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节优秀黑板报
五四运动是一场具有指导意义的革命运动，它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对我国近现代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随小编一起来做黑板报来庆祝这个节日吧。
青年节大事年表
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从巴黎致电到国民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4月29-30日，参加巴黎和会的英美法3国代表召开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第156、157、158条)，将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权益让与日本。
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透露："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5月2日，北京政府以密电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可以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呼吁："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北大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消息通报学生。
5月3日，北京各界紧急磋商对策。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举行示威游行，地点：天安门。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碰头会，商定了游行路线。一些准备以暴力行动惩办国贼的学生写下遗书。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在短暂的集会演说之后，队伍向使馆区进发。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到巡捕阻拦，学生遂推举代表请求会见4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以公使不在为由拒绝接受。3000余名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见使馆区不能通过，更加义愤满腔，队伍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学生们边行进，边宣传，"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每周评论》1919年5月11日)下午4时许，学生涌至曹宅前。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率先跳入宅内并打开宅门，学生大队涌入，痛打了正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遍寻曹汝霖不着，激愤之下，于4时30分左右怒烧其宅。之后军警赶到，搜捕学生，被捕者共32人。
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远在郊外、未参加4日行动的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5月7日，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
5月9日，为爱护北大，蔡元培怀着复杂的心情秘密出走。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并组织"护鲁义勇队"。
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次日，北京学生出动比3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被捕学生太多，学校亦征作监狱。
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
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
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实际上，中国代表由于住所被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已无法外出赴会。
纪念五四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90年，以及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是要更好地总结历史，探讨五四精神的当代意义，发扬传统精神，推进五四运动提出的、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30年的周期不知历史是巧合还是确实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总之，这距今30、60、90年的三件重大历史事件都被永久地载入史册。
90年前“五四运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随着60年前新中国的建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祖国尚未统一，危机意识不能忘却。爱国，自强，振兴中华，始终是全民族的政治基础和凝聚、鼓舞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重要的精神动力。国富民强还需要进行艰苦奋斗。
30年前，“科学、民主”在邓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对“科学、民主”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要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兴国需要靠科学，物质层面需要科学，精神层面也同样需要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再次以全新的角度诠释了科学与民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思想，其中“以人为本”的概念可以说是“民主”的最高境界。“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是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概念的扩展和延伸。
北师大博导王富仁教授在讲述五四运动时，用了一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新鲜。” “没有过时”，则说明依然需要发扬，“依然新鲜”，则依然可以作为指导我们的进程。我想这句话也许是对纪念“五四”的意义的最好注释。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
在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中，五四运动不仅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启迪了人们的心智，影响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选择。正是在五四运动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变，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青年》杂志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3年春，青年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在湖南一师求学过程中，毛泽东目睹了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军阀、官僚和财主们的横行霸道，更看到了穷苦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和呻吟。面对这一切，毛泽东的心，一刻也无法宁静，他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和方法。
在这个时候，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正悄然兴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创刊了。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一师，唤醒了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
当时，湖南一师教授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毛泽东后来曾对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1917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以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上。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变化，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学会在毛泽东等组织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此后，学会的主要会员，大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勇猛急进的无畏战士。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后来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并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直至热血和生命。
第一次到北京，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了。那时刚好有鼓吹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传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人去法国做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于是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修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四等舱从上海去法国。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这一运动的又一成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革命干部。
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是艰辛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时他们每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毛泽东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了很低，但是就这几块钱的生活费还是很难解决。10月间，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虽然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也能够糊口了，而且还能够在图书馆里读书，毛泽东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遵循“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让他非常兴奋。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很有帮助。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得到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他后来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青年登船赴法。之后，他决定回湖南去。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工资不高，但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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