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童年

我出生在邳北荒僻小村中一户贫苦的农家。在我阅世之前，父母已艰难地养活着三男一女，我的出生，又添了一张嘴，无异于给家庭雪上加霜。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只身到浦口码头出苦力，扛大包。在我虚岁五岁那年，父亲身染恶痢，无钱医治，竟客死异乡。人亡导致了家破。为了运回父亲的灵柩，家里将我和三哥卖于他人为子。从此开始了我的有记忆的黄连拌蜜糖的童年生活。

我的痛苦磨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养母的虐待，一是冬烘先生的责打。

养父为人宽厚温和，很少见他疾言厉色，他对我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终他一生没有戳过我一指头，没有呵斥过一回。而养母却相反，可能是因为自己不育，不得不抱养个野小子，看到丈夫疼爱，心理变态。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于是变着法子折磨我，每天要是不打骂我几顿就过不去似的。她打我，除了扇耳光、用指掐，还动用刑具，什么笤帚疙瘩、擀面杖那是经常用，有一次，还用针锥扎我。。。。。。挨打挨骂是我的家常便饭，一直伴随我多年。

我进了养父家之后，便被送进了自家办的私塾里，又遭受着另类折磨。

我初学的是《三字经》，接着学的是《百家姓》。一开始，先生只是照本宣科，一字一句地教我念：“人、之、初、性、本、善”。并不教认字，更不用说讲解了；教到我自个会读了，便回到座位上扯着喉咙念；念孰了，自动到先生面前去背书；背完了先生再教读新课。对于这种“鸭子吃蜗牛一一食而

不知其味”的学习，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但在高压之下，只好被动地鹦鹉学舌。一本《三字经》学到三分之一时，先生便不再教念读了，改教认字。先生指着课本上的字先教几遍，然后再指字让我认。尽管我并不认识，但也难不倒我：我可以根据背诵的内容，确定字在文中的位置，就可以“顺”出来了。后来先生改变了检查的方法：用一张开有小孔的白纸，在书上套字，让我去认那套孔中的字。这一下子可把我“套”住了。若是认不出来，或是认错了就用“戒尺”（一种宽厚约七八公分、长约四十公分的木条，专门用于责打学生）责罚，每“瞎”一字打一下手心。我的两只手经常红肿着，而字却没认几个。

令人苦恼的事不光挨打，还有那蹲牢般地熬时光。私塾教育的主要问题，除了教学方法的不科学，更表现在教育方式的非理性：“圈养”式和单一化。

上私塾最难受的是熬时间，从天亮到黄昏，中间除去两顿饭的短暂间隙外，一直学下去，不分上下课，也没有课间休息，还不能随便下位活动，就那么坐着，念着，那滋味跟蹲牢有什么两样？就连大小便也得先生批准，次数多了还挨斥责：“懒驴上磨屎尿多”。再加上一天到晚就念那一本书，没有音、体、美等课程的调剂，刻板、单调、乏味。一个劲地念啊，念啊，直念得口干舌燥，头昏眼花。直坐得腿麻腚疼。只有很短的几次机会可以站起身，伸伸懒腰活动一下，那是先生出去大小便，由“大学长”装模作样地维持秩序时，尽管还不能走出教室，但精神上的片刻放松，也是难得的享受。偶尔先生生病，或外出办事，临时放假，学生们如逢大赦，像鸟儿出笼般的欢快。可见儿童比成人更需要自由，更热爱自由。

这样艰苦的学习生活我苦熬了两年。1938年爆发了日军侵华的台儿庄战役，我跟养父母离乡背井去“跑反”（临时跑远一点，以躲避战火波及），才结束了这噩梦般的私塾生涯。台儿庄之战后，家乡沦陷，养父母又带着我到离家十多里地的董坝子过上“侨寓”日子，有一年多没有上学，这一段时光，是我终生难忘的童年最快乐的日子。真是“家国不幸我独幸”，异数啊。

