的记忆是很香，很饱，很过瘾，以至于至今胃也没找到那香、那饱、那过瘾的感觉。

有那么十几年了。春节临近，不是考虑买鸡鸭鱼肉，因为冰箱里总有，胃不想吃，就在冰箱里积压着。春节反而买点白菜、萝卜、洋葱，加几样细致一点的蔬菜就行了。油炸糕、粘豆包一年四季满大街有喊着卖的。大米成了主要粮食，苞米面、杂粮反而奇货可居。糖球也变得五颜六色、包装的花花绿绿，也分不出品牌，更叫不出那拗口的名字。世道变了，胃口也变了，过年想解馋的期望没有了，就剩下看看老的，抚摸几下小的，年味自然淡了一些。但淡的心生感激；治国当家人的思想、观念、办法，更接近于人性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了。

2014——1——19——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