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个人资料
林语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人，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贫穷的牧师家庭。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66年定居台湾，1976年在香港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林语堂既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又有很高的英文造诣，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
人物简介
经历
林语堂林语堂(1895年-1976年)，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发明家。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2]
英文译作
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于1940年、1950年和1975年三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婚姻家庭
烧掉结婚证书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龙溪(今漳州平和坂仔)，婚前曾有两位恋人。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他的第三位恋人。廖翠凤是鼓浪屿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而当二人拟订终身时，廖翠凤的母亲却有异议，说：“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却坚决果断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就是这句话一锤定音，成就了林语堂与她的婚姻。
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结婚后，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烧掉结婚证书，表示了他们永远相爱、白头偕老的决心。婚后不久，林语堂和廖翠凤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哈佛读了一年，助学金却被停了，林语堂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期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经济困难时，廖翠凤只得变卖首饰以维持生活。终其一生，林语堂在操守上也是绝对纯洁的。美色当前，欣赏一番，幽他一默，亦不讳其所好，惟不及乱耳。
与妻相处之道
如果廖翠凤在生气，林语堂连话也不说一句，保持沉默。倘若真的吵架了，也是吵过就算了，他的绝招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他认为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金玉良缘的秘诀
1969年1月9日，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一对喜烛点燃，林语堂夫妇悄悄庆祝结婚五十周年。林语堂把一枚金质胸针献给廖翠凤，上面铸了“金玉缘”三字，并刻了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 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 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 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 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认为廖翠凤属于接纳万物、造福人类的“水”，
而自己却是凿穿万物的“金”。
林语堂认为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与日俱增的。
有人问他们半个世纪“金玉缘”的秘诀。老夫妇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与“受”。在过去的一万八千多天里，他们相互之间，尽量多地给予对方，而不计较接受对方的多少。林语堂说：“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驭它。”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逝世于香港，灵柩运回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园，廖翠凤仍与他终日厮守。
主要作品
小说
林语堂作品《京华烟云》[4](Moment in Peking)，又名《瞬息京华》，张振玉译，
京华烟云 林语堂
《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
《赖柏英》
《朱门》The Vermillion Gate ，1953年
《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1947年(5版)，商务印书馆
《唐人街家庭》
《逃向自由城》
《红牡丹》
散文和杂文文集
《人生的盛宴》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名《中国人》
《剪拂集》，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
《欧风美语》，1933年
《大荒集》，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
《我的话》(第1卷，又名《行素集》)，1934年
《我的话》(第2卷，又名《拙荆集》)，1936年
林语堂作品《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年
《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年
《新生的中国》，1939年，林氏出版社《俚语集》，1940年，上海朔风书店
《锦秀集》，1941年，上海朔风书店
《中国圣人》，1941年，上海朔风书店
《语堂文存》，1941年，林氏出版社
《讽颂集》，蒋旗译，1941年，国华编译社
《拨荆集》，1941年，香港光华出版社
《爱与刺》，1941年，明日出版社
林语堂作品《有不为斋文集》，1941年，人文书店
《雅人雅事》，1941年，上海一流书店
《第一流》，1941年，上海地球出版社
《文人画像》，1947年，上海金屋书店
《无所不谈》，(1一2集，1969年，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年，开明出版社)，又名《无所不读》
《优游人间》，2007，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道家是个幽默派》 出自《道家二十讲》作者梁启超 出版日期：2008 之第五讲
《浮生若梦》，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
《开明英文读本》，开明出版社
《开明英文文法》，开明出版社
《语言学论丛》，1932年，开明出版社
《最新林语堂汉英辞典》，正中书局
《中国新闻舆论史》，1936年
《当代汉英辞典》，1972年
评论集
《新的文评》，1930年
《中国文化精神》，1941年，上海国风书店
《平心论高鄂》，1966年，文星书局
《信仰之旅——论东西方的哲学与宗教》，2005年，香港道声出版社
传记
《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武则天传》(Lady Wu)
译著
《冥寥子游》(中英对照系列)
《不亦快哉》(中英对照系列)
《东坡诗文选》(中英对照系列)
《幽梦影》(中英对照系列)
《板桥家书》(中英对照系列)
《老子的智慧》(中英对照系列)
《浮生六记》(中英对照系列)
创办刊物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
1935年创办《宇宙风》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
发明
以发明家言，林语堂早年即已立志发明“中文打字机”。当时，科学严谨的汉字检索系统仍未建立起来;又由于汉字本身是符号文字而非字母文字，长期以来人们对制成中文打字机的可能性多持怀疑态度。为解决这一难题，林语堂在数十年间锲而不舍地研究探索，自斥资金，购置设备，坚持不懈地一再尝试，以致一度倾尽家财、负债累累，而最终成功发明 了“明快中文打字机”，并于1946年在美国申请专利。六年半以后，到了1952年，他才取得该项发明的专利权。此打字机以“明快”命名，乃取其明易快捷之意，寄托了他希望人人都能顺利操作使用的心愿。除开“明快中文打字机”，他另有若干项小发明亦获得了专利——例如，其中一件是可以挤出牙膏的牙刷。
作品赏析
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⑦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⑧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
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白璧德讲“文章纪律”。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
语言运用上很恣肆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 ，“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Essay)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