我厌学并非是顽劣、懒惰、不思进取，只是不适应私塾这种教学模式。试想，五六岁的孩子，现在正在幼儿园里，边游戏，边接受知识教育，他（她）们还会厌学吗？爱自由，爱玩儿是儿童的天性，那种圈养式的私塾教育，戕害儿童的身心健康，理所当然地被时代所淘汰。但在商潮汹涌的今天，各种沉渣泛起，有的地方，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又办起了专门读经的私塾，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居然批准了;更有一些媒体添油加醋地炒作，似乎一时之间“国学”热起来了，“国脉”又承续了，优秀的教育传统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发扬光大了。我有一个假想，如果把热心办私塾的人和推波助澜的鼓吹者们都请进私塾里，让他们亲自体验一下这种教育的“优越性”，亲炙芝兰之馨，不知他们能否不改初衷？须知，儿童少年是鲜活的生命，是未来的希望，不是小白鼠，怎么可以拿他们做开历史倒车的试验品呢？

下学之后的那段短暂时光，是我灰暗童年的一点亮色，七十余年的历史灰尘，没有把它掩灭，现在又被回忆拨亮，不禁感到唏嘘，留恋，神往！

那时，养父经常不在家，是为了躲避日伪逼迫他任伪职。养母则不是串门子就是码（ma)纸牌，没有心思管我。在家庭失控下的我，整天和村里的男孩子们变着花样地“野”。春天逮鸟。那时树木虽然没有现在多，但鸟却不少，除了麻雀和燕子之外，什么斑鸠、布谷、云雀、黄鹂、鹌鹑、鹯子、白头翁、红蓝鸟等等，多了去了。现在这些鸟儿很少见到了，连麻雀都快成稀有禽类了。那时我们的小脑袋瓜里 ，根本没有“保护鸟类、保护自然生态”等科学意识，只想到一个“玩”，什么好玩玩什么。逮成年鸟，须用网绳夹子；捉雏鸟，则上墙爬树掏鸟窝。天热了，白天就下水学游泳，捉鱼捞虾掏螃蟹。晚间，就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捉迷藏、打拐、老鹰抓小鸡、抓俘虏等等。有时，还制造“武器'：拿根木棍，拴上绳子，往肩上一挎，就是步枪；拿块木头刻巴刻巴，再拴上红布条就是盒子炮。有的大孩子用子弹壳做火药枪，令我歆羡不已。最好玩的属打蜡枚。拿一段约鸡蛋粗、二寸左右长的木棍，把两端削尖呈菱形，就做成了蜡枚；再找一根比蜡枚略细、一尺多长的木棍，打磨光滑，就做成了蜡枚棒，再找一块没有障碍的场地，就可以玩了。在场地的一端划一条横线，将蜡枚置于横线中间，用蜡枚棒击打蜡枚向外的一端，使之腾空，斯时要眼疾手准地挥棒猛击腾空的蜡枚，使其向远处飞落（有点像打棒球的意思），谁的蜡枚落地最远，谁就赢了。这项游戏既锻炼目力，又锻炼臂力和腕力。可惜现在几近绝版了，五十岁以下的人玩过的不多，更不用说年轻人和儿童了。

后来村里办了私塾改良班，我又入学了。既云”改良“，情况比私塾好一些。这时我的童年时代便结束了，我的关于苦乐回忆的叙述也该就此打住了，只是抚今追昔感慨良多，不吐不快，所以再啰嗦两句。

我们那一代的儿童，特别是农村儿童，和今天的儿童在物质享受方面是无法相比的，我们那时既没有品目繁多的各类营养食品，也没有像样的玩具，至多不过是泥娃娃，琉璃子之类的。哪像今天，什么绒毛玩具、电子玩具、益智玩具等等，数不胜数，城镇儿童大多都会上网玩游戏。但在精神方面，却相对自由得多，既没有沉重的书包压身，也没有做不完的家庭作业压心，更没有被强制参加各种名目的课外辅导班的负担和烦恼。儿童的天性就是喜欢玩，如果把他们玩的兴趣给剥夺了，玩的 时间给压缩了，榨干了，那样的童年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当他们成年以后回忆起来，只有一片苍白和被强制的痛苦，岂不感到遗憾？我以为，在教育孩子方面，既要继承传统的严谨，也不妨借鉴西方的开放，任孩子独立思考，充分发挥所长，使其愉快健康的成长，岂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